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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其诗、书、画都是璀璨的文化瑰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古流传。除了正史《新唐书》和《旧唐书》为他专门作列传记载其生平事迹外，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风流才子，其人、其事、其作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亦有颇多记载。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的王维书写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从文体上可分为笔记体小说和传奇体小说。笔记体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主流，往往“记录故事、陈说见闻、叙述杂事，乃至缀辑琐语、解释名物”。中国古代有不少笔记体小说都记载了王维的事迹，如《明皇杂录》《唐国史补》《云仙杂记》《唐语林》等。《明皇杂录》记录了唐玄宗一代的杂事，其中有王维为崔圆画壁和作《凝碧诗》二事。《唐国史补》是一部记载唐代开元至长庆年间重要历史琐闻的笔记，其中记载了王维的一些事迹，如奉佛、画品妙绝、观图识曲等，还在正史之外补载了王维取李嘉祐佳句一事：“维有诗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李嘉祐诗也。”李肇身为翰林学士，与书中的很多文人都有过近距离接触，因此其书的可信度较高，书中的一些文人轶事多被正史引用，诚如其书名所言，可以补史。《云仙杂记》内容则较为驳杂，是一部记录唐五代逸闻轶事的古小说集，其中杂记了王维居不容尘、苦吟和用雷门四老石等生活琐事，如：“王维居辋川，宅宇既广，山林亦远，而性好温洁，地不容浮尘。日有十数扫饰者，使两童专掌缚帚，而有时不给。”“王维辋川林下坐，用雷门四老石，灯灭则石中钻火。”这些典故亦载于白居易的《白孔六帖》。“苦吟”一条未载，兹录如下：“孟浩然眉毫（一作毛）尽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维至走入醋瓮，皆苦吟者也”，生动地记录了三位大诗人的苦吟状态。《唐语林》仿《世说新语》体例，广泛记载了唐代的政治史实、宫廷琐事、名物制度、士大夫言行、文人轶事等内容，其中对舞黄狮子一事，记录得更加详细：“王维为大乐丞，被人嗾令舞《黄狮子》，坐是出官。《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后辈慎之。或有人报王维云：‘公除右丞。’王曰：‘吾畏此官，屡被人呼不解作诗王右丞。’”此外该书还记载了王维和其弟王缙的一则趣事：“王缙多与人作碑志，有送润笔者，误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边！’”可见王维之风趣。《唐语林》的语言兼具史学家、小说家、评论家等多种口吻，亦庄亦谐，不同于史书的板正庄重。形式上它以丛残小语、尺幅短书为主，语言上简约含蓄，隽永传神，一些戏谑之语增加了小说的幽默感。《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唐语林》在体例、风格等方面，既有《世说新语》的遗风，又有自己的特色。书中材料很多采自今已失传的笔记小说，有助于辑佚。不足的是，卷首虽附有采录书目，但所采的各条并未注明出处。

传奇体小说，据薛洪勣《传奇小说史》中的界定，是“区别于史传文学、笔记小说、寓言小品以及白话小说，即中国古代作家（或文人）用文言创作的一种写人叙事的文学作品”。关于王维的载录，传奇小说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集异记·王维》，该篇直接以王维的名字来命名。其中《顾氏文房小说》收录的部分是关于王维登第的最早详尽记述，后有杂剧《郁轮袍》专演此事。除此之外，《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九亦收录了《王维》，并于篇末“一举登第”后多出一百八十字，记载了王维被贬谪、任伪职和为崔圆画壁等事迹：“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宝末，禄山初陷西京。维及郑虔、张通等皆处贼庭。洎克复，俱囚于宣杨里杨国忠旧宅。崔圆因召于私第，令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无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艺。后由此事，皆从宽典，至于贬黜，亦获善地。今崇义里窦丞相易直私第，即圆旧宅也，画尚在焉。维累为给事中，禄山授以伪官。及贼平，凡缙为北都副留守，请以己官爵赎之。由是免死，累为尚书右丞。于蓝田置别业，留心释典焉。”正史和传记中对于王维登第、被贬的原因和画壁一事只字未提，而《集异记·王维》却作了很好的补充。虽然不少学者考证出其记载不实，不可作信史看待，如汪辟疆就指出：“薛氏此文，或即摭拾传闻，不定根于事实。”陈铁民也在《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易陷入的两个误区——以王维为例》一文中指出《集异记》记载的王维登第时间与史书不合，且开元前期京兆解送尚未置等第，因此根本不可能存在王维与张九皋争解头之事等一系列与史实不相符的地方，认为这不过是小说家虚构的故事情节，但它确实也反映出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如唐代盛行的请谒之风和温卷之习以及薛用弱生活的元和、长庆时期争京兆解头的风气。作者通过此篇生动地揭露了唐代科举制度的一些弊端，也使我们对当时的文化氛围有进一步的认识，因此一定程度上还是有补史之功。并且，《集异记·王维》能够千古流传并不断为戏曲、小说所取材，不只缘于其故事情节的生动有趣、令人耳目一新，更缘于其巧妙的艺术手法和高超的艺术价值。在情节结构上不同于史书的平铺直叙，作者经过巧妙的构思，加以合理的虚构与想象，“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增强了故事的传奇性，耐人寻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通过对王维外貌、语言、性情等多方面的描写，塑造了一个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的形象。斯人如画，能诗善乐，既符合人们对王维的心理期待，也给小说平添了一层诗意，唐传奇之细致和生趣确是其他文体所难以替代的。

无论是笔记体小说还是传奇体小说，主要记载的都是王维的一些杂事、轶事，且只截取人物生平中的一件事或几件事进行描写，多“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和怪异之事，甚至有时会为了达到比较好的艺术效果而“随意妆点，增饰虚构”。要想对王维的生平要事有一个宏观的、切实的了解，则还需从史部的著作中特别是正史与传记中获取信息。

正史与传记中的王维书写

正史是记载历史的著作，其中的列传是专为历史人物作的传记。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为列传下定义道：“‘传者，传也，记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正史中有王维列传，即《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和《新唐书》卷二百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七》，皆采用编年体的方式，按时间顺序记录其一生，尤其注重政治生涯的勾勒，对王维的宦海浮沉进行了梳理，叙述了其任伪职一事，还写到了其和权贵的交往以及皇帝征其诗作等和政治有关的事件。其中，其《新唐书》还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王维的事迹，如因罪获贬、“五短五长”、享年六十一、赠官以及“表辋川第为寺”等旧传中所没有的内容。诚如撰修者欧阳修在《进新修〈唐书〉表》中所言：“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因有革，立传纪实，或增或损。”吴缜在《新唐书纠谬》中指出：《新唐书》增的事“多采小说而不精择”。这个观点前半部分是可取的，如新增的王维“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一事应是采自唐人薛用弱的小说《集异记》：“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黄狮子舞专供皇帝享用，伶人私舞是僭越的行为，王维因此获罪贬官。《新唐书》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撰修者是以欧阳修和宋祁为首的宋代一流的学者，他们在选择史料时不会“不精择”，所采用的史籍当是经过较为严格的审订与筛选的，史料价值和可信度应是比较高的。新增的这些事迹，使王维的生平特别是政治生涯更加丰富与完整，有利于扩展读者对其的认识与了解。

除了在正史中有专为历史人物作的列传，传记类著作中也有“‘传’体叙人生之经历，‘记’体叙事件之经过”。如唐代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和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里都有关于王维的记载。《安禄山事迹》中夹叙了王维的生平，皆为正史中所载，但记叙较为简略，可作小传看待。其特别之处在于对王维作《凝碧诗》的背景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群贼皆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陈御库珍宝，罗列前后。乐既作，梨园弟子皆不觉歔欷，相视泣下，群贼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自胜。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贼乃缚海清于戏马台，支解以示乐人，闻之者无不伤痛。时王维亦在贼中，初于菩提佛寺闻之，赋诗曰……”此为正史中所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王维作此诗时的背景与心境，进而能够更恰切地理解其诗作。《唐才子传》与正史的列传相比，则更具特色。在内容上，其据《集异记》增补了王维得作解头的原因，即演奏《郁轮袍》、行卷等事：“（王维）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律，岐王重之。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传中还补充了王维的自评及苏轼对王维诗画的评价：“维诗入妙品上上，画思亦然。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皆天机所到，非学而能。自作诗云：‘当代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后人评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信哉。”《唐才子传》作到了传论结合。在结构上，辛文房一改按照时间顺序对传主生平经历的介绍，将在新、旧《唐书》的记载中占据很大篇幅的宦海生涯一笔带过，着重叙述王维的风雅逸事，突出其才华横溢、精通乐律、书画兼长等特性，凸显其洒脱飘逸的才子形象，照应书名。在艺术上，正史表现人物力求符合史实，目的在于记录传主的生平经历，人物塑造则较为扁平化；而《唐才子传》中则多叙文人逸事，有合理想象的成分，并有一定程度的美化，目的在于塑造生动立体的才子形象，这些书写特色实质上也体现了历史传记向文学传记的转变。

综上可见，小说中的王维书写与正史、传记中的王维书写在收录内容方面总体上是互补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立体地了解王维。正史、传记多平铺直叙传主的生平事迹，尤侧重政治生涯的勾勒，且由官府主持编写，可信度最高，具有权威性。因此，新、旧《唐书》中的《王维传》都成为之后介绍王维时必不可少的底本，而且由于内含王维事迹丰富，甚至成为小说的取材对象。不少小说在此基础上进行虚构藻绘，如《旧唐书》中简单的一句“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即被敷衍附会出一整篇洋洋洒洒的唐传奇——《集异记·王维》。反过来看，由于小说中的很多内容在正史与传记中并未记载，因此正史与传记在修撰时亦“多采小说”，特别是一些唐人记录见闻，随笔而成的具有补史功能的笔记体小说，如《唐国史补》，史家在修史时多从中取材。在书写风格方面，小说与正史、传记也是大相径庭，正史与传记作为史部的著作比较雅洁，“注重史料的可信性和取材的雅正……以严肃冷峻的态度记事存人”，而小说则较为灵活、生动、有趣，文学性也更强。三种文类对于同一个人即王维的书写之所以呈现出互补与差异，则是由这三种文类自身的文类规定性所决定的。

正史、传记与小说书写之异同

小说与正史、传记由于定位、体例、功能等不同，因此在记载时各具侧重与特色，这也鲜明地体现出各自的文类规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题材内容方面，正史与传记多实录传主生平，尤重庙堂国政、建功立业等与天下兴亡、道德教化有关的事，如新、旧《唐书》中的《王维传》侧重于对其政治生涯的勾勒，并不注重琐碎的杂事和细腻的情感。同为史部的“传记”亦记载的是传主的生平经历，但多为正史之外的逸闻轶事，与庙堂国政有些距离，且比较琐细，属于“史官之末事”，或“野史之流”，真虚莫测。如《唐才子传》中就采录了《集异记》里关于王维中举原因的表述，这在正史中是没有提及的，经考证，多为虚构，非信史。笔记体小说则多着眼于日常小事，往往“真伪相参”，有助于丰富人物的个性和气质。有些笔记中还记载了大量诗文作品及其本事、评论，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作品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还有助于辑佚勘误，具有文献学价值。这些作品能够反映一些社会现象和风气，如唐代笔记中呈现出的干谒行卷、名士交游唱和等风气，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唐传奇与史部的著作和笔记小说相比，题材内容相距史家旨趣更远，且大多属于依托附会、虚妄不实的传说，如《集异记·王维》中对于王维中举过程的叙述。

二、在人物塑造方面，正史和传记往往通过精心选取的典型事例来塑造人物，用简洁的笔墨来勾勒出人物的轮廓，形象较为平面化、单一化。唐传奇与正史和传记相比，在塑造人物时则比较注重细节，通过人物的外貌、语言、神态、动作和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与思想感情。且唐传奇中的人物性格往往单纯而鲜明，不求多变，如《集异记》中王维的形象就是一个精通音律、善作诗文的风流才子，一目了然。其中，有对其形貌的描写：“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寥寥几笔，就使一个翩翩美少年的形象跃于纸上，极富诗意。文中也有对其神态、动作的描写“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所钦瞩”，塑造出一个潇洒倜傥的风流才子形象。《集异记》中如“公主尤异之”“公主览读，惊骇曰”“公主笑曰”等关于公主神态的描写，与《唐才子传》相对比，也更为细致、生动，使公主的形象更加饱满、立体。笔记小说则内容驳杂、体例不一，往往会用到多种艺术手法，如对比、烘托、白描等，塑造出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如《云仙杂记》中就用类比、烘托的手法塑造了王维苦吟诗人的形象。

三、在叙事方式方面，正史与传记一般采用全知视角叙事，以体现其对历史全局的把握，提高可信度。“史家的写作以充分占有史料为前提，全知全能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责任。限知叙事作为一种处理题材的方式，有悖于史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一个史家，无论他对历史全局的了解事实上达到什么程度，但在理论上必须假定，他对历史全局是完全了解的，惟其如此，他所选择的事实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史家的这种理论上的假定，使他不再有采用限知叙事的权力。”如新、旧《唐书》和《唐才子传》皆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了王维的生平事迹。正史和传记都以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人物叙事。为了详细地记录传主的一生，往往以时间为经、事迹为纬，对传主的姓名、籍贯、品行、生平活动甚至身后事按固定的叙事结构、程式展开，在有限的篇幅内时间跨度很大，是人的一生，因此叙事节奏很快。有时篇首和篇末还将叙事时间往前溯，叙及其家世；向后推，对逝后情况亦作交代。如新、旧《唐书》中的《王维传》在短短的篇幅中叙述了王维的家世、科举、仕宦、成就、兴趣、逝后事等漫长的人生经历。史书记载文简事繁，多为宏大叙事，粗线条勾勒，概述一生中的重要事迹。这种固定程式、结构便于接受与学习，有极高的应用价值，但较为刻板、少变化，生动性不足。唐传奇在叙事上则是文繁事简。不同于传记记录传主一生，唐传奇往往“专书一事始末”，叙事重心在情节，既可采用全知视角，也可采用限知视角，对传主的生平经历亦可不作说明，独立成篇，时间跨度小，且篇幅较长，少则几百字，多则一二千字，注重肖像、对话和细节等全方位描写，因此叙事节奏很慢。如在《集异记·王维》中，并未对王维的生平经历进行介绍，只是就其中举的过程展开铺叙，通过为公主演奏《郁轮袍》和向公主献诗文等细节的描写，将王维的风流和神韵展示出来。“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不同于唐传奇篇幅较长、叙事集中，笔记小说多为丛残小语，篇幅短小，一事一则，杂记而成。在叙事上大体采用全知视角，局部描写采用限知视角，还有一些笔记杂著是非叙事类作品，其中有些内容虚实兼备，“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具有“资考证”的价值。

四、在语言风格方面，正史与传记的语言偏古朴典雅，以简明扼要、言简意赅为旨，切勿“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此外，史著内容的严肃性也决定了其人物语言应是理性化的，如新、旧《唐书》中记载的代宗和王缙的对话：“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再如《唐才子传》中九公主的言语：“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皆为史家之言，庄重典雅。传奇的语言风格则与正史大不相同，其中有些传奇著作注重藻饰，语言富丽，文辞华艳，有一种典雅的美感；有些传奇的语言则平易通俗，娓娓道来，如《集异记》中就用流畅生动的笔墨，诗化的语言写出了王维的风姿，以形传神，极富表现力。和正史与传记相比，人物语言亦比较活泼生动，如《集异记》中关于公主语言的描写：“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公主览读，惊骇曰：‘皆我素所诵习者，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解，当为子力。’”更具有情感张力，个性化色彩较浓。笔记小说则由于篇幅短小，语言往往精简凝练，风格也是亦正亦谐，如《唐语林》。

五、在创作宗旨方面，正史与传记以求真为主旨，如实记录某人某事，并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关怀家国天下，重视思想教化与人物品质。史家秉承“文以载道”的精神，讴歌忠臣志士，为建功立业者作传，通过表现传主的精神品质以“彰善瘅恶，树之风声”，鼓励士人行修齐治平之道。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往往庄重严肃，秉笔直书，尽可能避免虚构，作到“不虚美，不隐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就强调历史记载必须真实：“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因此，是否符合史实是区别史著和小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准。不同于史家的求实、尚理、崇德，唐传奇的创作宗旨乃是传奇、尚异、重情，“极力弘扬小说创作的新奇，且由六朝时期强调小说表现超现实的怪幻之奇逐渐被推崇人事之奇的倾向所取代”。虽然也会“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福祸以寓惩劝”，但它的侧重点在文采和意想上，搜奇集异，点染风情，以文采风流取胜。史部著作的目的在于道德教化，传奇小说的目的却是审美娱乐，逞才遣兴，因此作者常常游戏笔墨：“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搜罗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核，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寓庄于谐，有意作幻设语，以表达其思想情感。如薛用弱虚构王维中举的原因，不仅表达了对王维诗乐才能的赞赏，还无形中鞭挞了当时不良的科举风气。笔记小说的创作宗旨则包含求实和述异二者，半虚半实，既可“补史氏之阙”、“寓劝诫”、“资考证”，正如刘知幾《史通·杂述》所言：“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又可游心寓目，“供谈笑、广见闻”。

综上所述，王维是中国名垂千古的风流人物，其人、其事、其诗、其画等都遍布中国古籍，其中各部类关于王维的记载既可互相补充，又存在着差异，彼此之间有着相对分明的畛域，而这主要是由各文类自身在题材内容、人物塑造、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创作宗旨等方面的文类规定性造成的。通过比较各文类关于王维的书写，可以进一步管窥正史、传记和小说的书写特色与异同。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学著述，汇成了全方位的、立体的交响乐，奏出了历史人物完整美妙的人生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