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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情感记忆的“片断”历史——作为回忆性文本的《商市街》及其表意功能

摘要：时间与地理上的回溯使萧红的《商市街》呈现出回忆性文本的特质。借用文化记忆研究理论中“个体记忆与认同关系”的视角，会发现作为叙述主体的萧红在1935年的上海，分别从写作者身份的确立与梳理旧日情感关系两条记忆路线，对1932-1934年哈尔滨的经验主体萧红，展开了记忆材料的选择、组织和重新编码。这是萧红在遭遇情感危机之时，回顾自己在历史断裂的时间缝隙中，筑巢商市街、完成“写作者”身份转换的艰难过程，鲜活的情感记忆是她完成不同层面个体认同的方式。由此形成《商市街》感觉化抒情表意风格，以及集中在情感经验层面的回忆书写。而这种侧重于对个人生活史与心灵史的讲述，也以个体血肉标记的方式连通了“片断”的历史，并进一步形成萧红回忆书写的特征，即个人情感记忆越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以心灵感受重新对历史进行排序的原则。

关键词：《商市街》  情感记忆  身份认同  情感认同  地方性历史

在萧红的作品序列中，《商市街》与《生死场》共同奠定了她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地位。（鲁迅和海伦•福斯特说，“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根据季红真《萧红大传》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萧红是在两书出版后，基本可以做到以稿费谋生。）作为萧红的第一部散文集，《商市街》记录了她1932至1934年在哈尔滨的生活，但酝酿和写作的时间却是在1935年的上海时期。这种时间上延宕的、地理上迁徙的写法，以文学文本再现记忆的“共存”式时间视角，以及沿着后设历史向前追索的写作路径等，都使《商市街》成为可靠的回忆性文本。而作为回忆性书写，萧红在《商市街》中感觉化的抒情表意方式，为我们考察叙述主体和经验主体之间的关系，作者从前的记忆在怎样的现实情境中被唤起，两个时空是否存在连续的（或断裂的）意义生成等问题，提供了可参考的对象。而她情感记忆的独白式倾诉中，以记忆连缀着历史场景的片断，也贡献了个体生命体验接通地域性历史的方法。

一

作为萧红的第一本散文自选集，《商市街》的出版在当时即确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地位。该作初版于1936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面世后市场反响很好，不到一个月就再版。文学界的反馈也好，除了鲁迅对她的认可，预言她将超越丁玲的文学地位；胡风也肯定了萧红的写作才华，称赞她是靠天赋写作的；聂绀弩更是直接以《商市街》作为鼓励萧红的成绩，“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王观泉《怀念萧红》，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商市街》作为散文写作的典范，已经是准入文学史的经典范本，在各个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散文史中被广泛、持续地讨论。（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起，萧红的散文几乎被收录到各个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或现代散文史中。） 1936年版的散文集《商市街》一共收录了文章41篇，是萧红生前本人参与编校的版本。该文集记录了萧红从生产出院后，到离开哈尔滨去青岛之前的生活。在萧红倏忽而逝的一生中，“商市街”时期是她的社会/文化身份，成长为职业“写作者”的重要转场阶段。

1932年8月，萧红在哈尔滨市立医院生产完，因无家可归，被萧军接到朋友裴馨园家。裴馨园当时是《国际协报》文艺版的主要负责人，收入稳定，是一众朋友中经济状况最好的。然而长期的寄住引起裴家家眷的不满，裴馨园为了家庭和睦而请他们离去。二萧实在无处可去，裴家见状举家搬迁到另一处住所，日常用品也都带走，萧红和萧军这才不得已搬到欧罗巴旅馆，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由于二人都无积蓄，萧军需要每日外出筹钱，加上他以往自由惯了，往往出门就是一整天。萧红独自留在旅馆里，长时间的隔绝独处、思考、游荡，形成她这一时期主要的生命经验，也为后来的回忆写作储备了材料。不久后，萧军因为找到了一份家庭武术教师工作，二人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落脚之地，商市街25号，也就是萧红后来用作散文集名字的地址。在离开哈尔滨之前的十九个月（1932.11—1934.6），萧红和萧军一直居住在这里。

从《商市街》的内容构成来看，所记之事并不都发生在商市街25号。回忆的叙述起点实际上是从《欧罗巴旅馆》开始，而欧罗巴旅馆是位于哈尔滨的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是与商市街（今红霞街）相隔不远的两条街。在《商市街》的41篇中，围绕这一时期的生活展开的文字有7篇之多，分别是《欧罗巴旅馆》《雪天》《他去追求职业》《家庭教师》《提篮者》《来客》《饿》，从篇幅上看，几乎占了集子的六分之一，而且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饿》就是记忆在这里的感觉。也就是说，萧红的《商市街》不只记录了时间地理上的“商市街”生活，还包括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馆，是哈尔滨时期她与萧军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

对于萧红来讲，商市街时期是她完成自己个人文化身份转换的重要场域。如果说生产前，她是与张家决裂的女儿、被汪家抛弃的媳妇，是旧的文化秩序里被放逐的女性。那么她在商市街，一方面有了志同道合纠缠一生的爱人，另一方面也完成了“职业写作者”的身份转型。这两方面都与后来《商市街》的写作发生着时间、身份和意义等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商市街》的写作状况来看，前者构成了萧红的创作冲动，但后者才是她在回忆书写中真正形成的自我认同。从她受困于东兴顺旅馆时，主动写信给《国际协报》，陈述自己的遭遇、借书、并求助，到商市街生活期间看到《国际协报》征文，在友人的鼓励下主动写文章投稿，再到最后小说被采用，以《王阿嫂的死》为题发表在1933年的《国际协报》元旦特刊上，萧红在商市街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她从此成长为哈尔滨第一个靠稿费为生的职业女作家，每千字可得1元哈大洋，后来又成为特约记者，每月可在《国际协报》领20元哈大洋（当时的物价水平是3元钱可以买一袋上好的德国面粉）。经济状况的改善给了萧红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萧红在这一时期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萧军一起被誉为东北文坛的“两颗新星”。《生死场》的前两章也是在这里完成，萧红迎来了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形成了自己感觉化、真挚倾诉的风格，以后的《商市街》只是延续着这个时期的水准发展。”（季红真《萧红全传》，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页。），她在商市街完成了身份转换，开始成为真正的“写作者”。

二

记录并表现这一转身过程的心灵感受，是她的散文集《商市街》。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商市街》是自传体形式的回忆性文本。无论是从1935年回想1932年，还是在上海遥望哈尔滨，时间和地理距离都使该作品集呈现出回忆性写作的特征。虽然说文学作品本身就承担着记忆功能，“文学是文化的记忆，不只是一种记录的工具，更是纪念行动的载体。……写作既是一种记忆行为，也是一种新的阐释，新文本由此侵入记忆空间。”（[法]蕾娜特•拉赫曼《文学的记忆性与互文性》，选自《文化记忆研究指南》，孙江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73页。）但相比“记忆小说”或者其它“类记忆”的虚构文本，萧红的《商市街》因为记录心灵感受和情感体验，被默认是自叙传式书写，“它是一本自传体的作品”；而与一般自传体文的最大差异是，该作不仅“叙述作风不同”，而且“文艺技巧非常突出，非常新鲜。所回忆的事件是以创造性的笔调表示出来的。”（[美]葛浩文《萧红评传》，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72页。）也因此，是“萧红所有作品中最有自传性和最有力、动人的作品。”（同上，第73页。）正是基于对《商市街》的自传体式回忆书写的默认，有关萧红的文本传记如季红真的《萧红大传》、传记电影《黄金时代》等，也都以该文集收录的文章为依据。

作为回忆性文本，讨论《商市街》就意味着我们要同时面对叙述主体与经验主体的问题。因为从现实回忆过往，文本的展开中会同时存在叙述主体和经验主体“两重主体”。无论他们彼此相隔多久距离多远，在回忆性书写打开的瞬间，他们都会对话或者对抗，因为在视角上，两个主体有共存的时间视角（co-present），“过去和现在的多重时间维度以种种复杂的方式相互搅合在一起。”（[法]波吉特•纽曼，《记忆的文学再现》，选自《文化记忆研究指南，》孙江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16页。）在《商市街》中，集中表现为1935年春夏之交的写作者萧红，和1932至1934年时间连续体中的无数个经验主体悄吟。后者将在被回忆、被叙述的过程中，以某种方式实现与前者相遇，而相遇的过程，就形成了个体记忆与认同的关系式。对此，波吉特•纽曼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当已易代的叙述主体不断回忆经验主体的经历体验时，真实的“经历经验”与被回忆的“经历经验”便产生了某种张力。这乍听上去似乎与叙述学或新历史主义的某种观点近似，但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个体记忆的书写目的不是为正名或辩伪，而是围绕“个体”的维度与遗忘作抗争，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遗忘，都只和个体的认同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叙述主体对于经验主体之经验的回溯性表述，是个体记忆在被找回时，过去与现下是否发生关联，叙述主体与经验主体之间能否相互作用，个体的记忆能不能完成自我认同等一系列问题。

由记忆书写连接的“两重主体”中，叙述主体无疑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它决定了回忆行为与回忆的起点，将那些留存在历史时间中的经验主体，在回忆的通道里重新激活，唤醒经验的记忆。只是这种回忆的唤醒行动本身充满着未知的风险。因为历史的叙述虽然是理性的，但历史的发展却是非理性的。如何在记忆书写的过程中将经验主体有效纳入，形成“时间的连续体”中从经验主体到叙述主体的统一，是过去和现在能够建立联系、个体记忆作用于认同的基础。但不可测的风险是，记忆因为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如果叙述主体缺乏对记忆的整合能力，或者无法唤醒记忆中的经验主体，并在有说服力的逻辑里完成关于记忆的叙述，那么记忆里的过去与当下便无法形成可靠的联系，叙述主体与记忆里的经验主体彼此只会慢慢模糊，最终断裂，作为叙述主体的自我便无法通过回忆叙述找到认同的路径或形式。

正如所有的回忆性叙述都天然地带有某种建构目的，“构成了对于过去的一种想象性（重新）建构，回应的是当前的需要。这种概念性、思想性的记忆小说由倾向、偏见和价值观念组成，它们为理解过去和现在提供了一致的代码，在文学剧情和神话中得到了最简洁的表达”。（同上，第414页。）《商市街》的回忆叙述中，关于写作者身份以及自身情感是文集中叙述主体的回忆主线，也构建起叙述主体和经验主体的互文关系。尤其是写作者身份。写作《商市街》时期的萧红已经是上海滩的知名女作家了，她出版了《生死场》，被鲁迅、胡风等人盛赞。但几乎是同时，她也听到来自她最亲密的、信任的爱人萧军的否定，他曾多次公开质疑萧红的“散文”式写法。在这样两极的评价中完成的《商市街》，是观察萧红如何调动记忆，展开建构，怎样连接个体记忆和认同的可靠样本。

《册子》一文可见，商市街生活时期，萧红已经不满足于作品的见报发表。1933年10月，他们以认股的方式集资自费出版了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其中收录了萧红商市街时期创作的《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5篇小说和散文。为了尽快出版，二人耗尽力气，即使眼睛刺痛、手指骨节胀痛得厉害，萧红也没日没夜的坚持抄写。装订的时候赶上中秋工人放三天假，两人因为急于看到成书，决定不等工人，自己动手装订，“在阴沉沉、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只有萧军和萧红两个人，一边捶铁丝钉，一边数页子，一边抹糨糊，居然装订起100本。”（季红真《萧红全传》，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页。）尽管艰苦，但萧红仍自觉内心有“大欢喜”，“第二天，我也跟着跑到印刷局去。使我特别高兴，折得很整齐的一贴一贴的都是要完成的册子，比儿时母亲为我制一件新衣裳更觉欢喜。……我又到排铅字的工人旁边，他手下按住的正是一个题目，很大的铅字，方的，带来无限的感情，那正是我的那篇《夜风》。”（萧红《册子》，选自《商市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在时隔两年后，作为叙述主体的写作者回忆起当年的经验主体的感受时，依然能够作出如此饱满、激动的“在场”式情感表达，可见在萧红的写作意识里，“成为写作者”是她站在当下回溯过去时，必然要寻找的逻辑起点。就像她回忆过程中突然由经验主体转向叙述主体的一句弹幕式的评价，“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阶段，最前的一个阶段，册子就是划分这个阶段的东西。”（同上，第113页。）此后，萧红的生活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写作者身份，任何人生决定都在无意识里与此相关，最典型的是《又是冬天》里被迫去青岛之前，她舍不得离开的几个首要原因之一就是写作的条件，“秋天，我们已经装起电灯了，我在电灯下抄自己的稿子。”写作者的身份已经在她的记忆心理层面，形成了自我身份认同。

情感的认同也有清晰的回忆路径。从《商市街》的开篇《欧罗巴旅馆》开始，经验主体便处于某种若即若离的情感关系中，“他——朗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同上，第1页。）“那时候”是经验主体情感起点的时刻，“那时候还是”意味着在意义关系上与当下的叙述主体是割裂的。那么，“如何割裂”，或者说情感逻辑里“割裂”的形成过程，就变得格外重要。在《商市街》的生活记录里，情感割裂的细节几乎隐藏在每一个叙述段落里。《家庭教师》是两人初在一起时，萧红在想着怎么给萧军补袖口上的破洞，萧军却在思念曾经令他疯狂的敏子姑娘，“‘很好看的，小眼眉很黑……嘴唇很……很红啊！’说到恰好的时候，在被子里面他紧紧捏了我一下手。我想：我又不是她” （同上，第19页。），情感的不忠在最初便埋下了危机的种子。《提篮者》写二人忍饥挨饿，每次获得一点食物，萧军并没有多照顾萧红。在萧红的回忆叙述里，她都是只吃剩下的一点残渣，“喝开水，他也是一直喝，等我向他要，他才给我。”即使在公认的“蜜月期”，外人看来“‘他出去，你天天等他，真是怪好的一对儿。……和你度蜜月的人回来啦，他来了’”，经验主体的感受也多是孤独，“好寂寞，好荒凉的家呀！”（《他的上唇挂霜了》）这种感受越到后期越明显，《当铺》里，萧红典当了一块钱，买了十个包子，萧军一边埋怨当的钱少了，一边又把十个包子全部都吃光了，“他在吃包子的嘴，看起来比包子还大，一个跟着一个，包子消失尽了。”《买皮帽》里，萧红陪着萧军去买御寒的帽子，可是白白走了一天，连颗瓜子都没吃到，“风雪吹着，我们走回家来了，手疼，脚疼，我白白地跟着跑了一趟。”从情感表达上，经验主体已经从嗔怨到灰心。直至文集最后的几篇《夏夜》《一个南方的姑娘》《患病》《十三天》《拍卖家具》《最后的一星期》，萧红的回忆显出芜杂和绝望，萧军情感游移耗尽了她的热情，“第八天朗华才来看我，……穷人是没有家的，生了病被赶到朋友家去，已经第十三天了。”（同上，第145页。）随着逃往青岛的日子越来越近，叙述主体的情感修辞也越来越像是在与旧日的一切告别，“共患难的小锅呀！与我们别开，伤心不伤心？”（同上，第147页。）（《拍卖家具》），这是叙述主体与经验主体相统一的时刻，向着商市街、经验主体，以及糟糕的情感关系作内心诀别。

一个基本的文学史常识是，写作《商市街》时期的萧红，正处于和萧军的情感危机中。许广平回忆创作期间的萧红，“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萧红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却转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满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许广平《我与鲁迅》，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第185页。）如果欧罗巴旅馆作为《商市街》的回忆起点，那么萧红在创作时期的孤独和分离之心，无疑在共存的时间视角（co-present）中加深了她对经验主体感受的表述，于是，寻回记忆的过程就更像是顺着“历史的意义链”寻找“历史证据链”的过程。她在上海时期的孤独，在商市街时代找到了病灶。在叙述主体的现实处境里，经验主体提供了与之发生关系的事件与情感体验，两重主体实现了统一，现在与过去也发生了联系，完成了个体的身份与情感的认同。

三

《商市街》的回忆性书写主要集中在作者个人的情感体验，但萧红对个人生活史（心灵史）的讲述，同时也以个体血肉标记的方式连通了地方小历史，比如哈尔滨的城市移民史、左翼文化运动、中东铁路相关的地区政治史以及东北的殖民史、武装抗战史等等。这种并不根据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为顺序、且不以历史事件为背景，只强调社会历史大势对于自己内心情感冲击的心灵表述，虽然只呈现出社会历史的片断，却也使萧红找到了进入历史的独特路径。

从《商市街》的记忆叙述逻辑看，萧红接通历史的时间形式，是写作顺序代替历史事件的顺序。写作的先后顺序依据她内心的情感经验，比如最后才出现的《又是春天》，有对中苏战争的直接描写，“后来，我们去看一个战舰，那是一九二九年中和苏俄打仗时打沉在江底的，名字是‘利捷’”。（萧红《又是春天》，选自《商市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这段描述关系到19世纪末中东铁路修建和日俄战争史，不仅发生在萧红搬到商市街生活之前，甚至是在萧红出生之前的历史事件。哈尔滨的城市移民史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之都”，涌入大量俄罗斯人。“1903年，在哈尔滨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实，有超过5万俄罗斯居民。哈尔滨的飞速发展，导致了其居民数量在临近在1917年之际超过了10万人，其中俄罗斯人超过4万。根据俄国国内战争之后，在满洲里曾有将近40万俄罗斯移民：白军军官、哥萨克、贵族阶层代表、商人、神职人员以及文艺界、科学界的知识分子。”（[俄]谢尔盖•科尔舒诺夫：《一个俄罗斯人的哈尔滨情结》，阿斯图文化系列丛书编写组译，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47页。）这构成了整个《商市街》总的社会生活背景。也因此，我们能够在第一篇《欧罗巴旅馆》里，就看到“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看到“俄国管事”“日本宪兵”；看到《雪天》《他去追求职业》《饿》等文本中反复提到的列巴圈、红肠；看到贯穿整个商市街生活的描述中，出现无数次的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作为《商市街》的日常生活背景，萧红个人心灵史的书写，以记录城市剪影的方式记载了历史，尽管是片断的历史。

这也几乎成为《商市街》进入社会历史的方式。萧红并不敏感于宏大历史，她情感体验的记忆索引出的多是地方小历史。如《买皮帽》是殖民史的标记，“‘你的……什么的要？’出摊子的人这样问着。同是中国人，却把中国人当做日本或者高丽人。”是关于日俄战争后东北殖民史的记忆。《册子》《剧团》是左翼文化运动的标记，“关于册子除了谣言：没收啦！日本宪兵队逮捕啦！”“册子带来了恐怖。黄昏时候，我们排完了剧，和剧团那些人出了‘民众教育馆’，恐怖跟在我们后面。门扇，窗子，和每日一样安然地关着。我十分放心，知道家中没有来过什么恶物。”自费出版《跋涉》后，萧红和萧军因为触及了官方的出版法规，成为被监控的对象。萧红从恐惧体验中了解到左翼文化运动在东北的发展形势。《生人》是东北武装抗战史的标记，“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着笑声，那个人是盘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萧红《生人》，选自《商市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在有限的描述中，萧红将1933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历史嵌入她在商市街的记忆，以“煎饼煎糊了”的强烈个人感受，载入1933年的东北武装抗战史。

以个体的心灵感受和情感经验接通地方小历史，是萧红回忆书写的重要表意策略。这种记忆的重述与新历史主义等后设历史学诸多方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叙述主体不那么在意历史事实，而是更关注对于史实的叙述和阐述所生成的“历史意义链”，围绕个人史或个体认同而展开的反思和回溯基于此，对记忆的选择和遗忘也基于此。所以个人情感记忆才会越过历史事件，成为个人对历史的排序原则，就像即将与哈尔滨城永久离别之际，暗示两萧感情的《一个南方的姑娘》突兀地出现在《商市街》的末尾几篇，是历史对于个人情感记忆组织原则的让步，也是历史激进主体与边缘性小资文化群体的边界性区隔。

作为“历史的人质”，萧红以“抗日作家”的身份进入上海文坛。遭遇情感危机之时，以真挚倾诉回顾自己在历史断裂的时间缝隙中，筑巢商市街、完成“写作者”身份转换的艰难过程。鲜活的情感记忆是她完成不同层面个体认同的方式，感觉化的心灵史书写沟通了东北地区的小历史，在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连接处，回忆性文本《商市街》提供了生命经验接榫地方性历史的思路。

[赵坤，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回忆录'的整理与研究（1978-2017）”（18BZW126）及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延安妇女类报刊（1935—1948）与解放区“新女性”的文化镜像”（18CQXJ3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