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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西南联大结束历时8年的南渡办学，准备北返复校。北返前，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召集冯友兰、雷海宗、罗庸、潘光旦、汤用彤、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开会，说：“我们在昆明待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一时间，群情振奋，大家纷纷献计献策。冯友兰静静地听着。突然，他站起来说：“依我看，这个纪念品不妨古典一些，干脆立一个纪念碑吧！”大家都说好。经过现场商议，此事就由提议人冯友兰负责筹备，并撰写碑文。石碑刻好之后，将立在联大食堂后面的小土山上。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纪念碑落成。当天上午，西南联大全体师生集合，召开大会。留着黑长须的冯友兰，身着长袍马褂，高声朗诵了纪念碑碑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的小山上为纪念碑揭幕。

冯友兰撰写的碑文1000余字，首先点出作此碑文之因，“河山既复，日月重光”；接着追述西南联大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悲壮旅程；碑文的重点则是对西南联大“可纪念者，盖有四焉”的提炼概括；最后的铭文更是画龙点睛的铿锵之笔，尤以“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等句，最为精彩。

西南联大纪念碑的底座为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碑身嵌在其中。碑的正面刻有碑文，背面刻着从军的联大学生名单，共计834人。此碑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被称为“三绝碑”。

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赞西南联大碑的碑文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篇大文”。冯友兰也非常珍视此文，并视为其平生得意之作。30年后，他又写了一篇《联大纪念碑文自识》，对自己当年撰写的碑文大加赞赏。

既能挥笔撰文，又能坦然自夸，冯友兰的个性和襟怀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