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沈从文参与编辑的《中学音乐教材》封面

沈从文《边城》故事被改编的剧作歌曲为张定和所作

知道作家沈从文一生喜欢音乐，尤其爱好贝多芬的音乐作品，就连沈先生去世时，也不放哀乐，而是播放他生前喜欢的贝多芬“悲怆”奏鸣曲。

近期在书店无意中发现了一本《中学音乐教材》，主编人中就有沈从文的名字。这是一本出版于1946年8月的音乐教材。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在上海的音乐教育协进会组织出版了这套（三本）教材。分为上中下册，在上册的《代序》中这样写道：中学音乐教材，今年颇罕新刊，而战前出版者多不合部颁新课程标准。音乐教材协进会诸君，致力音乐教育有年，所编音乐教材，屡经实验增订，稿凡数易。近应各校音乐教员之请，将该项教材付印，内容冶乐理、唱歌、欣赏于一炉，自世界名家作品中，精选深入浅出而适合学生程度之歌曲，配以新词，不特音阶、调号、节奏、音域均由简而繁，循序渐进，且作家以年代编次，使学生对音乐史之嬗变，有初步之认识；欣赏材料，均与歌曲有密切联系，并附插图多幅，使学生对纯正音乐发生兴趣，并有正确之了解；乐理部分，则以简洁有力之笔法，使学生易于入门，洵属良善完备之音乐教本，始于初高中各级学生音乐教材之用。同人等关怀乐教，欣闻该书刊行问世，乐为推荐各校音乐教师诸君之前，此启。

这篇序言的署名人除了沈从文外，还有名家黄炎培、马思聪、赵景深、张定和等人。张定和则为沈从文的妻弟，是中国著名音乐家，作曲作品无数。曾执教于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教师、中央戏剧学院艺术研究室研究员、中央实验歌剧院作曲、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员、指挥等职。

根据此书编辑例言可知，这套教材在1940年就开始着手准备，当时所选音乐有几个原则，譬如乐理、唱歌欣赏并重；歌曲须有优美的旋律，适当的音域和完整的结构；歌词须有文学的价值，且不管是古人诗词还是现代作词，词意须与曲趣协调；歌曲的排列，须依音阶、调号、节奏、音程、音域的难易，由简而繁，并于作者的年代，循序渐进；欣赏材料须与歌曲取得密切联系，使学生对于音乐的形式和创作者风格有所了解。

此书稿编成后先在一些中学进行实验使用，屡次修订，正当付印时，发生了太平洋战争，由此中断。在抗战之后，应各中学教员之请，再度修订，正式出版。本书三册，每册供一学年使用，初高中通用。

从所选的音乐作品中可见，有英国、俄罗斯、意大利、德国、美国、苏格兰等地的民歌、名曲，也包括中国的古诗词，如《诗经》中的《采莲》、汉武帝的《秋风辞》、李白的《长门怨》、韩愈的《履霜草》、陶渊明的《归鸟》、王建的《从军行》、范仲淹的《秋日怀旧》、姜夔的《梦》、温庭筠的《更漏子》等，也有近现代许地山的《矿工》，近代人所做《大哉中华》，以及苏曼殊的译作《别雅典女郎》。可谓选材丰富，涉及面极广。

同时，这套教材还注重图文并茂，文学性很强。譬如其中有每个音乐家的铜版画插图和个人介绍，甚至还有音乐家曾用过的乐器照片。如德国音乐家巴赫的图文介绍，巴赫曾用过的钢琴和巴赫博物馆陈列照片。还有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曼、舒伯特、门德尔松、索班、勃拉姆斯等。以及一些重要乐曲、歌剧公开演出时的场景照片等。对于这些音乐家的描述语言也颇具文学性，从他们出身、人生转折，以及受到的特殊教育，以及对于音乐风格的不懈追求，都是可读性很强的文字。

这套音乐教材中还对一些音乐名词进行了详尽解释，如《民歌与艺术歌》、《声乐》、《器乐》、《绝对音乐与标题音乐》等进行了较好的知识普及。该教材从1946年正式出版后，又经历了五次修订出版，直到1947年9月还在做最后修订出版，可见编辑的认真，以及学校的认可。

从时间点来看，抗战爆发后，沈从文从北京辗转到了昆明，先是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8年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1940年时期，沈从文仍在昆明执教，而张定和则在四川艺术学校担任音乐教师，并创作了一些抗战歌曲。此书正式出版时，张定和在上海举办了个人音乐作品演奏会，沈从文则为其写过一篇《定和是个音乐迷》发表在《大公报》专刊上。

1940年，沈从文在昆明创作的散文集《烛虚》（于1941年在上海出版）中，可以读到不少与音乐相关的文字，能看出沈从文在那一时期就与音乐发生了极大的关联。根据沈从文长公子龙朱先生的回忆，父亲在昆明时常常听交响乐，从收音机里听，好像是他写作之余的一种休息方式。也可以想见那时他对于各国音乐已经有所了解，并在参与编音乐教材时，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沈从文采取分期付款买了一台唱片机，听世界古典音乐。沈龙朱先生说：“爸爸并不会成套地给你说音乐反映了什么问题，他说不出来。他觉得好，就是好。爸爸会在唱片当中的纸片上面用毛笔写上字。英文他看不懂，告诉他是莫扎特的第二协奏曲，他就用中文写上：‘莫扎特协奏曲，好！’打一个惊叹号。他认为好的，他会在上头写一点字，反复听。”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时，徐城北曾频繁前去沈家拜师学艺，徐城北记忆中的沈从文就很喜欢交响乐，城北先生曾在《心中繁星无物能消磨》文中写道，沈从文家中狭小，家具老式而且残破，“成鲜明对照的，是一部簇新的外国留声机，摆在矮小的茶几上，每每与客谈话，他都要打开留声机，放起外国古典音乐。沈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说话声音很轻，再加上外国音乐的忽高忽低，骤紧骤慢，所以来客能完全听懂的人并不多。沈也怪，他似乎并不要求对方完全听懂，他只是如淙淙流水不停地讲，不时伴以含意丰富而神秘的微笑。所放的古典音乐大约是他听熟的。他谈话的节奏通常也与音乐的起伏相应和。每到一个乐段结束，沈的谈话随之告一段落。他的‘收式’十分特别——总是扬起右手，掌心向上，五指岔开，水平地旋转一下手掌。再‘丰富而神秘’地笑笑，于是音乐与谈话一并停歇。”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凤凰，那里也是山歌的故乡，他从娘胎里就在听山歌。因此当他最后一次回乡时，当地领导还安排他听最原始的山歌，听得他老泪纵横。多少作品里，都被他赋予了家乡山歌的韵味和韵律。

有段时间，沈从文极其消极，乃至情绪陷入混乱，但是最终却在音乐里渐渐恢复了平静。沈家二公子虎雏在《团聚》中写道：“（沈从文）晚上还是不断地写，写写又扯烂，收音机同他对面时间最久，音乐成为他主要伴侣，抚慰着他受伤的心，梳理别人难以窥见的既复杂也单纯的情感。无法想象音乐对他生命复苏，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沈从文的感悟是：“一和好的音乐对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是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一到音乐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们一样，整个变了。我似乎是从无数回无数种音乐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当前从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的。”

沈从文对于音乐的独特诠释和理解，使得他的文学可谓如虎添翼，他也曾试着对艺术教育做过各种呼吁，无奈这方面的文献几乎都被忽略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他在1937年在《国闻周报》发表的《艺术教育》一文，即有一些可资参考的说法。

很多沈从文的研究学者也都会注意到沈从文与音乐的关系，就连黄永玉先生也提及：“他（沈从文）也谈音乐，我怀疑这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他清不清楚，但是他理解音乐的深度，用文学的语言却阐述得非常透彻。表叔说：‘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他真是智者，你听他谈音乐，一套一套，和音乐一样好听，发人聪明。他说：‘美，不免令人心酸！’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义的。（《太阳下的风景》）”

1972年4月7日，沈从文在给学音乐的友人窦达因（九如巷张家好友）回信时提及：“我一生最喜欢的是‘绘画’和音乐（加上数学），以为真有意思。因为比‘文学’受的限制小，而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充分抒情，自由解释，不必受‘论’拘束。”

在这封信里，沈从文还谈及，他受邀为音乐家杨荫浏创办音乐研究所收集大量古代音乐舞蹈史料的情况，后来这些资料编辑成册，并制成国礼送给友好国家。

在同年6月17日，沈从文回复窦达因的信中，对于这位热心学习音乐艺术的后辈，表示了极大的希望，甚至不惜委婉的批评：“我说说这些，主要是觉得对你们感到奇怪，为什么学了十多年贝多芬、肖邦、莫扎特、海顿、柴可夫斯基……又已学懂作曲法，为什么不想向这些人看齐，再来想办法超过他们？你们有的有好条件，利用中国琵琶、笛子和瑟与筝传统的曲子特征，和社会新的要求好好结合起来，做成崭新的又雄壮又秀美热情充沛的曲子，去征服世界上的听众感情。把什么大师的成就取而代之！我若掌握了作曲和弹奏的基本知识，我就会这么想，而充满信心试验下去，什么李名强、殷承宗，统不在话下，可走的路还远，可爬的山还高得多！你们学了这个十多年，想的却只是极庸俗的个人目前出路，打算未免太小了。我担心的不是你们能否有个人演出机会的出路，而即为此感到消沉，实担心你们欲望太小，容易满足，因此不会‘古为今用’，即有种种好条件，而产生肖邦或贝多芬，你们却缺少应有勇气，来担当这个艰巨任务，让作曲方面，也产生几个庄则栋！据我主观设想，你们如能有一群同学，受这么一点雄心和幻想推动，去各自坚持学习下去，就一定会在以后十年，使得新中国音乐，给世界一崭新印象，这才是接班人应有的气概！”以上这些话，拿来送给现在的音乐专业学生，恐怕也还不会过时吧。

沈从文后来还鼓励窦达因：“若音乐作曲方面，善于‘古为今用’，我觉得从笛子、琵琶、瑟、筝的旧曲，及昆曲中许多调子，及西南民歌、西北舞曲，还有千百种可以供综合利用，取得极大成功的。主要还是得有人充满雄心和信心，肯从反复摸索中去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