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位于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风雨茅庐”，是郁达夫在杭州的两处故居之一。不同于富春江畔的出生地和少年时代居所，场官弄故居是郁达夫1933年从上海移居杭州后，自行设计、建造的清水砖别墅。2015年，经过全面维修和陈列布展，“风雨茅庐”再次对公众开放，以展现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和爱国精神。

场官弄故居紧邻老浙江图书馆，建筑为砖木结构，斜屋顶，墙体由灰色清水砖砌筑，呈东西向长方形。进入故居大门，中间为天井和一颗老梧桐树，两侧有几间平房。穿过天井，可以看到台基高筑的三间正屋，坐北朝南，围绕着木柱回廊。正屋中间是客厅，厅东西两侧为卧室。三间正屋现已改为郁达夫生平事迹陈列展。

走进正屋，客厅上方悬挂学人马君武所书的“风雨茅庐”横匾，郁达夫曾在1935年11月的《冬余日记》中写道：“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生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作为避风雨的场所，郁达夫曾打算在此久居，他接着谈到，为了建这处住所，而“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郁达夫对“风雨茅庐”投入大量精力，与其对现实的失望是不可分的，在上海，他见到的是新军阀政府的腐败统治和蒋介石实行的白色恐怖。面对进步人士不断遭到迫害，自己又无法冲破现实势力，故而选择离开上海，向往能在杭州找到一处不受干扰的地方。在杭州期间，他流连于山河湖海，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名士式的闲情逸致。

对于郁达夫的选择，鲁迅曾在他到杭州半年后，赠诗给其夫人王映霞，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该诗的手迹原悬挂于客厅东壁。鲁迅诗云：“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鲁迅在诗中借古喻今，说明杭州也不是传说中的天堂，尾联则希望郁达夫举家离开杭州，投身到“旷远”中去。郁达夫将此诗挂于客厅，体现出他内心矛盾交织的心理，这似乎也能从他移居杭州次年，不远千里经青岛前往北平（今北京），体味故都“秋味”而写下的《故都的秋》中感受到，郁达夫虽身处杭州而心系远方，文章开篇便谈道：“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文章对北平之秋的描写，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故土深远的忧思。

客厅西侧房间是主题展“烽烟燃气笔作枪”，展现了郁达夫离开“风雨茅庐”后投身抗战的历程。1936年，郁达夫赴闽就任省政府参议。这是郁达夫一生重大的转折，是他全身心投入抗战的开始。展厅陈列着一封当年郁达夫赠郭沫若的诗笺，也在同年，他秘密赴日劝说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他写下《黄河两岸》等战地通讯，成为抗战时期最早涌现出来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之一。1938年底，郁达夫南下新加坡，成为新马文艺界、新闻界的中心人物之一，先后主编过十余种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其中包括对华人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繁星》。他在几年的时间里，撰写了数百篇政论文章分析当时国内的军事形势，同时号召国民及海外华人团结抗日。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与胡愈之等人到印尼苏门答腊避难，他利用任翻译的便利，保护了许多华侨和印尼人民。1945年，郁达夫因在翻译过程中得知日军的大量机密，而被日本宪兵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展厅还设置了“赋到沧桑句目工”主题展，介绍郁达夫求学经历与文学活动，郁达夫少年时代曾就读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杭州府中学堂、浙江大学预科班，后随长兄郁曼陀赴日本留学。1921年，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共同组织成立创造社，并任《创造》等杂志的编辑。郁达夫于同年出版小说集《沉沦》，成为“五四”以后较早出版的新文学白话体小说集，后又发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等。展厅有一张郁达夫与鲁迅唯一留存的合影，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1928年，郁达夫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后又与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看完两个主题展，使人感觉到郁达夫人生中的两个阶段似乎通过“风雨茅庐”连接在一起，这处住所见证了他从进步作家到爱国战士的转变。在移居杭州之前，郁达夫以文学活动为中心，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感伤的浪漫主义色彩，而离开杭州之后则以笔为枪，投身抗战，以严肃的议论，展现出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以及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我们在他后期的一篇文章中能感觉到这种转变，他说：“文艺假使过于独善，不与大众及现实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则象牙之塔，终于会变成古墓。”

离开正屋往东，通过月洞门便进入后院，后院建平房数间，为书房和客房，现已还原为当时的场景，并陈列有郁达夫的书稿作品。院内还有一眼水井与竹林假山，环境幽雅。置身书房，不由得感受到郁达夫所营造的诗意、安宁的创作空间和体现出来的文人趣味。然而，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郁达夫终没有放下院墙之外的民族国家，选择离开“风雨茅庐”，直面现实的斗争，就像他在南洋时期所说的一句话，“在艰难奋斗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文人，总比生长在温暖逸乐的环境中的人，要坚强伟大”。此刻，不禁从郁达夫的离开中，感受到与中国历代进步文人一脉相承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

从后院回到故居门口的路上，当再次经过正屋，客厅中央郁达夫半身铜像下方书写着的他的文字“我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战士”便显得更加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