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无声胜有声——漫忆黄裳与巴金的交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裳、茹志娟、吴强、王安忆（后排自右至左）与巴金合影
2021年10月18日，我在徐汇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展出的《薪传：鲁迅与巴金图片展》上，看到自己拍的巴老在鲁迅先生墓前敬献的花篮的图片，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黄裳先生为拙作《世纪巴金》作后记的情景……
2000年初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贺巴老九十六岁华诞，准备出一本名为“世纪巴金”的书。一天，我来到陕南邨黄裳寓所邀请他为书作后记。黄裳见是介绍巴老生平的摄影集，当即答应了。也许是看到画册“鲁迅是吾师”一章中有巴老、黄源与他结伴同行访问鲁迅故乡等的配图，他便以此作背景，写下了《琥珀色的绍兴酒》这篇后记，以数百字篇幅记叙了他在绍兴的所见所闻。后记把参观鲁迅先生故居百草园，及接受故居纪念馆赠送鲁迅先生惯用的“金不换”毛笔等难忘场景和细节悉数收入文内。那天，三老还为纪念馆题词留念，巴老题怀念鲁迅的词；黄源是忆先生的，各有所长。黄裳题的是：“鲁迅先生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愿追随先生的脚迹前进，这是我毕生的志趣。1983年10月9日。”
然后，他们来到故居对面，过了屋前的那座石板小桥，走进“三味书屋”。在鲁迅儿时读书的座位，巴老侧身挤进狭小的书桌，坐在先生当年的椅子上开心地笑了。
午饭时主人取出了存放几十年的绍兴陈酒，只有一小瓶，座中每人都分到一小杯，那确是难得的陈酿，已经成了琥珀颜色的了。
黄裳借物抒情，在平直的叙述中表达了几位鲁迅追随者的敬仰之情。小林读后说，黄裳的这篇后记写得好。
没隔多久，《世纪巴金》出版了，出版社拿出三十本书，请为书作序和跋的作者签名盖章进行义拍，拍得款捐给“希望工程”。那天，我们把书运抵黄裳寓所，我看着黄裳坐在沙发上边签边翻看着书中一幅幅熟悉的图片，便与他东拉西扯地攀谈。当我问及巴老替他找回失散多年的书时，黄裳见我似知非知，便告诉我——
一次，黄裳约上黄宗江和姜德明上巴金寓所喝茶聊天。彼此谈得正酣时，巴老上二楼找出三本藏书送黄裳，说是二十多年前托人从旧书店买的，现在没用了。黄裳见其中一本《药味集》扉页上有周作人亲笔为他题的字。还有一首“题诗”仍夹在书页中。黄裳和我说到书上的签名及诗的来历。1946年，时为文汇报记者的黄裳，到南京的老虎桥监狱采访被羁押的汉奸文人周作人。访谈结束，黄裳拿出《药味集》让他签名，周作人不仅签了，还另给黄裳作小诗一首。黄裳还记得，此书是在他被打成“右派”后从家里“流”出去的，却在不经意间重回到自己的手中。
1997年11月20日，我走进巴老病房，听见巴老正在动员黄裳捐书。他对黄裳说，你可捐些书给上海图书馆。黄裳说，准备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巴老立即说，那不一样，你的古籍版本书适合给上海图书馆……
正在讨论时，柯灵夫妇开门走了进来。柯灵还是那熟悉的笑脸，进门与大家招手并点头示意，我见他还特意转向黄裳点了点头，黄裳与其相视抿嘴一笑。柯灵夫妇便在巴老的另侧落座。此时病房里的气氛明显没有先前那么轻松随意了，大家不知话从何说起。过了片刻，还是巴老先开了口，问柯灵近来在忙点啥。柯灵说正在写浙江文学志和准备赴京参加民主党派会议。接下来，他们都似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知所云。在场的心里都清楚发生在三年前的那场笔仗，使柯灵与黄裳已有多时未相见了。如按往常，我早就给他们合上影了，这次却始终没敢举起手中的相机，生怕造次。
原来，1994年适逢梅兰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柯灵在《读书》（第六期）上发表了《想起梅兰芳》的文章，对黄裳写于1947年的《饯梅兰芳》提出了不同看法。随后黄裳在《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7月）回应以《关于〈饯梅兰芳〉》一文。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双方在报刊上打起了“笔仗”。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相比之下，柯灵的文章犀利，而黄裳则从容不迫，在我眼里都是论辩的好文章，属正常学术范围内的争论。三年后，两位名闻遐迩的散文大家，又同为文汇报的资深报人，在探望巴老时巧遇，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相逢一笑，实属不易。这当然离不开巴老的桥梁作用。难怪他们告辞离去后，巴老坐在轮椅上“偷着乐”，小林见他这么开心就问道：“爸爸你在笑什么？”他说：“我刚才差点笑出声来。”后来，有友人为我未拍下一幅巴老与黄裳、柯灵的合影而惋惜，现在想想当初我的顾虑确是多余的。
2002年9月27日，我随巴老的胞弟李济生、侄子李致、女儿李小林、侄女李国糅到浙江嘉兴踏访李氏祖籍地，到访“仰甘亭”、塘汇镇西的李家祠堂旧址，在返回的路上顺道来到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小憩。小林是重返旧地，她给我们说起四十多年前她与弟弟小棠随父母到嘉兴游玩的情景。1955年，黄裳与嘉兴卫校读书的朱光耀姑娘正处于热恋期。一天，他约巴金、萧珊夫妇带着儿女赴嘉兴，泛舟南湖后上烟雨楼喝茶，黄裳有意让未婚妻来与大家见见面、“亮亮相”。巧的是，我来嘉兴前在《文汇报》“笔会”上刚读到黄裳对烟雨楼赞美有加的散文《嘉兴去来》，我不曾想到其中还有这么一段充满故事的小插曲。
回上海后不久，我在翻阅《巴金全集》的“书信卷”和《家书》时看到这段爱情故事的“前奏曲”已被巴老记录在册。抗美援朝时，在朝鲜体验生活的巴金读到妻子萧珊的来信，其中说：“有一天黄裳陪那位小姐来我这里坐了很久，第二天就去无锡，我们在报上读到他们订婚的消息。”（见《家书》1953年11月16日的信）巴金看后即提笔写信给黄裳：“蕴珍（即萧珊——作者注）来信也说起你订婚的事。这是好消息。什么时候结婚？我希望能喝一杯喜酒。”（见《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370页）
黄裳对在人生道路上得到巴老的扶植是没齿不忘的。1942年冬，黄裳拿着巴金的三哥、他的英语老师李尧林的一纸便条，只身入蜀，去找巴金。见面后，他对巴金的印象是说话不多，待人却很热情。巴金把黄裳视同手足，见他举目无亲，生活困难，便帮助把他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给《旅行杂志》，使黄裳在重庆得到了第一笔稿费。黄裳在军中任翻译官时常调防，巴金把他曾发表过的散文收集到一起，通过书信与黄裳商议进行编排修改，为他出版了第一本书《锦帆集》。由此，黄裳走上了文坛。
我在黄裳的怀念文章中看到，有一次单位搞个人鉴定，黄裳请巴老给他提意见，巴老向他指出“拼命要钱”是大缺点（见《散文海外版》2006.1期）。黄裳对巴老的批评意见心悦诚服。他因喜欢买旧书，感到钱总是不够用，于是预支版税，计算稿费，编书也要编辑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可见巴老对他所提的意见说的是真话。
我与黄裳的接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虽然也时常看到他到作协开会或参加各种活动，但多数还是在他探望巴老时见到的。我从他们的交往中观察到巴老对黄裳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早些时，巴老常以书信或带话的方式约黄裳到家里品茗聊天，他珍视这样的轻松自如的交谈。有一次，在杭州养病的巴老托我带两盒西湖龙井回上海，说黄裳喜欢喝茶，让他也尝尝新。黄裳夫人逝世，在告别仪式上，黄裳发现一只挽联上署名“老友巴金”的花圈。令黄裳动容的是巴老住医院也有好几年了，心里仍惦记着他。
平时，多日不见，如隔三秋，两人期盼着相见。真的在一起了，巴老因病无力气说话，又碰上黄裳少言寡语，对话不多。我看到他们时常会有“卡壳”的状况，坐在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当此时，我便想起白居易的诗句“此时无声胜有声”……
出几本书，送送朋友，是巴老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因此，无论单行本还是大部头的全集、选集及五卷本的《随想录》都会送给黄裳。有几次黄裳来访，巴老都会叫我从柜子里帮他拿新书，当场签名送给黄裳留念。有了书作话题，巴老与黄裳的谈话就流畅得多，自然而然像泉水般流淌出来。
1998年11月16日的那次见面，黄裳进门还没坐定，巴老就对他叹起了苦经，说：“我现在动不了了，书店没法去了。”黄裳说：“我也已多年没去四马路（即福州路）书店了。”巴老笑着说：“以前，书搬来搬去，我高兴搬，现在连书都拿不起了。”接着，他告诉黄裳说，这次出了一套《巴金译文全集》，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书了。黄裳听后说道：台湾出版的那套译文全集漂亮。小林说：“这次把克鲁泡特金的作品也收进去了……”
黄裳与巴金长达六十多年的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记得，黄裳在一次回望与巴老亦师亦友的交往时，深有感触地称他是新生者的保护者，前进道路上的领路人。如是评说，我看是恰如其分的。
2021.12.8
2022.8.20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