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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白居易（772-846）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重读有关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又引起了我对白居易的兴趣。

读白居易总让我想到苏轼（1037-1101），有这种感慨的人当不独是我。因为他们的相似之处很容易引发联想：都是诗文一流的文豪，生逢唐宋王朝夕阳西下的时代；也都曾卷入当代的党争，人生有波折，却也都能达观处之；以儒立世，出入佛老。我们很难评价他们各自文学成就的轩轾，生前的作品就妇孺吟诵，死后的著作仍洛阳纸贵。两人都是研究中国文史中绕不过去的人物。

关于白居易的传记，白氏自己的诗文作品就是最好的一手材料宝库。就传记作品而论，首推《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一九的《白居易传》。旧传有一万多字（多照录白居易奏章文稿），新传不到三千字，简陋过盛。此外，还有李商隐的《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等带有传记性质的材料，以及唐宋笔记、诗话中的片段记载。后人据此而编辑整理的资料更是不知凡几。品读白氏生平，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诗文，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晚唐士人的精神风貌以及那个时代的特点。

一 初登朝堂：抱负与现实

白居易籍贯太原，生于河南新郑，祖父曾任巩县令。本传说他是北齐兵部尚书白建的后代，有人怀疑白氏是西域在中原的移民，陈寅恪即持此说；顾学颉等从而证之，更有人认为是出自新疆库车王族。但自北朝以来，白氏家族就是业儒仕宦之家；入唐后数代为官，无有达贵，却也诗书传家。白居易少年多病，又暗恋临近的美少女，修进士之业较晚，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时二十九岁。但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已经是凤毛麟角。同科十七人，他自己也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唐摭言》卷三，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914页）。白居易的诗文不仅为顾况等文坛前辈所激赏，而且引起了当朝皇帝唐宪宗的注意。元和二年（807），年仅三十六岁，他就被召入为翰林学士，半年后任左拾遗（两省供奉官），真正是风华正茂。任命十天过后，他给皇帝写了一份五百多字的上表（参《白居易集笺校》五，3323页），可以看出一个春风得意的年轻士人对于政治生涯的热情。

表文说，谢恩状已经随崔群等上过了，现在我单独上书，实在是冒昧，因为我有一些心里话要对陛下您单独说。此文收入《文集》时题做“初授拾遗献书”，不是官样谢恩文章，是作者写给皇帝的书信。所以他谦虚地说“今再渎宸严，伏惟重赐详览”，希望自己的“多此一举”没有给皇帝添很多的麻烦。

那么白居易究竟想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工作就是给你提意见，找不足的：

“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由是而言，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

白居易居然拿出唐《六典》为自己的行为做证：“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谏官拾遗之所以级别低，是因为只有职位低才敢讲真话，不怕得罪人：“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

白居易对皇帝讲自己的工作内容，体现了他的认真甚至有些幼稚。他担心什么呢？是不是担心自己一旦按照拾遗的职责行事，皇上会怪罪呢？

白居易入朝担任近臣之前，写过许多讽喻诗文。“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旧唐书·白居易传》）宪宗初登大宝，向往太宗的贞观之治，白居易被破格提拔，与宪宗的政治理想有关系。

白居易接着说：“况臣本乡校竖儒，府县走吏，委心泥滓，绝望烟霄。岂意圣慈，擢居近职，每宴饮无不先预，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作为近臣的宠遇优渥，让他很想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但不知从哪里做起。

于是，他说：“今陛下登临大宝，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施政举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但是，“万一”呢？“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我要尽职尽责地规谏。“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阙遗，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我会知无不言地提出意见。至于取舍，“但在圣心裁断而已”。

最后，白居易又解释说，“臣又职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诚，合先陈露。伏希天鉴，深察赤诚”。

总之，白居易做出了随时为皇上的错误言论和行为提出意见的架势。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年轻的白居易如何激动地写下了这些肺腑之言。前辈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似乎在他这里可能付诸现实了。他当时写下的《初授拾遗》：“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况予蹇薄者，宠至不自意。惊近白日光，惭非青云器。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白居易《初授拾遗》，《白居易集笺校》一，20页）

仔细推敲一下这些文字，是不是在勇敢的背后，也流露出一份谨慎和小心呢。恰恰是这份谨慎和小心，埋下了他日后急流勇退的种子。

白居易上书提出第一条重要反对意见，是关于好友元稹（779-831）的事。元稹与白居易同年登制举，其时二十二岁。两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喜爱对方的诗文。元稹年轻气盛，得罪朝中势要，遭到贬黜。白居易上疏力争，提出元稹不可贬的三大理由。“疏入不报”，皇帝不予理睬。

其后，白居易又提出几次谏诤，皇帝都采纳了。白居易大约因此受到了鼓舞。有一次，朝廷发兵征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派宦官吐突承璀出任实际上的统帅，朝野一片反对之声。情急之下，白居易当面说“陛下错”，引起宪宗不快。宪宗对首席翰林学士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维护着说：“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宪宗点头称是，“由是多见听纳”（《旧唐书·白居易传》）。

此事《资治通鉴》卷第二三八“元和五年六月”条载宪宗的原话作：“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果然这年底，宪宗提出要白居易出院了。理由当然不是因为谏诤失言，而是任职五年，该换岗了。白居易很知趣，愿意来一点实惠的，提出家有老母需要奉养，愿意出任京畿判司，还援引前人之先例：“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朝廷答应了白居易的请求，命其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旧唐书·白居易传》）。《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言及感恩的心情：“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感恩非为己，禄养及吾亲。弟兄俱簪笏，新妇俨衣巾。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不以我为贪，知我家内贫。置酒延贺客，客容亦欢欣。笑云今日后，不复忧空樽。答云如君言，愿君少逡巡。我有平生志，醉后为君陈。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馀物尽浮云。”（《白居易文集笺校》一，287—288页。第二句原作“捧认”改“捧诏”）

这是白居易的第一次选择，从政治地位显赫的内职出任待遇丰厚的判司职官。其中“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馀物尽浮云”尽显白居易务实的人生观（“平生志”）。史称白居易少年时代就“聪慧绝人，襟怀宏放”。豪迈开朗，出自秉性，自少年时代已然，并不完全是来自生活的经验。这时候白居易不足四十岁。

在京兆判司任职数月的白居易遭遇母丧，于元和六年四月回到了下邽（治今陕西渭南市临渭区巴邑镇）家中。三年守孝期满，于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正五品上），职责是东宫的谏官，实则为闲职。据说同时代的韩愈（768-824）不满任国子学博士（正五品上）大材小用，写《进学解》以自嘲。文章传出后，博得宰相们的同情，就给他调整为考功郎中（从五品上），兼任史馆修撰。当年十二月，加知制诰。虽然韩愈级别略低（白居易正五品上，韩愈从五品上），但是，就职位的重要性而言，白居易却要低许多。

元和十年六月，宪宗讨伐藩镇的战争如火如荼，骄藩叛镇气焰嚣张，为了干扰朝廷的决策，竟然暗杀了力主平藩的当朝宰相武元衡。白居易不顾自己的身份，挺身而出，给朝廷上书，要求缉拿凶手。于是，就有人找他的碴儿了，宰相说他以东宫官属，不当先谏官言事；又有权宦出言说他母亲坠井而亡，居然全无心肝地写出名为《赏花》《新井》（此诗现已不存，宋人认为作于母亡之前）的诗歌。于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这一次白居易在长安只待了半年。

二 江州杭州：被贬与自贬

元和十年八月，四十四岁的白居易来到了江州。他在江州的生活状况，从其《琵琶行》中就可以读出来。次年晚秋，送客到江岸，无意中听到长安歌伎弹奏琵琶曲。白居易感慨万分：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这次外贬是白居易人生的重大转折。早就过了不惑之年的白居易，《与元九书》述说自己的遭遇，比起许多著名诗人前辈，自己“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与元九书》，《白居易集笺校》五，2794页。又参《旧唐书·白居易传》。按江州是中州，《唐六典》卷三〇记中州司马，正六品下，但是，《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下》不记中州司马品级，疑同于上州，则为从五品下。故白居易言自己官至第五品），已经很知足；说要师法古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智慧。他与禅僧大德，唱酬往还，自得其乐。在江州三年零五个月，是他创作的丰收期，著名篇什有《与元九书》《琵琶行》《东南行一百韵》《上香炉峰》等作品一百多篇（首）。

元和十三年春，胞弟白行简离开梓州（治今四川三台）东川节度使卢坦幕府，顺流而下到江州来看望兄长。同年底白居易量移忠州刺史（所谓“量移”，是一个专名术语，即贬黜外地官员，若干年后，量移靠近内地的州府或者酌量升职）。忠州现在叫忠县，属于重庆市，在三峡库区。先秦时代这个地方属于“巴国”，归属唐朝管辖不久，本来叫临州，为表彰战国巴国将领巴曼子以及东汉末巴郡太守严颜在历史上的忠烈行为，贞观八年（634）唐太宗赐名忠州。天宝元年（742）一度改叫南宾郡。从临州、南宾这些名字可以看出，这个地方大约多半为蛮荒之地，贞元名相陆贽就曾被贬黜任忠州别驾。

白居易的官职是升了，地区环境却更恶劣了。但这也改不了他乐天豪放的天性。他写了《种桃杏》诗：“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他倡导大量种树，还亲自带人在城东山坡上种上了一园花果，名为“东坡”，并作《东坡种花二首》；又称“东楼”，是他平日在此流连消磨寂寞的地方。这两个字被宋代贬黜黄州的苏轼“抄袭”而去。我猜测，被贬黜黄州的苏轼，筑室东山时选这两个字，心中一定想起了白居易在故里（巴蜀为苏轼故里）的故事。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宪宗崩驾。六天后的闰月初三，皇太子继位于太极殿东厢，是为唐穆宗（795-824）。白居易作为东宫旧臣，也因此而获得提拔，先是召入为司门员外郎（从六品上）［《旧唐书·白居易传》云元和十四年冬召入为司门员外郎，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作“穆宗用为司门员外”。参《白居易集笺校》六，3948页］，旋转主客郎中（从五品上职事官）、知制诰（掌草拟中书制敕），加朝散大夫（从五品上散官）。唐朝章服制度以散官为本，谓之本品，规定本品散官到三品服紫，到五品服绯。现在，白居易散官够格了，“始着绯”（《旧唐书·白居易传》）。

长庆年间（821-824）应该是白居易的高光时刻。长庆元年十月，白居易再升一级，任正五品上的中书舍人。这个职位再往前进一步，就是入相。当年十一月制举，策试贤良，穆宗亲临现场考试举人，诏白居易领衔，带领贾餗（资历略低）、陈岵（与白居易同科进士）同为考策官。考策结果，时称公允。当是时也，“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可见穆宗的信任。但是，穆宗皇帝并不是一个励精图治之主，“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旧唐书·白居易传》）。也就是说，白居易发现作为“老领导”的“今上”，并不值得自己多费口舌。于是，急流勇退，要求外调。长庆二年七月，除杭州刺史。论者认为从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这是贬黜，但是，这一次是白居易自己提出来的工作调动，说贬也是心甘情愿的自贬。本来应有的高光时刻，只有两年半时间而已。

现在白居易来到了杭州任上。相比于初贬江州的“待时守道”，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对于民间疾苦，他却不曾暂忘。任职杭州期间，他修堤坝，浚池塘，挖井开渠，兴修水利，不仅解决居民生活用水问题，还灌溉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农田达数十万亩。苏轼在杭州知州任上，喜欢自比白居易。苏轼想象着这位先贤的贡献，并努力向往，与之看齐。

三 人生取向：士人与诗人

白居易活到了七十五岁，超过了孔子。他的年寿在唐代著名诗人中仅次于八十六岁的贺知章，远远超过在其前的陈子昂、李白、杜甫，也超过了同时代的韩愈、柳宗元、元稹，以及晚辈王维、杜牧、李商隐、李贺这些大文学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达到他这样高度的文人中，白居易也是享年比较长的。

《尚书·洪范》谓人生“五福”，以“寿为首”，其次则“富”。白居易不算富豪，但是，“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秋居书怀》，时元和五年）。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晚年的《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百千即百贯，相当于十两黄金，这在今日也是富人。更重要的是，白居易一生康泰怡乐、好德善终。

白居易能享“五福”，其原因当然很多，“懂生活”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学者兴膳宏说白乐天是唐代的美食家，诚哉斯言！读白居易的诗歌，你会觉得遇到了一个吃货（参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末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这是在旅途上（贬黜江州司马时）。

“红粒陆浑稻，白鳞伊水舫，庖童呼我食，饭热鱼鲜香。”这是闲坐中。

“鱼香肥泼火，饭细滑流匙。”这是晚餐残酌。

“烹葵炮嫩笋，可以备朝餐。”这是夏日尝鲜。

“朝景枕簟清，乘凉一觉睡。午餐何所有？鱼肉一两味。夏服亦无多，蕉纱三五事。资身既给足，长物徒烦费。若比箪瓠人，吾今太富贵。”这是知足常乐。

“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潇洒可终身。留侯爵秩诚虚贵，疏受生涯未苦贫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这是潇洒闲适（晚岁退休林下时）。

总结一下白居易的人生轨迹。他的骨子里有两种东西在左右着他，一个是士人建功立业的欲望，另一个是文人闲淡舒适的情怀。这两种相反相成的情愫，构成了白居易诗歌中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斑斓格调。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以及杂律诗，说自己最看好的诗是“讽喻诗”，其次是“闲适诗”。因为这两类诗歌反映了他人生的基调。

青少年时期的白居易渴望功名，早慧、拼命读书：“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白居易集笺校》卷六二至卷六七，收入约八十份“策”文，一百多道“判”文，就是他为应付朝廷考试，而写的习题和作业！这只是留下了的作业，没有留下而实际做过的作业只会更多。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家贫多故”，他还是在入仕考试途中，过关斩将、旗开得胜。进士及第、制举登科、初试校书郎，进而京畿簿尉、翰林学士、两省供奉官（如拾遗），这是中晚唐清流士人标准的仕途路径。只要安流平进，他就可以出将入相。

宪宗元和时他初次离开翰林学士院，选择俸禄丰厚的京畿判司，非常实际，这也不算贬黜。元和十年第一次被贬，任江州司马，确实对他触动很大，经历了思想上的一次转折，他平静地去赴任，又愤愤地把失望写在《与元九书》中，说穷则独善、达则兼济的人生哲理。其实，能够说出来，还不是最失望的时候，说明心中还有念想。最失望的时候是什么都不说。这就是他长庆二年离开朝廷去杭州赴任的时候。中书舍人一职距离出将入相，仅有一步之遥。可是，他什么幽怨都不说，自求外任，这个时候，白居易真正地彻悟人生了。在江州司马任上，他还有“守道待时”的情怀；及自贬杭州刺史，他已经放弃了得君行道的念想。此后他也担任过一些实质性职位，如苏州刺史、刑部侍郎、河南尹，但都很短暂，不终任就主动要求改移闲散之职。

白居易只想享受生活了吗？不全是。白居易校正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是文人不是官僚，是诗人不是士人。只是那个时代作家不是一种职业，文人也得有一个官，他选择闲散之职，经常透露俸料收入，又经常说愧对这些工资，原因就在这里。白居易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这在《与元九书》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了，只是当时还有穷通待变的士人使命感；杭州任上还有关心民瘼的父母官的责任感。长庆四年，穆宗崩驾，元稹作序的《白氏长庆集》五十卷编辑完成，他反复申请分司东都获准。于是，他购买了洛阳履道里的宅邸，“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

文宗太和末，李训构祸，衣冠涂地，士林伤感，“居易愈无宦情”。朝廷除同州刺史，辞疾不拜。寻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开成四年（839）冬，得风病，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他自己说，“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厥疾少间，杜门高枕，淡然安闲。吟咏兴来，亦不能遏，遂为《病中诗》十五篇以自谕”。（均参《旧唐书·白居易传》）他的生活已经与创作融为一体了。生活在创作中，创作在生活中。

六十五岁以后，白居易曾经抄写《白氏文集》六十五卷，合诗文三千二百五十五篇，缮写数本，分送给江州东林寺和西林寺、洛城香山寺、圣善寺等寺庙，“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旧唐书·白居易传》）。六十八岁时又增编到六十七卷，收诗文三千八百八十七篇，送苏州南禅院收藏。此后，他不断地注意编辑自己的作品。让作品流传下去，就是他作为一个诗人、作家最大的心愿。总之，白居易成为“体制内”靠薪水养家的作家、诗人。

四 官运时运：逍遥与吟咏

会昌三年（843），白居易以正三品刑部尚书致仕，退休金是领半俸。死后甚至赠尚书右仆射（从二品），这已经是宰相级别的待遇了。中唐郑馀庆、韦贯之以及元稹、权德舆曾出将入相，任节度使及宰相，死后也不过赠尚书右仆射。只有像李绛、杜佑、杜黄裳、裴度等名相，而且任相时间稍长或有口碑业绩、皇帝恩宠者，死后一般册赠三公或者上公（太傅）。名望稍低的宰相则赠东宫师保头衔（三太从一品，三少正二品）。还有如陆贽也曾为相，仅赠六部尚书。白居易死时，宣宗皇帝写诗悼念，享受哀荣。可以说，白居易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生赢家。

白居易把当官作为一个文人职业（作家、诗人），在党争激烈的时代，并没有受到大的干扰。这一点与苏轼越过越穷很不一样。这当然与白居易的诗文名声有关。都说宋代是文治的时代，可是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于文化艺术的向往，从唐太宗以来，代代不已。宪宗赞赏白居易的诗文所以其得入翰林学士院，白居易是穆宗东宫旧僚。文宗、武宗、宣宗，都对白居易的才华和作品十分欣赏，尽管这几个皇帝政治态度并不一致。敬宗和文宗时期，多数情况下，牛党得势，白居易与牛僧孺关系密切，与牛党骨干杨虞卿为姻亲，他当然不会太受委屈。可见，从元和到大中，白居易历经六朝（宪、穆、敬、文、武、宣），都没有遭到太大的政治灾难，真正可以被称为贬逐的只有元和十年江州司马那一次。此外，则是官越做越大。

从元和初到大中初，正是唐代党争形成、发展和激烈倾轧的时期。白居易一概不参与党争。牛党党魁之一李宗闵最欣赏杨虞卿的才华，最排斥讨厌元稹。杨虞卿是白居易的妻兄（从兄），元稹则是白居易的密友。武宗欲启用白居易。李德裕言白居易有风疾（开成四年冬白居易就得了风疾），乃是事实，推荐了白居易的从弟白敏中入朝，后任宰辅。可见，李德裕对于白居易也无芥蒂（《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乃伪作，《白居易集笺校》六，3882页）。六十岁任河南尹，不到两年就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六十四岁被任命为同州刺史，白居易干脆托病不就。与惶惶于仕途且贪恋权威者不同，白居易才华横溢却与世无争，能得到各方势力的认同，这就是他仕途顺遂、很少有人事纠纷的奥秘所在。因为仕途对于他来说，只是“职业作家”拿一份薪水的岗位而已。

旧传对白居易有如下概括：“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指忠州刺史任上）。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太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根据以上分析，这段概括和评论是非常中肯的。其中所谓“逍遥”“吟咏”这两点，尤其概括了他以创作为终生职志的人生选择。

五 馀论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生活中，喜欢在作品中传承前贤的意象。东晋的谢安喜好游赏东山（人称谢东山）；晋末宋初的陶渊明咏唱“采菊东篱”。唐初五祖弘忍有东山法门（东山寺）；白居易在忠州，于东山之坡（即东坡）种花，首次赋予“东坡”以特殊意象，并且为苏子瞻的东坡居士所承接。

苏轼颠沛一生，所写诗文也很潇洒。苏轼对新旧两党都不讨好。他既不满意于王安石的变法，也不同意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废黜新法，甚至呼之为“司马牛”。但是，苏轼的日子过得不舒坦。

苏轼在惠州，老病在身，写了首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竟然遭朝中当权者嫉恨，以六十一岁的高龄，再贬崖州（今海南岛）。

白居易好友元稹元和时被贬黜，写了《放言》五首，其一有云：“近来逢酒便高歌，醉舞诗狂渐欲魔。五斗解酲犹恨少，十分飞盏未嫌多。眼前仇敌都休问，身外功名一任他。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莫将心事厌长沙，云到何方不是家。酒熟餔糟学渔父。饭来开口似神鸦。”元稹以贾谊自况，愤懑不平之情，溢于言表。

此时的白居易也在江州司马任上，其和诗《放言》充满同情和鼓励：“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安慰元稹，也是白居易自辩。

像以上这种向朝廷鸣冤叫屈的调子，要是搁在北宋，那还了得？一个“乌台诗案”就差点儿要了苏轼的性命。有人说北宋的政治文化如何宽松，那是误读，那是与明清相比；要是与唐朝政治宽松相比，就谈不上了。

因此，白居易与苏轼命运的差异，不完全是源于二人的性情不同，而是唐宋士大夫命运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折射了唐宋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差异。唐朝的政治宽松，即使在中晚唐时代，也留有馀香。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