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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万平方米的上海图书馆东馆正式对外开放以来，成为申城文化新地标，也正努力成为市民乐享其中的“书房、客厅、工作室”。其七楼特辟“馆藏精品馆”，将长期集中展示上图馆藏精品。

澎湃新闻获悉，首展之一以“典册琳琅”为主题，系统展示从纸间书写到勒石传拓，从古代的雕版，活字印刷，再到近代的铅印、石印等技术更迭下的文化传播之路，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其中，堪称“镇馆之宝”，翁同龢旧藏的宋刻本《长短经》也在展览之列。

上图馆藏宋刻本《长短经》

《长短经》，是唐代赵蕤撰写的一部经世致用之书。赵蕤字太宾，号东岩子，梓州盐亭人（今四川省盐亭县），盛唐时期学者。他博于韬略，长于经世，却避世隐居，唐明皇多次想征他去朝廷里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

对于赵蕤的名字，公众稍感陌生，但他有一个十分有名的朋友——李白。赵蕤与李白并称唐代的“蜀中二杰”，当时更有“李白文章，趙蕤术数”的说法。

《长短经》是一部借鉴先秦至隋兴衰存亡，纵论“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术”的杂家类书，多涉及权谋与驭人等内容。全书分文、霸纪、权议、杂说、兵权五类，汇集了儒家、法家、道家甚至阴阳五行等各家的说法，这其实与战国纵横家的思想颇为类似。

“长短”二字，出自代表纵横家学术的“长短纵横之术”这个词。纵横家作为战国的“诸子百家”之一，他们的思想不局限于一家之说，主要目的是通过自己的辩才，分析天下局势，帮助列国称霸。可见，纵横家的学术十分切近现实，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

上海图书馆馆藏的《长短经》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版本，也是宋刻孤本。宋代雕版印刷兴盛，宋刻本印制精美，版式疏朗，用墨讲究，书法精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明代高濂就曾评价：“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

由于宋刻本已有千余年历史，能够流传至今实属不易，存世极少，难得一见。在古籍收藏界，宋版书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

上海图书馆馆藏的《长短经》避讳至宋真宗的“恒”字，书中镌有“杭州净戒院新印”“净戒院印”的刊记。这部书在宋代虽然刊刻过，但到了元、明两代却很少流传，几乎没有见到过翻刻甚至抄本，直到清代才有人将它刻入丛书。

这部宋刻孤本清初时为徐乾学传是楼收藏，后传至励守谦之手，恰逢乾隆皇帝诏修《四库全书》，励氏为《四库》编修，他以馆臣的身份进献书籍，此本即所献之一。

为了鼓励各方进呈书籍，乾隆承诺如遇孤本秘籍，必将亲笔题咏其上。这部《长短经》的首页就有乾隆三十九年御题绝句四首，可见他对这部稀世之珍的重视与喜爱。此本还钤有乾隆三十八年翰林院戳记及翰林院满汉文朱文方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可知为《四库》底本。

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这部《长短经》来自于翁氏藏书，此书是翁同龢在清光绪十三年得到的，在他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翁同龢赞叹这部书为“宋刻之极佳者”，然而价格也十分高昂，书商竟开价八百金，最后以三百五十金“巨价”收得。此后，这部宋本一直由常熟翁氏家族收藏。

“翁氏藏书”，是指明代以来生活在江苏常熟之翁氏家族中翁咸封一支的藏书。翁咸封之子翁心存勤于搜罗，得到陈揆稽瑞楼等各家藏书，质量已颇可观。翁心存之子翁同书、翁同龢继承前人的藏书事业，搜罗益富，考究益精，校勘益密。清末怡府主人书散，翁同龢收得部分精品，更使翁氏藏书品质得到显著提升。而他们的子侄孙辈，均能继承先志，谨守藏书，不使失墜。翁氏藏书至今已历六世，它们也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翁同龢后嗣翁万戈先生将包括《长短经》在内的一批古籍善本带到了美国。历经翁氏五世守藏，2000年，上海图书馆在上海市政府支持下以450万美元从美国收购了晚清名臣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所藏的善本八十种。这部书最终随着翁氏藏书一同落叶归根，重回故国，入藏上海图书馆。

在翁万戈所藏的八十种善本中，宋刻本达十一种，《集韵》《邵子观物内外篇》《长短经》《重雕足本鉴诫录》《会昌一品制集》《丁卯集》《嵩山居士集》等宋刻本均为孤本。

上海图书馆购回翁万戈藏书，一大原因就是其中有清代怡亲王府的旧藏。怡府主人弘晓是乾隆皇帝的兄弟，喜好典籍，所收大多为人间罕见秘本。当年编纂《四库全书》时，别人都奉乾隆之命进献藏书，唯独怡府未曾参与。于是出现世人皆以为失传之书，而在怡府却有收藏的情况。

然而，同治初年，因为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将包括袭爵怡亲王的载垣在内的八大顾命大臣处死，怡府随之没落，藏书散落书肆。

当时捷足先登买到怡府藏书的主要有四家，即山东聊城杨绍和海源阁、江苏吴县潘祖荫滂喜斋、浙江仁和朱学勤结一庐以及江苏常熟翁同龢均斋。滂喜斋的部分善本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被上图收得，结一庐的大部分藏书也在八十年代初由外家后人张子美先生捐赠给上图，后翁氏藏书，包括宋刻本《集韵》《注东坡先生诗》《邵子观物篇》等也为上图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