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曹景行兄比我大一岁，是名副其实的兄长。1993年上半年，我访学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有机会结识已在香港《亚洲周刊》工作的曹兄，而结识地点正是港岛北角的罗孚先生寓所。

1993年5月11日下午，我按约到罗寓拜访，这是我第二次到罗先生家。曹兄已先我而至，罗先生向我介绍：曹景行，曹聚仁公子，原在复旦。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我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当然不会不知道曹聚仁的大名。我参加注释的鲁迅1934—1936年的书信中，致曹聚仁函就有14通。罗先生也多次向我谈到曹聚仁，尤其是他与曹聚仁合作，在香港发表知堂晚年作品事。但没想到曹聚仁的儿子也追随父亲的足迹到了香港，也与父亲一样从事记者和时事评论工作了。我看得出来，曹兄很敬重罗先生。当时有一个细节，我记忆犹新，罗先生家那只已高龄的白猫，曹兄和我都逗它玩了一阵。当晚，罗先生在附近餐馆赏饭，我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晚罗孚宴请，见曹景行谈知堂致曹聚仁书信事。”

这次初见后，好长时间未与曹兄再联系，几乎相忘于江湖了。但我知道曹兄后来加盟“凤凰卫视”，干得风生水起，已成了海内外著名的媒体人。直到2010年前后，记得一次《收获》的程永新兄招宴，与曹兄在饭桌上阔别重逢。我们聊得很开心。那时我已通过香港鲍耀明先生的介绍，也结识了曹兄的姐姐、表演艺术家曹雷。我与曹兄又谈起知堂致曹聚仁书信的重新整理出版一事，因为香港虽已出过《周作人曹聚仁通信集》，却编得很不理想。他答曰：他太忙了，此事他姐姐在处理。

此后，我与曹兄算是恢复了联系，虽然联系仍不频繁，颇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曹兄已回到上海，仍是那么精力充沛，那么四处活跃，在电视上，在各种不同的场合。2018年12月，我主编的《现代中文学刊》第6期拟刊出知堂研究专辑，我想到了曹兄，向他约稿。他二话没说，一口应允，与女儿曹臻合作，撰写了《“只求心之所安”》一文，回顾了乃父曹聚仁、罗孚与知堂的交谊，尤其较为完整地评述了《知堂回想录》的撰写、连载和出版的艰辛曲折过程，颇具史料价值，使这期拙编颇为增色。“求心之所安”是曹聚仁《〈知堂回想录〉校读小记》中的原话，意为出版《知堂回想录》不求有功，只“求心之所安”，“知我罪我，我都不管了。”此文后经修订，收入2019年香港地区牛津大学出版社新版《知堂回想录》。曹兄曾担任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和高级访问学者，但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评论，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

我和曹兄互相加了对方微信。他确实不负“一个人的通讯社”的美誉，每天在朋友圈转发的微信达数百条之多。他为此特别告我：我发的信息很多，你没兴趣，忽略就是。他经常转发我在朋友圈的发文，但他逝世后我才知道，他2月7日转发的最后一批微信中，竟有我的一篇《漫谈“百花散文小丛书”》。我马上上网查看，发现此文前一篇《徐志摩拜年》，他也及时转发了。我这些谈文说艺的小文，在他大量转发的政经微信中实在突兀，也不会有多少人阅读，真难得他的好意！令人痛惜的是，已无从谢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