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刘慈欣《三体》的德译本在德国面世，并于2017年获得库尔德·拉斯维茨奖（Kurd Laßwitz Preis），新世纪的中国科幻开始受到德国读者关注。几乎同时，在中德科幻交流中，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几位年轻人与他们筹办的《时空胶囊：中国幻想故事》（Kapsel：Fantastische Geschichten aus China，以下简称《胶囊》）杂志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胶囊》第4期封面

诞生于2017年的《胶囊》是一本致力于在德语世界译介和传播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杂志。它以中德双语出版，编辑部由Lukas Dubro，Felix Meyer zu Venne，Shen Chong组成，设计和排版出自马里乌斯·温克尔（Marius Wenker）之手，鲁本·菲茨迈尔（Ruben Pfizenmaier）负责项目策划和推广。迄今为止，《胶囊》已出版4期，前3期分别介绍了迟卉、夏笳和江波等新生代科幻作家的作品，2021年出版的第4期为特刊，邀请了宝树、吴霜、安雅·屈梅尔（Anna Kü mmel）和蒂姆·霍兰德（Tim Holland）4位年轻作家以“梦/乌托邦”作为共同主题，通过中篇小说和科幻史诗的形式描绘他们的未来构想。在作品之外，每期杂志还以中德双语刊出作家访谈和读者来信，并邀请艺术家为作品绘制插画和配音朗读。此外，编辑部在2019年和2020年邀请了陈楸帆、刘宇昆、宋明炜、王侃瑜、江波、夏笳等科幻作家和学者在柏林与德国本土艺术家、读者进行对谈和交流。为了解《胶囊》杂志以及中国科幻在德国的译介情况，笔者采访了《胶囊》杂志负责人和发行人卢卡斯，以及主编和主要译者麦子丰。

01

《胶囊》：德语世界的中国科幻杂志

程林：《胶囊》杂志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以及推广中国科幻文学的初衷是什么？

卢卡斯：《胶囊》杂志是我在柏林自由大学的硕士论文项目。我学习的是应用文学专业（Angewandte Literaturwissenschaft），学生们可以开发和实践自己的项目。该专业课程非常注重实践，授课老师大多来自文学产业的各个领域。在研讨课上，我们学习如何写文学评论，计算一本书的成本，或者组织一次成功的朗读会。我的许多同学都曾有在出版社或书店工作的经历。对于开发《胶囊》这样的项目来说，我们这个专业是完美的平台。正是在硕士学习期间，我与现在出版《胶囊》的弗吕维尔克出版社（Fruehwerk）建立起了联系。

我们的初衷是通过《胶囊》激发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尤其是那些之前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学的读者。为此，我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让故事文本更容易被接受，例如通过优化造型排版，附上作者采访、信件与随笔，以及举办各种活动。这点我之后会具体介绍。

同时，我们也想要畅谈未来，并为此寻找一种全新的叙述语言，探索新的景象。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格外令人振奋的时代。因此，我们希望看到不同观点的碰撞，不同学科领域的人能彼此交流沟通。

程林：杂志为何选择“胶囊”（Kapsel）这个名字，这个德语词有何寓意？

卢卡斯：我非常喜欢Kapsel这个单词的发音。它在德语中有两个含义：太空舱盒或药丸。法国编剧和导演列奥·法维耶（Léo Favier）在读《胶囊》杂志时，想起了日本动画《龙珠》『ドラゴンボール』，里面有个“万能胶囊”（hoipoi-Kapsel），只要轻轻一按就能变成一辆滑板车、一栋房子或一架私人飞机。他认为，我们的“胶囊”同时打开了两个巨大的世界：一个是虚构的世界，即在第1期《胶囊》杂志中迟卉小说《虫巢》里的角色世界；另一个是真实的世界，即由迟卉等作家所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领域。

程林：为何《胶囊》主要关注“80后”和“90后”科幻作家群体？《胶囊》选择作者和作品的依据是什么？

麦子丰：这应该是个巧合。我不依据作者的年龄段来选择故事，也没有聚焦于单一的“一代人”。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作品的主题和叙事手法。我总是尝试找到能带给我惊喜的故事，或者说让我一见钟情的故事。

程林：《胶囊》译者的翻译风格是什么？在翻译科幻作品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麦子丰：在翻译方面，我们最关注德语译本是否能反映作者意图。原作的情感和画面感对于德文翻译至关重要，这也是我们想在译本中着力体现的。此外，译本必须能作为独立的文本存在，这意味着，读者在阅读时不会感受到翻译的痕迹。

如何平衡译本与文本间的距离，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希望把作者的意图移植到德语中；另一方面，我们有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原文，以使译文能够便于德国读者理解并维持其文学性。处理涉及科学或技术的段落总是很艰难，特别是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熟悉作品所描述的科技原理。因此我需要查阅资料，或者尝试与作者进行沟通。不过，不得不说，尽管这部分工作非常耗费精力，但我十分乐在其中！

程林：德国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杂志？《胶囊》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卢卡斯：很可惜，我们是德国唯一专注中国科幻文学的杂志。由于杂志的发行量非常小，我们目前仍依赖于机构资助。接下来几年，我们希望能增加发行量，并定期出版。我们都是科幻文学爱好者，希望激发更多读者阅读中国优秀作品的热情，所以我们把《胶囊》视为推介中国文学的窗口。

麦子丰：由于我们是用德语出版的杂志，国际影响力有时会受限。国际范围内，德语远不如英语普及，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读者群。

02

《胶囊》与中德科幻交流

程林：《胶囊》组织了哪些与中国科幻相关的活动？如何与中国科幻作家展开交流？

卢卡斯：2017年，《胶囊》第1期出版。对我们来说，给作者足够的空间来介绍自己和作品是至关重要的。另外，我们也同样看重读者与作品的互动。

2017年5月，为了庆祝《胶囊》第1期的发行，我们在柏林的艾酷特艺术中心（Kunsthaus Acud）组织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在那里，我们放映了雷奥·法维尔（Léo Favier）的电影《火山之后》（Apèslevolcan），从杂志创刊起就为我们提供学术顾问支持的汉学家施莉可（Frederike Schneider-Vielsäcker）开设了讲座，加拿大音乐家里夫·霍尔（Lief Hall）的音乐表演。

两年后，我们非常幸运地得到了柏林市政府的资助，得以在艾酷特艺术中心举办系列讨论会。为此，编辑部有幸邀请到了仰慕已久的作家迟卉、江波、王侃瑜、夏笳、陈楸帆和刘宇昆来到柏林参加我们的系列讨论。在这5个精彩绝伦的夜晚，他们与学者和艺术家共同探讨科幻作品。为了配合讨论会，我们还组织了丰富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插画工作坊与写作工作坊创作的内容是对系列讨论会中6个故事的回应，参与者各自选择主题，把它们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并将故事继续讲述下去。

程林：《胶囊》发行后，德国市场及读者反应如何？

卢卡斯：《胶囊》杂志第1期发行以来产生了巨大反响，我们感到非常惊喜。第1期发行量是550册，第2期750册，第3期和第4期我们各印刷了1000册。目前为止，最早的两期杂志均已售罄。另外，我们受邀在德国重要的文化广播电台上介绍《胶囊》，也经常有幸参加各类文化活动。2019年10月，我们与迟卉一起前往法兰克福书展，向德国读者介绍中国科幻小说现状。2020年1月，我们在汉堡中央会堂组织了一场朗读会，现场座无虚席，整整两个小时观众都听得全神贯注。另外，我们还参加了汉堡独立出版人展会（Indiecon）②及巴塞尔的艺术书展。在这一系列展会上，德国读者对中国科幻作家及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使得我们非常欣慰，毕竟《胶囊》的使命就是让德国读者爱上中国科幻。

程林：《胶囊》曾就以“乌托邦”为主题邀请了中德科幻作家写作，后来屈梅尔的《梦》（Traeume）还发表在了《科幻世界》上。促进中德科幻的双向交流，将德国科幻带入中国读者视野，是否也是《胶囊》的未来目标之一？

卢卡斯：《胶囊》第4期暨特刊“乌托邦”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在这期间，中德作家首次相聚一堂，一起做关于未来的文学畅想。我们也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屈梅尔的小说以及她对德国当代科幻文学现状的介绍。一位德国科幻作家的作品能登上中国最著名的科幻杂志，而且是我们团队翻译的，对《胶囊》杂志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2021年11月，我们出版了第一本文集，不仅收录了艾酷特系列讨论会中的科幻故事，还包含了5位柏林作家分别对此作出的“文学应答”，其中4人此前从未涉猎过科幻文学。我们梦想吸引更多的德国作家参与到科幻这种能提供众多可能性的文学类型中来，并将成果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我们希望这些德国作品能像我们读到的中国作品一样精彩绝伦。

麦子丰：我们无比渴望能将更多德国科幻小说译介到中国。在中国时，我曾多次被问起德国科幻作家作品的总体情况。目前为止，德国科幻文学似乎仍默默无闻。事实上，在德国也有很多很优秀的科幻作家，特别是年轻作者。德国有非常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也有有见地的科幻主题学术论文和专门研究科幻的学者。上述一些德国科幻作家已加入到《胶囊》杂志中：除了屈梅尔，还有《服务器之国》（Serverland）的作者约瑟芬·里克斯（Josefine Rieks），音乐家兼作家亨里克·奥特莱姆巴（Hendrik Otremba）——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卡赫巴特的遗产》（Kachelbads Erbe）在德国受到了广泛关注，此外还有创作科幻叙事诗的霍兰德。

程林：2020年，《胶囊》曾与孔子学院（汉堡）合作组织过中国科幻小说书评比赛，邀请读者评论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以及陈楸帆的《荒潮》。在介绍中国科幻方面，除了合作组织活动，《胶囊》与孔子学院的侧重点有何不同？

麦子丰：我们所有的活动和出版物都希望面对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而不仅是那些已经对中国或中国文学感兴趣的人。因此，我们不仅看重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如阅读会与讨论会），同时也追求平台的多样化。

读者与故事相辅相成，这就是我们参与组织书评比赛的原因。不同的读者群体，无论是青年人、老年人，学者、学生、粉丝，或者是单纯对活动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有时，尽管我们并没有提出相关要求，但参与者会自发尝试创造性地去阅读和解读文学文本，比如我们收到过一篇以诗歌形式呈现的书评。这样的回应再次表明，科幻文学能够启发并鼓励读者进一步思考。

未来，我希望看到更多类似活动，以及更多用同人文学、电影短片、插画和音乐等创造性的形式对科幻文本的回应。我们也为此进行尝试，如邀请摇滚乐队卡达瓦（Kadavar）和作曲家艾拉·茨维特尼希（Ella Zwietnig）为杂志特刊中的两个故事创作了原声音乐。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拓展和超越文学的边界，这一点至关重要，尤其有利于激发新一代年轻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

与此同时，对外汉语领域的发展也日新月异。一些汉语教师乃至热情的语言学习者开始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汉语知识。传统教科书中很少出现的词汇或口语表达等，如今能够以图像、视频、音频或段子、问答游戏等全新的方式展现出来。为进一步将中国科幻文本、创意，特别是中国科幻作者介绍给德国读者，目前，我们也正在策划类似形式的项目。

03

中国科幻在德国的总体译介情况

程林：能否介绍一下中国科幻在德国的总体译介或传播情况？

麦子丰：事实上，中国科幻作品的德文翻译相对较少。第一本科幻译著是1984年的《来自中国的科幻作品》（SF aus China），收录了叶永烈、魏雅华、童恩正、刘兆贵等8位作者的8部短篇小说。这本文集附有题为《中国科幻小说》的简短介绍，由叶永烈和德国汉学学者董莎乐（Charlotte Dunsing）共同撰写③。一年后，老舍的《猫城记》被译介到德国。

然而在那之后，德语世界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趣似乎减弱了。只是到了近年，随着刘慈欣和郝景芳的成功，人们对中国科幻文学的热情才被重新点燃。除了《三体》三部曲，迄今在德国还出版了刘慈欣（《球状闪电》《吞食者》《镜子》）、郝景芳（《流浪苍穹》《北京折叠》）、陈楸帆（《荒潮》）和宝树（《三体X》）的长篇或中篇小说，其中只有《北京折叠》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2022年，王晋康《蚁生》的德文版将要面世，韩松的作品也会被翻译成德文。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除刘慈欣与《三体》外，陈楸帆在德国似乎也越来越受关注。一位德国作家曾提到，陈楸帆是他最喜欢的中国作家。

除中长篇小说，如今也有一些短篇小说集被译介到了德国，例如《流浪地球：刘慈欣的故事》和《量子梦：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故事》，后者收录了众多科幻作家（包括王晋康、刘洋和江波）的作品。此外，龙舍出版社（Drachenhaus Verlag）将发行王侃瑜的小说集《海鲜饭店》。

另外，我认为图像小说（graphic novel）作为一种小说的呈现形式格外有趣。斯普利特出版社（Splitter）已发行了两部基于刘慈欣原著的图像小说作品——《流浪地球》和《圆圆的肥皂泡》，我最近发现，刘慈欣的《梦之海》和《乡村教师》也已以图像小说的形式在德国出版。

在我看来，关于科幻文学主题的学术或理论研究也非常重要。《胶囊》已发表过几篇文章，例如一篇讲述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历史分类，一篇是关于写作和人工智能的(陈楸帆《在AI时代我们如何写科幻小说》)，还有一篇讨论的是科幻和科技(姜振宇《反者道之动：中国人的科技乌托邦》)。兰培德出版社（PeterLang）即将出版宋明炜的《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文本·诗学》，这将是第一本在德国出版的中国科幻小说学术著作。

总的来说，已在德国发表的中国科幻作品还是太少了。我们正在努力弥补这一缺憾，将目前在德国仍鲜为人知的中国科幻作家作品介绍过来。

程林：你们觉得中国科幻有什么特色？

卢卡斯：我还从未去过中国。因此，中国的文学故事让我能够从有趣的视角更好地了解中国。许多中国作家似乎在他们的故事中融合了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迟卉写她与父母的冲突；夏笳将一篇故事献给了她的爷爷；江波曾在一家IT公司工作并创作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犯罪故事；陈楸帆大学毕业后曾在深圳生活，并写了一篇关于那里的故事。

麦子丰：我尤其喜欢科幻作家的想象力。许多人超越了流派的界限，在努力创造全新的东西。他们不循规蹈矩，而是开拓自己的道路。如夏笳把自己的风格称为“稀饭科幻”，因为她的文风比“软科幻”小说更柔和。

程林：《胶囊》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在中德科幻交流方面，还有哪些工作值得去做？

麦子丰：市场营销对于任何书籍的成功都至关重要。如果新出版物没有得到适当宣传与推广，它很快就会埋没在书店的角落里。出版者会因此感到懊恼，作者更是如此——他们的作品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名人效应帮助刘慈欣的《三体》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部作品得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和“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推荐而“红上加红”，在德国市场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其他作品就不太容易得到如此关注了。

在市场推广上，《胶囊》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正努力通过刊发文章、举办讲座、运营播客来增加存在感。我们已经和许多插画家展开合作，这有利于未来推出更多周边产品，如故事插图的海报或主题文化衫。这样，我们就能更频繁地在公共空间中获得存在感，进一步激发人们对《胶囊》杂志和作者的兴趣。

卢卡斯：我们正在努力赢得尽可能多的合作伙伴，以将杂志推介给更广泛的受众，实现“破圈”。“柏林文学研讨之家”（Literarisches Colloquium Berlin）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机构之一。2022年，我们将在那里举办一场会议（受邀者包括一位中国作者），希望激励那些从未涉猎过科幻小说的德国作者也能探索科幻的可能性。柏林政府将给予我们经费支持，而相关报告文本会以文集形式推出。能在“柏林文学研讨之家”介绍《胶囊》作者，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交流契机。

总体而言，科幻小说为艺术实验与碰撞提供了很好的土壤。许多人至今仍认为科幻只关乎于宇宙飞船和激光枪，事实并非如此。而摆脱这些偏见是所有科幻从业者和机构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阅读科幻小说吧，这是值得的！

作者：程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机器人人文和德国科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