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语丝》创刊号首页

一

1924年10月下旬，由于排好的稿件（即鲁迅《我的失恋》一诗）突遭晨报社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去，原《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愤而辞职。在与周氏兄弟分别商议后，他与章廷谦（川岛）、李小峰等人决意不依附任何报社，邀集友好，另创新刊——此即现代中国著名的同人刊物《语丝》诞生的故事。时至今日，结合几种相关报刊、书信、日记等材料，其间的诸般事实及先后次序已可得到较为明了的还原。

孙伏园于10月23日出晨报馆，当夜“在川岛处住一宿”，后两日分别拜访周作人、鲁迅，[1]议定出版一种“周刊或旬刊”。[2]25日，川岛开始向胡适等人写信寻求支持和赞助。[3]11月2日晚，孙伏园、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李小峰、章廷谦、顾颉刚等七人在东安市场开成北楼聚会，“语丝”之为刊名，“周刊”之为体制，与会者每人出资八元，都在此会上确定。[4]首期稿件很快收齐，11月12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了目录和定价，预告将在“本月十七号出版”。[5]又据川岛回忆，同人们和承印该刊的北大自设印刷所约定，每周一出版的《语丝》须提前两日印好，[6]因此它实际上15日就送到了鲁迅（应该还有周作人）家中。次日，孙伏园等又从鲁迅处收得十元为“刊资之助”。[7]

《语丝》之出刊既然肇始于同人们对孙伏园突遭报馆上级“侵夺文字之权”的不忿，[8]作为对应的制度性后果，该刊成为“同人杂志”几乎是一种必然选择。和同人们各自分担出版费用的出资方式相匹配，在投稿方面，他们也享有平等的权利。同人的“内稿”，编辑无权取舍，一般来稿必登；[9]而对于外来的稿件，则如周作人在发刊辞中所宣称的：“至于主张上相反的议论则只好请其在别处发表”，体现出一定的团体意识。[10]

清末民初以来的报刊，根据运营模式，大致可分为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和同人杂志三种。商业报刊多由书局报馆出资承印，为撰稿者发放稿酬，注重名声和经济方面的利益追求；机关刊物，提供经济支持的赞助者多为学会、团体机构或某一政党，出言发声常为某种特定立场的显示；同人杂志则较少或不依赖外界的经济支持，同人集体出钱维持刊物的运营，因此较有文化理想的追求，而不甚在乎经济回报，撰稿者往往也没有稿酬可拿。[11]不过，此三者并不总能平行和均衡地发展，而往往随着政治经济“大环境”和团体内部“小环境”的变化此消彼长。

《语丝》尚未正式面世时，周作人致信胡适，对办刊宗旨略作解释，谓：“‘慨自’《新青年》《每周评论》不出以后，攻势的刊物渐渐不见，殊有‘法统’中断之叹，这回又想出来骂旧道德、旧思想，（即使王永江为内务部尚书也不管他，）且来做一做民六议员，想你也赞成的吧。”[12]虽然语带戏谑，但他以攻击“旧道德、旧思想”为使命，自觉将《语丝》放在新文化人自办的含有“文明批评”色彩的所谓“攻势的刊物”的脉络之中，以接续其未竟之业的意思是很显然的。

从第3卷起改在北京编辑的《新青年》月刊，走的虽然是同人杂志的路子，却是借助上海群益书社的力量印行的。[13]与此相近的是1923年胡适、高一涵等人筹办《努力月报》，也由商务印书馆应允承办。借助书局成熟的业务运作和较为充分的资本，新文化人的见解主张得以行远，书局报馆也因此声名益彰。只是这样的合作能够成立，一来需要刊物的主持者与书局高层有极好的私交，方能获得充分的信任和自由；[14]二来主办者须得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象征资本，才能以较强的议价能力抵制住出版方过度的商业诉求，维持住刊物的色彩。

《每周评论》创刊号首页

继《新青年》月刊而起，创办于1918年底的《每周评论》周报，较之以上两刊，其同人杂志的性质更为纯粹，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出版周期决定的。它的组织者、撰稿人和《新青年》为同一班底，同人集股出资，[15]自行租社址、跑印刷、作校对，[17]初始目的就是为了补《新青年》出版周期较长，侧重输入学理，难以对现实政治形势作出及时反应的不足。[16]其时和新文化人有合作关系的商业书局多远在沪上，不宜承办短周期刊物，而《每周评论》编辑部设在陈独秀的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在宣武门外的泾县会馆，地点较为集中，组织小而灵活。其时在北京办报并不繁难，印刷方面还能借重李大钊和《晨报》印刷所的关系。[18]后来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努力周报》特为“谈政治”而办，和《每周评论》的旨趣有一定延续性，运作方式亦类似。

从《新青年》到《每周评论》和《努力周报》，看似只是外在的体制和形式的更动——由长周期（月刊）/“长文章”变为短周期（周刊）/“短文章”，由他人出资承印的商业报刊与同人杂志的“杂糅”，转型为“花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的完全的同人杂志——却和文章风格及言说姿态由稳健平易的“阐明学理”向直言不讳的“批评事实”变化隐然相关。在此背后持续鼓荡着的精神动力，大概是在京新文化人们试图寻觅、借助，甚至干脆自造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以实现对“混沌思想”进行“澈底批评”，[19]终至于影响和改变社会的夙愿。和商业报刊或机关刊物相比，同人杂志或许才最符合这种不断摆脱各种束缚、追求充分言论自由的理想。因此，肆言无忌的同人杂志与京中政治管控经常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自是意料中事。1919年8月，《每周评论》即因言论“含过激派臭味”，为京师警察厅封禁。[20]作为另一份立意“谈政治的报”，[21]《努力周报》于1923年10月第75期后，再未继续出刊，虽有胡适南下，病体未复的考虑，但这月曹锟以“贿选”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事，造成了京中政治空气空前恶化，也是令胡适感到“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决意把《努力》暂时停刊”的一大原因。[22]前事尤其提醒人们注意北洋军阀当政时期干预言论出版的方式和特征——即与政局的治乱翻覆相对应，当局在言论管制方面也缺乏稳定一贯的政策，常随一时政象的转移而时紧时弛，或存或亡。

和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发展出的一套较为细致精密的书刊审查手段不同，北京当局一般很少在书刊出版前作文字内容层面的干预，而往往直接诉诸对生产、流通等具体环节的干扰和破坏。[23]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时，不但社址房东受到压力，还须一再向警察厅进呈申请，聆受训诫，方得通过；[24]1924年曹锟当政时期，警察厅对《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乃至一些非政论性书刊，均由“便衣侦探把一张禁书的书单传给各书摊”，以非正式的方式破坏销售。[25]报刊在向外埠寄发的过程中，也常有遭到扣留的情况。[26]到了1926年，张作霖入主北京，更为粗暴和常见的形式，则是直接捣毁报馆书局，将主事者或捕或杀。[27]1919年的《每周评论》，1920年的《新社会》旬刊，都被当局以各种理由封禁。[28]邵飘萍于1918年创办《京报》，次年报社即因抨击安福系内阁被封。邵乔装逃沪，仅以身免，俟安福系失势，乃卷土重来，将报纸复刊；然奉军进京后仍遭枪决，《京报》及旗下各类副刊亦随之瓦解冰销。[29]他的例子最能见出20年代北京的言论空间因主政的军阀派系之作风差异而频繁地舒张和紧缩的状态。其转变之急剧，往往能从“百家争鸣”一夜变为“万马齐喑”或相反。就像邵飘萍曾在直系、奉系、皖系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勾心斗角中，一次次“利用军阀间的矛盾灵活机警地获得了安全”，[30]京中每一次政治变乱所造成的法统中断和大权旁落，都为知识人的言论出版腾出了空间。

在《语丝》创刊前，《新青年》同人已于1920年前后发生分裂，该刊随即迁沪，成为一份纯粹的政党刊物，《努力周报》也寿仅年余而夭。在所谓“五四退潮”后的萧条年月，京中由新文化人主办，独立发行的小型刊物并不多见，依附于商业大报而存在的报纸副刊成为他们发表言论的不多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些大报社——如孙伏园所供职的晨报社——多有深厚的政治背景和人脉资源，能为旗下刊物提供一定程度的庇护；而综合性副刊多载学术、文艺等“非政治性”内容的特点，也是它能够存活较久，未遭取缔的重要原因。

《晨报副刊》原由《晨报》第七版（偶尔移至第五版）独立出来。该版在1920年7月孙伏园接编之前，由李大钊、张梓生先后负责编辑，不载新闻和政论，以与报纸正张相区别，代之以“名著”“论坛”“小说”“艺术谈”等“严正的学术性的文字”，也间有“浪漫谈”等略具趣味性的栏目，显示出与《北京日报》的《消闲录》、《新闻报》的《快活林》等早期纯以滑稽消闲为格调的副刊，兼有继承与改造的双重关系。[3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氏被称为“中国现代报纸副刊的革新者”。或许可以说，《晨报副刊》和其他数种同类型大报副刊，同时兼具商业报刊、同人杂志和机关刊物三者的部分特性。就其版面形制和出版方式来说，它本身就是商业大报的一部分，或以普及性的科学知识和趣味性的文艺材料娱乐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受众，或将报社青睐的政界要人和文化精英的讲演社论置诸篇首，增加分量。另外，它又因主持者孙伏园等人的思想倾向、编辑方式和以大学为基础形成的关系网，而能够超越于北京出版界在繁荣和萧条之间的摆荡，为周氏兄弟、胡适、林语堂等新文化人提供一块较为稳定的发表园地。[32]在《语丝》创办前，《晨报副刊》实际上是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曾经的《新青年》同人从小说、翻译到论文、杂感等几乎所有类型文章的输出之地。

不过，“投资者—经办人”这对既相互利用又彼此制约的关系，在这里依然存在。《晨报副刊》从报纸正张中独立出来，从1921年10月12日起“扩充成为四开一张的小报”，是在当时的报社主持者蒲伯英（殿俊）的建议下实行的。“晨报附刊”的名字，即是他提议孙伏园请教鲁迅而得，而“晨报副镌”仿汉砖字体的四字报头也为蒲氏所题写。可见两人上下级之间，合作颇形融洽。[33]然而蒲伯英至1922年便不再担任编辑事务，自次年2月更不履及报社，[34]晨报社乃由创社元老之一、民初进步党议员刘崇佑（崧生）负责，其堂侄刘勉己为代理总编辑。报社上层的人事变动，影响遂渐及职员、职权乃至报刊的面貌。

1921年10月12日《晨报副刊》首页

由于报纸副刊较为暧昧的身份特征，它与报纸的正张是否必然需要保持一致的倾向性或分明的主从关系，原无一定，端看报社的具体管理制度，以及主持者的办事作风和人际关系。如1933年曾为天津《大公报》主办《小公园》副刊的陈纪滢认为，副刊“一定是配合报纸本身的一种文字辅佐物”，与报纸新闻应当“言论一元化”；[35]《京报》馆主邵飘萍则直陈，他“援助学术团体”创设副刊而不加干涉，正是使“一方面可以发表研究之兴趣，一方面可以增加报纸之声光”，双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互助互利”之举。[36]就《晨报》及其前身《晨钟报》而言，它长期被目为“研究系”的机关报，但《晨报副刊》在孙伏园主持下，并未体现出特别鲜明的党派色彩，[37]可见他对《晨报副刊》的编务，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而孙氏对此也习以为常，才会将刘勉己对自己原有职权的干涉引以为“生平未有的耻辱”。[38]在《晨报》新高层的眼里，孙伏园与其说是知根知底的职员，倒更近于自带关系的佣兵。

在“抽稿事件”发生前，孙伏园应该就已感受到了社内风向变动的征兆——是年7月，孙氏离京南下，《晨报副刊》由友人李小峰代编。李小峰受周作人文章的启发，刊登了自己所写的“徐文长玩弄刀笔、包办诉讼，因此被称为恶讼师的故事”。其时刘崇佑为闻名京津的大律师，《晨报》头版常年登载着他的广告，看到这些文章，“以为是对他有意的讽刺，在几次集会上表示了不满”。[39]刘氏叔侄与晨报馆俱有鲁迅所谓的“深关系”，非寻常职员可比。也许正是意识到自己独编副刊，不受掣肘的局面不再，孙伏园遂决心请辞离馆。

论者常结合晨报社的政党背景，将“抽稿事件”的发生解释为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或思想立场之争表面化的结果。如李小峰在1956年就结合1925年徐志摩受陈博生等人邀请和陈源的鼓励，接编《晨报副刊》一事，将此事描述为给徐志摩“腾位子”而实施的蓄谋已久的排挤，显然是历经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后，“倒放电影”而得出的在当时“政治正确”的叙述，查无实据，不足为凭。[40]平情而论，此事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孙伏园在原本较为融洽平等的上下级关系中享有的副刊编辑权力，突遭新上级“侵夺”，为其自尊所不能堪。此事再一次揭示，报刊本身的主张和言论表达，除了受到大的政治社会环境影响外，受报馆或书局一类“小共同体”的意志和趣味的作用或许更为直接。

放弃《晨报副刊》这一传统的发表园地，固然摆脱了报馆的束缚，但也意味着失去了稳定保护，直接暴露在北京阴晴无定的政治气候中。不过凑巧的是，《语丝》的诞生正逢京中发生了继1917年张勋复辟又遭驱逐后最大的一场政变。孙伏园至迟于1924年10月24日出晨报馆，而在10月23日当天，原本奉令出京迎击奉军的冯玉祥突然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翻曹锟政府，接管了北京。短短十数天内，冯氏接连发布“主张和平之通电”，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电邀孙中山北上议政。经过一系列政治变动后，段祺瑞受各方推戴，组织临时政府，自号“执政”，表面上与全民共愤的“武人当政”相切割，作出了“改新政治，与民更始”的开明姿态，[41]京中气氛一时转为“安谧”，[42]舆论界和文化界也呈现出轻松活跃的状态。曾为曹锟政府封禁的日报复活，也带动了几种定期刊物的产生。景梅九《国风日报》的解禁，使高长虹等人主办的《狂飙》周刊和《世界语周刊》得以附于该报而问世；[43]而12月13日创刊的《现代评论》，虽筹备“已经半载”，于此时“才获出版”，亦不为无因。[44]继而至次年3月6日《猛进》周刊、4月24日《莽原》周刊等“定期小刊物”先后出版，此时的出版界，已被论者评为“风起云涌，热闹不可一世”了。[45]诚如高长虹所言：“这一次的政变与北京的出版界是很有关系的，政变以后，定期刊物很出了几种，除五四时期外，怕没有再那样热闹过吧？”[46]尤有意味的是，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该报之停刊又与曹锟贿选有关。而《语丝》创办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告终和曹锟倒台之时，两份同人刊物的起讫，恰成一组有意味的对照。《语丝》创刊之始，从组稿、排印到发行，纯系同人自操自办，虽未知其创刊时向有司立案的详情，但显然未受刁难，可谓得时。不仅如此，此事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再次激活了新文化人讥弹时政、针砭世风的传统，给这些应时而生的刊物多少都打上了一层政治性的烙印。就以《语丝》后来的对头《现代评论》而言，从长期筹备到最终出刊，主持者预先宣传其色彩和定位，就经历了由包含“性爱，影剧，文学，艺术，政治，社会，新闻，写真照像，上海俄罗斯及日本之通信”等内容的“大杂烩”式的“现代周刊”，[47]到刊名有明确指向性，以“本着独立的精神，发表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的言论”为标榜的《现代评论》的转变。这当然是创办者们潜察政局、应时而变的结果。对于刊物的诞生与当下时局的关系，他们这样描述：“现在他不先不后，正当干戈始戢，百废待兴的时候，哇的一声，产生出来，他应当觉悟他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了。”[48]

《语丝》的情形与此类似，它虽然是同人们旧有发表园地的一件替代品，却没有简单成为《晨报副刊》的“缩小版”，而是很快表现出对时政议题的热衷和讨论焦点的凝聚。用周作人一年后总结这一阶段时的话说，对于“溥仪出宫，孙中山去世等等大事件”，语丝同人都“大谈而特谈”，只是谈论的方式与“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有别而已。[49]在这里，他所隐隐针对并试图与之相区别的，自然是以政法领域学者为主体的“现代评论派”诸人。但他亦承认两派所评论的都是关乎时政的话题，只是范围有广狭之别、立场有正侧之殊而已。这批均以评论性文字名世的周刊的兴起，都受惠于同一历史进程——北京的言论出版空间，因为“最为杰出的一场政变”而空前地打开，[50]抑制同人杂志发展的最大阻力一时不复存在，以往被压抑在新文化人内部，从思想立场、政治派别到性情志趣、教育背景等各种方面的差异，也同时得到释放，甚至很快就在新的言论场域中展开了激烈的派系斗争。

在此意义上，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而另创《语丝》一事，虽然只是偶发性的，却由于随后发生了反映着在京新文化人分化重组的一连串事件，而被人们追溯为此过程的开端。在后见之明的映照下，此事之骤起仿佛也成了某种必然性的显现。孙伏园离职数日后，章廷谦就在给胡适的信里，将事情解释为“两种势力不相容的缘故”，已有指人事冲突为派系倾轧之意；[51]鲁迅1929年底回忆此事时，也抓住刘勉己的欧洲留学背景加以强调，为孙伏园的去职找到了更为深远的“答案”。[52]田露、邱焕星等研究者则对几个当事人的人际交往、文学品味等信息加以“索隐”，认为此次冲突根源于“双方对文化理念和政治态度的不同”。[53]在笔者看来，局中人的猜想固然近于臆度，后来者的“诛心”亦似求之过深。相较引发此事的原因，其导致的后果或更值得重视。

二

晚清以来，现代印刷装订技术渐入中国。初时书、报外观尚难区分，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两者渐相分离，可以视作装帧样式的两种典型。[54]仅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而言，前者文字量大，筹备周期较长，开本小（32开较为普遍）而页数多，一般很少分栏；后者即事而生，每日翻新，开本大（一般为4开）而页数少。在印刷技术上，两者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除了图画的印制需要使用铜锌板外，文字均为铅活字凸版印刷：先排好若干版面，汇为一整个印张大小，而后上机过纸刷墨。不过书籍还需加以装订，即将整个印张折叠为较小的版面，数册堆叠，折缝一侧为书脊，刷胶钉钉，包上封面，切去毛边，方为成品——此即所谓“平装”。[55]报纸则只需折叠，不必粘合装订，亦无封面。切边后，每张纸可单独取出并摊开，于是在版面间形成了可供刊登广告和启事的中缝。

作为定期刊物的杂志，随出版周期之长短和文字量的多少，其形制在“光谱”两端之间移动。一般来说，出版周期较长的刊物，月刊如《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季刊如《浅草》，动辄数百页，有封面，每页少分栏，除了开本常取16开，较书略大外，其余均与书无异。而有纪念性质的年刊年鉴，常取硬面精装，则完全就是一本书了。日刊、周刊、旬刊和半月刊等短周期杂志，每次能征集的文字量小，页数不多，不易装订，故常取折叠的形式，有时干脆不加封面，实近于报纸一系。戈公振认为，时人“区别报纸与杂志”，“多从外观着手，如报纸为折叠的，杂志为装订的”，是一种“皮相的见解”，站不住脚。[56]除了他从内容着眼列举的几条理由外，短周期杂志常常只折叠而不装订的样式，本身就和报纸难以区别，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据周作人日记，1924年11月2日首次同人聚会时，《语丝》作为“小周刊”的形制就被正式确定下来，此后周作人也多以此称之。[57]这个词恰当地描述了该刊的形制特征及其整体视觉效果。《语丝》面世时为16开的册页，每期一般4张8版，实际上是由一大张2开纸折叠两次而成。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不切边，拿到手之后，需要亲手将底部的折痕裁开——这甚至造成了一些读者的困惑：留学归国后加入“语丝社”的林语堂，对于《语丝》、《猛进》和其他“无论那一种一大张八页的刊物”，声称“运用”了“最高的脑力”和“几何的分析”，还是搞不懂裁切的方法，得不出正确的版面阅读顺序，以至专门写信向主编周作人询问。其原因就在于他是用读一般“中文书籍”或“西洋书”的方法来看待它们的，而没意识到这种装订形式更接近报纸的谱系。这也意味着“小周刊”一类的短周期杂志，虽然已有《新社会》旬刊、《向导》周刊、《燕大周刊》等为前导，其形制仍未在一般读者的观念中得到普及，直到1925年前后“《京报副刊》，《语丝》，《莽原》，《猛进》等出世以后”，[58]才真正风行起来。

1921年孙伏园摄于北京

鲁迅、川岛回忆，《语丝》面世之初的具体事务性工作，如“编辑、校对、接洽稿子、跑印刷所等事”，主要由孙伏园、李小峰和川岛承担。三人同为北大毕业，年齿辈分相近，私人关系也很亲密。川岛时任校长办公室西文秘书，兼哲学系助教，暇时辄来帮忙。[59]李小峰其时没有稳定收入，和孙伏园同为新潮社干事，常在北大一院的社内聚会，印制文艺丛书，料理后期社务，[60]所出劳力较多，后来以“新潮”“语丝”二社的出版物为基础，组建了北新书局。[61]孙伏园在报界经验最为丰富，先后为《国民公报》和《晨报》编辑过副刊，为三人之主脑。尽管他不久后就在荆有麟和鲁迅的推荐下改任《京报副刊》主编，[62]精力有所分散，但如果说在《语丝》形制的奠定过程中，他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在12月5日《京报副刊》的创刊号上，孙伏园专有一文谈他在决定刊物形制时的参照和考量，想来创办《语丝》时就经历过一回这样的过程：

现有的日报附张或小报大抵有四种式样。第一种《自由谈》，《快活林》，《小时报》等无论矣；时事新报的《学灯》，北京晨报的副刊代表第二种；《向导》及民国日报的《觉悟》代表第三种；北大研究所的《歌谣周刊》，以及《绿波》，《狂飙》等代表第四种。第四种最好，可惜印刷工人和读者两方面都不大习惯，所以只好暂缓采用。二三两种之间，第二种似乎较好，但篇幅太大，合订时翻阅非常不便。所以我们决定采第三种。但又颇以《觉悟》每行的字数为太多了，或者太费阅者眼力，所以兼采《语丝周刊》的短行制。

不过，还有一层要先向阅者声明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看不惯《觉悟》和《语丝》一类的式样，拿到手以后，倒来倒去的看了半天，终于看不出个所以然。现在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京报》的爱读者的案上，大抵不至于不备一把小刀的罢，那么请君先裁开而后翻阅，便什么问题也没有了。[63]

基于形制的类同，“旧文学”性质的休闲小报、经过改良的日报副刊以及新文学团体主持的周刊，都被孙伏园放在“日报附张或小报”的系统里。出于新文化人的价值偏见，他先“理所当然”地摒除了第一种，将比对和选择局限在新文化出版形成的“小传统”内部。“第二种”的代表，8开本的《晨报副刊》虽然已较它所依附的4开大报为小，在孙氏看来，仍然太大而不适于在合订成册后翻阅。“第三种”和“第四种”的诸刊物在开本和页数上差别不大。所不同者，“第四种”的三种刊物文字皆为横行，这也许就是为孙伏园所欣赏的原因，但他也意识到这一特征在排印技术和阅读习惯方面可能遇到的阻力，于是只剩下“第三种”——1922年9月创刊于上海的中共党刊《向导》周报，和《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两者在当时均为16开小册，文字竖排，内页版面分两栏。[64]尽管如此，孙伏园犹嫌分栏少，每行字数多，“太费阅者眼力”。在对开本大小、文字方向、版面设计都进行了细致筛选之后，剩下的却是不在上述列举之内，大小为16开，每期8页，文字竖排，页分三栏的《语丝》。在此，报纸副刊和“小周刊”的形制差别几乎完全泯灭了。也可以说，《语丝》的形制，本身就是孙伏园和同人们在既有技术条件下，对刊物各个层面的形式要素都作了精心选择的结果。

回溯《新青年》同人既往的办刊经验，《每周评论》和《努力周报》为周刊，均从日报中脱化而来。前者在《晨报》印刷所制版和印刷，其形制亦与《晨报》大体相同，只是每版由4开缩小为8开。每期仅一大张，中缝印有广告，每版依长边分成四栏，文字竖排，“国外（内）大事述评”“社论”等常规栏目填充了版面的大部分。《努力周报》形制全袭《每周评论》。此二刊原以评说时事、针砭政象为宗旨，宜乎出之以正大的傥论和短小的时评，和报纸更具亲缘性。如果将《每周评论》看作一份报纸的话，那么一般安置在中后版面的“随感录”“新文艺”等栏目便类似报纸的副刊——而副刊的源头正是寓“附于报尾以补版面之不足”之意的“报屁股”。[65]

某种程度上，1919年停刊的《每周评论》可以看作次年独立出来的《晨报副刊》的先声。后者也是4开纸单张对折为4版，每页四栏的报纸形式，排版和栏目安置却大为灵活，虽仍有“讲演”“译述”“科学浅说”“卫生谈”等常设栏目，但分布较为错落；“小说”和“戏剧”往往能占据至少三分之一的版面；在此二者之间，由“杂感”“论坛”“诗”等短小灵活的栏目加以调剂。编者偶尔也会创设一些以风格命名的新栏目（如连载《阿Q正传》的“开心话”），甚至有了因人设栏的情况（如周作人的专栏“自己的园地”）。在当时的中国报界，汇于一个总题之下，每篇各自独立的“专栏”还是个新鲜物事，是需要编者加以特别介绍的。[66]

《努力周报》创刊号首页

其实早在未出晨报馆之时，孙伏园就不以《晨报副刊》的既有形制为满足。他虽然一贯表示峻拒《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等早期报纸附张的滑稽风格，却又继承了它们予读者以趣味和放松的真精神。他认为，日报副刊“以趣味为先”乃是“中外报纸的通例”：“外国报中称为文艺部，自然是以趣味为主，中国报中如自由谈，快活林，小时报之类，虽然趣味比较恶劣，有时反弄得极无趣味，但这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好趣味的缘故，应该原谅原谅他们”。作为对它们的扬弃，新式报纸副刊应当成为“高等娱乐的场所”。同时他也很清楚，《晨报副刊》以及同等地位的《时事新报·学灯》和《民国日报·觉悟》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的辩解是，在中国“教育不发达”的“特殊情形下”，副刊不得不负担起向读者普及常识的责任，“兼谈哲学科学”等“专门或普通的学问”——其矛头所指，自然是“讲演”“译述”“科学浅说”等较为严正枯燥的栏目。而且副刊形制一经确立，便有其历史的延续性，轻易难以变更，他于是期待出现专门的杂志来分担这些内容，以“使我们日报的附张卸除这个重担，仍旧回复原来的地位”。向副刊中“时时打算孱入有趣味的材料”，是他试图在局部做出改变的编辑策略。[67]

孙伏园所感得的问题在出版界有相当的普遍性，戈公振亦谓：“当此社会设备不完美之时，凡有文字知识者，舍读日报副张以调节其脑筋外，几别无娱乐之可言。”他也认同报纸副刊应具有能令知识分子“调节脑筋”的娱乐性，“以文艺为基础”，引起读者“研究之兴味”。[68]而另一方面，有专门兴趣的作者和读者，也不会以在驳杂的综合性副刊上占一小小篇幅为满足。为适应此需求，一些出版形式应运而生，比如报纸副刊开始出现日刊、周刊、旬刊的分化。《晨报副刊》自1923年6月1日起增开《文学旬刊》，由王统照主编，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和发表园地，直接于出刊日替代原本《晨副》的版面。1925年4月1日刘勉己代编《晨报副刊》时，又增插《艺林旬刊》和《新少年旬刊》，10月1日起干脆将副刊编辑部分为日刊部和周刊部。日刊即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将板式由依长边分四栏改为依宽边分三栏，取消了栏目名称，犹如拆除了房屋内固有的墙面，代之以无差别的隔板，遂打破了原先各种话题、学科或文类在一期之内都能占一席之地的均衡状态，使文字渐如水流，依主题和气质的相似而趋归一处，综合性大为减弱。原本占据三分之一版面、专业性较强的文字则依主题的不同，分别汇入周刊部的《国际》《社会》《家庭》三种周刊，此三刊由“正张各部部长分任撰述”。[69]其后，徐志摩又将自己经手后文艺性渐强的日刊版面腾出来创办《诗镌》和《剧刊》两种周刊，更是依文类越分越细了。可见主事者虽不同，调整形制，增强副刊的独立性，减弱其中的“正张”色彩，顺应文字“以类相从”的专业化趋势的见解则一。故戈公振观察称：“且特殊之报纸，如政治学术团体之机关报等，以及普通日刊报纸之副张，均往往含有杂志的浓厚色彩，可见二者渐相接近。”[70]

也就在这时，颇多附于日报出刊的“小周刊”开始涌现于北京出版界。它们多由文艺或学术团体和报馆直接联络，再由后者代为印刷。如1924年11月9日高长虹等人在《国风日报》出版的《狂飙》周刊和《世界语周刊》，石评梅等人在《世界日报》办的《妇女周刊》（1924年底）和《蔷薇周刊》（1926年），《京报》旗下的《莽原》（1925年）《国语周刊》（1925年）及包括《文学周报》《民众文艺》《戏剧周刊》《电影周刊》等在内的所谓“七种周刊”等。它们不但各有兴趣和主张，从内容上不复能看出和报馆以及报纸正张的关联，而且形制也较为自由，不必再与报纸正张完全一致。甚至可以像《莽原》那样，只有一部分附于《京报》发送，其他则单独出售。[71]这既强调了作为报纸副刊的周刊本身的独立价值，也是为了将来好装订成合订本，作二次出售的考虑。这或许反映了一种普遍的阅读感觉和收藏习惯，即出版物的外在形式越近于书（开本减小，体积增厚）和远于报（以片纸发布即时消息，随事而消），其内容和思想也就越具有值得永久保存的价值。

尽管在形制上颇为相似，和这些专门性“小周刊”相比，《语丝》仍有其独特性。从作者构成上来说，它最初的十六名撰稿人多以和孙伏园的私人关系聚集在一起，横跨两个代际，各自的兴趣关怀和擅长的创作体裁不尽相同，[72]不像那些多由境遇相似的文学青年组成的紧密小团体一样，有前卫的艺术诉求或一致的政治主张；[73]其“杂而不纯”的性质，倒更接近《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一类无既定主题的驳杂日刊。另外，这些作者的背景大都偏于文艺，不务科学、经济、政法等“专门之学”，是以《语丝》也不必承担大报副刊那种普及科学和常识的任务，反而最合于孙伏园对一份“理想中的附张”的期待，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从“副刊”向“小报”的复归。[74]有趣的是，周作人晚年向友人介绍《语丝》，就谦逊地将它形容为：“该刊物系是报纸半张八折，亦是平常小报，就是专门讥刺打架，遂至浪得虚名耳。”[75]在孙伏园这里，从《晨报副刊》到《京报副刊》的变化和《语丝》的诞生是同步的。看似外在的形制问题，关系着他作为一个资深新文化报人、副刊编辑的媒体自觉。

或许是由于遵循着相似的原始编辑设想，在内部版面的设计上，《语丝》和《京报副刊》一样，每页分出三个横栏，使每行字数减少到20，阅读起来更为轻松；取消了具体的栏目名称，各种主题和体裁的文字看似随意地相互接续。在如此有限的版面内安排花色繁多的文章，足以使编辑排版的匠心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更重要的是，这直观地传达出一种拥挤、扰攘却又前呼后拥、充满生机的视觉感受，也就放大了文字中存在的讥诮、唱和或辩难——这些都是《语丝》的读者时常予以反馈的。而作者本身也是读者，随着身份的往复转化，由感受催生的文字又会再次投入版面。副刊编者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文字的简短、文章间迅捷的切换，往往与轻松、活泼、有新鲜感、具刺激性的阅读感受相连。[76]

不难理解，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语丝》上刊登最多也最受欢迎，最终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记的文体为什么是短小的杂感、简洁的评论，以及含蕴深长的散文诗，而非动辄横跨三五页，需要连载数期的小说、剧本或学术论文。这种经过改造的副刊形制，本身就潜在地表示了对不同文体或迎或拒的差别态度。孙福熙回忆，他和同学“凡初接到《新青年》时，就翻阅书的末尾，先看随感录的文字”，此后重新翻阅，读的也多是这部分。其原因就在于它篇幅的简短，“使读者不为时间与精神所限”，留下的印象反而“与别的长篇论文的地位一样轻重”。[77]从这个角度来讲，《语丝》整体都带有“随感”和“速写”的风味，怀着“名山事业”的撰著心态为它供稿的写作者恐怕是不多的。

堪作对照的是，同为“小周刊”的《现代评论》，只是页数增加了一倍，每页分两栏而非三栏，以传统的方式稳定地划分栏目，大体遵从先“时事短评”和政治经济论文，后“小说”、学术文、“书评”和通信的较为雍容的排布，广告登在刊物的首尾页面而非中缝，就远于小报副刊的灵活随意，而近于月刊杂志的堂皇宽绰，生成了和《语丝》截然不同的视觉效果与阅读体验。由于它每期都给创作安排了固定场地，文艺性也大为增强。鲁迅就注意到，“《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78]《现代评论》的成员构成颇为复杂，初始撰稿班组主要包括综合月刊《太平洋》社社员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后来还“容纳了十多个观点不同的社团流派的作家作品”。[79]该刊严格的栏目划分，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使兴趣和主张迥异的实力人物们能够“各司其职”而作的制度分配。

《现代评论》创刊号内页

另外，前已言之，《语丝》由位于北京大学第一院地下室内，北大出版部附设的小印刷所承印。此处原为印刷教学讲义而设，同时也接外活。孙伏园和李小峰等作为后期新潮社的主要成员，和此处多有接触。[80]在《语丝》之外，同样由此处承印的刊物，前有1922年底北大歌谣研究会创办的《歌谣周刊》，后有1925年创刊，由北大教授徐旭生等人主办的《猛进》周刊。在《歌谣周刊》的排版由直行改为横行之前，三种刊物形制上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均为16开小册，每版依长边分为三栏，文字外加黑框，页眉处印有刊号、日期和版面序数，广告登在中缝处，文字竖排印刷。但一贯之中也有些关键的分别。《歌谣周刊》作为一份专门性较强的学术刊物，姑置不论；《语丝》和《猛进》倒是常被放在一起比较论列的。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头版的样式：《语丝》的头版，钱玄同题写的刊头、地址、报费、广告费等信息居于右上，简明的目录格居于左下，其余为头版正文，形制全同副刊；《猛进》的头版更像是封面，自上至下，分别由巨大的魏碑体报头、日期刊号、疏朗的目录、通信处和其他订购信息构成，直到第25期，才出现将内页正文掺入封面的情况。同时内页也被“时事短评”“虚生专栏”“通信”等固定栏目切割开来，体现了挣脱报纸和副刊，模仿、靠近月刊等长周期刊物的努力。从这一点来说，《猛进》的形制恰在《语丝》和《现代评论》之间。有趣的是，鲁迅就认为，从内容和风格来说，《猛进》多“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的特征近于《现代评论》，但就其爱发“很勇”的反抗性议论一点来说，又和《语丝》站在同一阵线。[81]刊物的形制和风格之间，竟存在如此有意味的对应关系。后者固然不仅为前者这一单一因素所决定，但多少可以说明，在“日报副刊—小周刊—长周期杂志”的演变光谱中，刊物的形制并不是全然外在，与内在的文章肌理、论说风格——或迳言之曰文体——水米无干的“储藏室”式的存在。

《语丝》于1926年5月31日出到第81期时，进行了“特别改良”，变为小32开的狭长小册，有论者谓：“这种版式非常奇怪，在刊物中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82]每期凡16页，页分两栏，加添封面封底。多出的页面上，除了刊名、刊号、目录之外，便是书刊广告，以及北新书局招股、迁址、促销一类的商业信息。我推测，《语丝》此次改版，最大原因当是原先的小报形制只有中缝能够刊登商业信息，已成难以突破的常规，对于成立不久、亟须通过宣传以张大自身的出版方北新书局来说不敷应用，干脆另起炉灶，使此时行销已广、声名赫赫的《语丝》一刊潜在的商业价值得以发挥。如此说成立，那么一些研究者认为到了上海时期才对该刊起“干扰”作用的商业考虑，[83]其实早就影响到这份看似纯粹的“同人杂志”的形式层面。

“同人杂志”与“小周刊”是人们用来界定现代刊物体制的常用词，借助这些标签，人们仿佛就能轻捷地把握住一份刊物的面貌。然而在词与物的罅隙间，丰盈的历史信息和物质形式细节过于轻易地流失了。抽象的“共相”背后，是无数变动不居、各如其面的“殊相”。具体到每份刊物，其体制和形态并不是天然和透明的，而是在时代风会、读者趣味、物质技术等条件的制约下，以及代代相延、迭有翻新的出版实践中，不无偶然地生成和被选择，而后具体微妙地参与到该刊面貌的建构中来。换句话说，以《语丝》而论，虽然它的诞生只是数日间的事，但是使它得以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子的或远或近的结构性潜流，早就在涌动着了。

注释：

[1] 《周作人日记》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407、408页；

[2][7] 《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3、535页。

[3][51] 1924年10月25日章廷谦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4页。

[4][8] 《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548页。

[5] 《思想文艺定期刊语丝周报第一期目录》，《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1月2日第1567号。

[6] 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鲁迅回忆录（散篇）》，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16号。

[9][52]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月刊》1930年2月1日第1卷第2期。

[10] 《发刊辞》，《语丝》1924年11月17日第1期。

[11]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12] 1924年11月13日周作人致胡适函，周作人：《与胡适书二通》，《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

[13]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32–34页。

[14] 商务印书馆欲承办《努力月刊》时，对胡适等人不计较“红利”而取“友谊的帮助”态度，显然与商务高层的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和胡适的友谊是分不开的。见1924年9月8日胡适致高一涵信稿，《胡适来往书信选》，第188–189页。胡适与商务的长期关系，参见陈达文：《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与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73–600页。

[15] 据金毓黻回忆和周作人日记，起首由同人各出现洋五元，其后“每月助刊资三元”。见李家勇：《〈每周评论〉的经营初探》，《工会论坛》2010年第6卷第1期。

[16] 张申府：《忆守常》，《张申府文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3页。

[17] “看《新青年》的，不可不看《每周评论》。1 《新青年》里面都是长篇文章。《每周评论》多是短篇文章。2 《新青年》里面所说的，《每周评论》多半没有。《每周评论》所说的，《新青年》里面也大概没有。3 《新青年》是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是重在批评事实。4《新青年》一月出一册，来得慢。《每周评论》七天出一次，来得快。”（《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第5卷第6号）

[18] 《李大钊书信集》，周芳、李继华、宋彬编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72页。李大钊曾任《晨钟报》（《晨报》前身）总编辑。

[19] 胡适：《〈努力〉的问题》，《晨报副刊》1924年9月12日。

[20] 《北京每周评论被封之因果》，《申报》1919年9月5日。

[21]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1922年6月18日第7期。

[22] 胡适：《胡适之的来信》、《一年半的回顾》，《努力周报》1923年10月21日第75期。

[23] 参见张克明辑录：《北洋政府查禁书籍、报刊、传单目录（1912年7月–1928年3月）》，《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5、6期。

[24] 《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420、436、487页。

[25] 阮旡名：《文字之狱的黑影》，《中国新文坛秘录》，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第8–14页。

[26] 鲁迅在1927年9月说：“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他推测，没收可能发生在许多城市，北京自为其一。（鲁迅：《扣丝杂感》，《语丝》1927年10月22日第154期）

[27] 罗志田指出，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大体尚秉承着历代朝廷对读书人的‘忍让’”，至20年代中后期，张宗昌、张作霖等人乃一反旧则，“随意捕杀记者、学生，严重损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基础”。（罗志田：《北伐前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3页）

[28] 《新社会》旬刊于1920年5月1日出版第19号后不久，因涉嫌“反对政府”遭封禁，办事员亦被逮捕。见郑振铎1920年5月20日致张东荪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25日；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序》，《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2页。

[29] 见《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邵飘萍史料专辑”所收诸文。（《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东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1985年）

[30] 杜钟彬：《邵飘萍传略》，《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邵飘萍史料专辑”，第29页。

[31][33] 孙伏园：《三十年前副刊回忆》，《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第3辑，宋应离等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5、365页，原载《文艺报》1950年第16期。

[32] 冯铁著、史建国译：《作为文学园地的报纸副刊——以〈晨报副刊〉（1921–1928）为例》，《江苏教育师范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27卷第6期。

[34] 《蒲伯英启事》，《晨报》1923年6月30日。

[35] 陈纪滢：《我们需要怎样的副刊》，《中国报纸的副刊》，王文彬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6–39页。

[36] 飘萍：《“七种周刊”在新闻学上之理由》，《京报副刊》1924年12月10日第6号。

[37] 田露：《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1919~1927年北京报纸副刊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4页。

[38] 伏园：《京副一周年》，《京报副刊》1925年12月5日第349号。

[39] 李小峰：《鲁迅先生与〈语丝〉的诞生》，《鲁迅回忆录（散篇）》，第287–289页，原载1956年10月11日《文汇报》。关于此事，孙伏园和周作人都只回忆到刘崇佑对周作人所作《徐文长的故事》的厌恶，似不及李小峰所述直接具体而近情理。（伏园：《京副一周年》，《京报副刊》1925年12月5日第349号；岂明：《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李小峰所作《徐文长的故事》，刊《晨报副刊》1924年7月12日，署名林兰女士。

[40] 李小峰：《鲁迅先生与〈语丝〉的诞生》，《鲁迅回忆录（散篇）》，第286–288页。田露亦有相似的看法（《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1919~1927年北京报纸副刊研究》，第85–92页）。徐志摩受邀接编《晨报副刊》事，见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据此文，黄子美和陈博生力邀徐志摩接编《晨副》，事在1925年3月，而1924年黄子美建议徐办副刊，只是“随便说起”，且未明言此副刊就是《晨副》。

[41] 燕树棠：《法统与革命》，《现代评论》1924年12月13日第1卷第1期。

[42] 1924年11月2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函，《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孙玉蓉编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43] 廖久明：《高长虹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页。

[44] 《本刊启事》，《现代评论》1924年12月13日第1卷第1期。

[45] 轩：《一年来国内定期出版物略述》，原载《唐山》旬刊，转引自伏园：《一年来国内定期出版物略述补》，《京报副刊》1926年1月18–31日第388–401号。

[46]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之《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高长虹全集》第2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94页。

[47]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1月21、27日第1574、1579号。

[48] 《现代评论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2月11日第1591号。

[49] 岂明：《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50] 此语为北京的英文报纸《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1924年10月26日文章中对“北京政变”的评价。见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297页。

[53] 田露：《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1919~1927年北京报纸副刊研究》，第85­92页；邱焕星：《导火线：鲁迅〈我的失恋〉撤稿的背后》，《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6年第1期。

[54][56][68][7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331、6、228页。

[55] 王淮珠编《书刊装订工艺》，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21–22页。

[57] 《周作人日记》中册，第408页。周作人在致俞平伯、胡适的信中，以及在一些文章中，都以“小周刊”来指称《语丝》。（周作人：《与胡适书二通》，《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509页；1924年11月2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函，《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第18–20页；岂明：《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58] 林玉堂：《语丝的体裁》，《语丝》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59] 袁良骏：《川岛先生生平著作简表》，《川岛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6–142页。

[60][80]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23、86页。

[61] 北新书局成立于1925年2月间。（《北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语丝》1926年10月9日第100期）初由李小峰、孙伏园合办，后来孙因事退股，事权财权遂渐集于李小峰及其亲属之手。见陈树萍：《北新书局大事记》，《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37–240页。

[62] 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之《〈京报〉的崛起》，《鲁迅回忆录（专著）》，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83–189页。陈子善推测，荆有麟向孙伏园传达邵飘萍的邀请，约在1924年11月24日前后。（陈子善：《〈京报副刊〉影印本序》，《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3期）

[63] 记者：《〈京副〉的式样》，《京报副刊》1924年12月5日第1号。

[64] 《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创刊于上海，1931年停刊。在如此长的出版时期内，形制有多次变更，此处仅言1924年底时的情况。

[65] 吴永贵和林英注意到，《每周报刊》相对于过去的报刊，已有了“一个重要媒介形式创新”：“一张四开纸的对叠，省却了装订的工序，简约易行，内容不必太多，贵在趋时，满足人们对报纸的时效性期待；同时各栏目板块灿然分明，主题指向明确，篇幅短小精悍，重在说理，满足人们对期刊的纵深性要求。”他们认为，该形制产生了辐射性后果：继起的《语丝》《努力周报》《湘江评论》等刊，“都有着与《每周评论》面孔相似的文本样貌”。（吴永贵、林英：《〈每周评论〉的媒介空间与评论维度》，《中国编辑》2018年第2期）

[66][67] 记者：《编余闲话三则》，《晨报副刊》1922年11月11日。

[69] 《学艺部启事》，《晨报副刊》1925年9月30日。

[71][81] 1925年5月30日、3月31日鲁迅致许广平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241、146页。

[72] 这十六位“长期撰稿”的作者是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孙斐君（斐君女士）、王品青、章衣萍、吴曙天（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冯沅君（淦女士）、顾颉刚、春台、蔡漱六（林兰女士）。见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鲁迅回忆录（散篇）》，第286页。

[73] 姜涛：《从绿波社到无须社——“文学青年”的聚合、位置及人格造型》，《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4–150页。

[74] 记者：《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京报副刊》1924年12月5日第1号。这篇文章里讥讽的“老实不客气的讨论无线电的学问”，指的应该就是当时陈秉骐在孙的老东家《晨报副刊》连载的《无线电通信距离之研究》，可见孙伏园创办《语丝》和《京副》，从一开始就是以《晨副》为他者的。

[75] 1960年12月13日周作人致鲍耀明函，《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该函未署年月，此书编者认为写于8月，误。

[76] 孟超认为，副刊应以“风趣、轻松、短小精悍、引人入胜的笔调”来传达思想和谈论问题；卜少夫比较中日报纸的差别，认为日文报纸“无论在战前以及战时，都比我们的纸面上所显示的要活泼生动得多”，其原因“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除多用铜锌版，编排花式多一点以外，那就是文章短与题目多。”胡乔木则认为，副刊上的文章“写得愈长看得越少”，甚至将“短些！再短些！”的写作号召与“群众观点”联系到一起。见孟超：《副刊的趣味性》，卜少夫：《副刊的形式与内容》，胡乔木：《短些！再短些！》，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第34、47、59–60页。

[77] 春苔：《闲话与草画》，《北新》1926年11月3日第13期。

[78]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53–254、258页。

[79] 黄裔：《追本溯源：重探现代评论派》，《中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

[82] 史蟫：《记语丝社》，《文友》1943年7月15日第1卷第5期。

[83] 赵林：《多元语境制约下的〈语丝〉周刊》，《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5卷第3期。

（转载自“论文衡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