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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的夺目光辉，照耀着几千年来的文坛。提起唐诗，首先要想起盛唐。盛唐（始于开元，终于大历），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盛唐诗，则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在短暂的五十多年里，不仅涌现了李白、杜甫，而且还造就了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崔颢、崔国辅、储光羲、裴迪、常建、祖咏、王翰、王之涣等一大批优秀诗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盛唐只有短短的五十几年，却涌现了十几位大诗人。政治诗、边塞诗、山水诗是盛唐诗歌的三种主要题材。这些诗里所表现出来的宏伟气魄、进取精神、开阔的胸怀、健康的情趣，以及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构成巨大的魅力，吸引了历代无数读者，并成为不可企及的诗歌艺术之极致。”（《中国文学概论》）在这一盛世作家队伍中，王昌龄是一个相当有成就和特色的诗人。

王昌龄（约694—约756），字少伯，京兆（今陕西西安）人，—说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开元十五年（727）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又登博学宏词科，授汜水尉。开元末，获罪谪岭南。遇赦北归，为江宁丞。天宝中，贬龙标尉。安史乱起，避乱江淮，为濠州刺史闾丘晓所杀。世称“王江宁”或“王龙标”。他一生位沉下僚，在诗坛却诗名远播。盛唐人殷璠选《河岳英灵集》时选他的诗最多，在王维、李白之上，并认为他是四百年后复兴诗歌“风骨”的两主将之一。王昌龄诗作现存不足二百篇，其中七言绝句差不多占了一半。据黄天骥先生考证：“现存唐代的七绝470首，而王昌龄便有70多首，一个人的创作量差不多占了全唐七绝的六分之一，数量可谓不少。”（《唐诗三百年》，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其七绝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无论写什么题材，表达什么感情，格调或高昂开朗，或清刚苍凉，或雄浑跌宕，或爽丽自然，总有一种刚健之美在。故此，备受历代不少诗论家的好评。就在李、杜日渐“光焰万丈长”并被尊为盛唐诗坛盟主的晚唐，人们数到那个时代的诗人，也在李、杜之后就立即会想起他，像顾陶《唐诗类选》的序文就说“杜、李挺生于时……其亚则昌龄”，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也说“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王昌龄），宏肆于李、杜”。明代王世贞指出：“七言绝句，王江宁与（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艺苑卮言》卷四）胡应麟说：“七言绝，太白、江宁为最。”（《诗薮》内编卷六）这种说法到了清代似乎成了定论。如：“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叶燮《原诗》外篇下）“绝句龙标、供奉为绝调。”（潘承松《杜诗偶评凡例》）“七言绝句，李供奉、王龙标神化至矣。”（乔亿《剑溪说诗》）“七言绝句，龙标、供奉，深情幽韵，意旨微茫，索之无端，玩之靡尽。二公可谓妙绝古今，别有天地。”（李畯《诗筏汇说·说诗人》）“七绝以太白、龙标为极，已成千古定论。”（袁家榖《卧雪诗话》卷四）而王夫之甚至推其为唐人七绝第一：“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颣”（《姜斋诗话》）。现当代学者，对王昌龄七言绝句的艺术成就，予以充分肯定、高度评价的，更可谓不胜枚举。

王昌龄的七绝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广泛：举凡从军、出塞、怀古、赠别以及闺怨、宫怨等等，都可以运用七绝来加以表现，几达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境地。也因此，他被后人称誉为“七绝圣手”。后人称赞王昌龄另有一誉，或曰“诗家天子”，或曰“诗家夫子”，自元朝以来却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

翻检近几十年来出版的著名唐诗选本、辞书和相关论著，主张王昌龄是“诗家夫子”的为数不少。例如：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李汉秋主编《历代名诗千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毕士奎《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韩兆琦《唐诗精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罗宗强《唐诗小史》（中华书局2019年版），余江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三百题》（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类似的出版物还很多，难以一一列举。以上这些选本、辞书或论著在介绍王昌龄生平事迹时，一般只是简单地说一句“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或“以擅长七绝而名重一时，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并没有说明他获得这个称号的缘由。毕士奎《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是唯一的例外，该书指出：

王昌龄谪宦江宁时，由于寂寞孤独，苦闷难当，欲予释泄；又加之其年岁较长，诗名早著，无疑，亦当有颇多士子慕名求教，于是诗人便接受拜求，收徒授诗。故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述王昌龄时云: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很显然，“夫子”之谓，正本于其收徒讲学之实。

相比之下，主张王昌龄的称号是“诗家天子”的唐诗选本、论著要少得多。管见所及，只有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霍松林《唐诗精品》（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葛兆光《唐诗选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等几种。不过，另有几位学者在论著或论文中，对王昌龄 的称号问题作了或略或详的考证。

李元洛先生在《彩笔昔曾干气象——绝句之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指出：

还一个头衔的论定，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琉璃堂”，原是王昌龄等人在南京时聚会吟咏之处，在王昌龄之后一百多年的晚唐，流行一本说诗杂著《琉璃堂墨客图》，此书今已失传，残本存于明抄本《吟窗杂录》之中。书中称王昌龄为“诗天子”。这一称号流传后世，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新集》中就说：“唐人《琉璃堂图》以昌龄为天子，其尊之如此。”清代宋荦在《漫堂说诗》中，也赞美“太白、龙标，绝伦逸群，龙标更有‘诗天子’之号”。不过，元代的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却有一字之改，他说“昌龄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到底是“天子”还是“夫子”呢？ 在封建时代，“天子”是天之骄子，人间至尊，“夫子”只是对男子的敬称，也用作对老师的称呼。以王昌龄的天才绝代，在诗坛而非官场的地位与影响，以及有关称谓记载的先后，我认为当以“天子”为是。

王辉斌先生《唐代诗文论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也据《琉璃堂墨客图》《漫堂说诗》等，认为：“王昌龄在唐确被时人称为‘诗家天子’而不是‘诗家夫子’。”

金程宇先生十数年前旅日期间，检得日本古典籍《明文抄》所载“瑠璃台诗人图”一则，知为日传本《琉璃堂墨客图》之概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稍后，他利用日本史料，写了一篇万言长文《诗学与绘画——中日所存唐代诗学文献〈琉璃堂墨客图〉新探》”（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其中《从〈墨客图〉看“诗天子”与“诗夫子”之争》一节，为解决争论不休的王昌龄是“诗家夫子”还是“诗家天子”的称号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现将该节文字摘要移录如下：

卞孝萱持“诗天子”说，肯定《后村诗话》的记载是正确的。他提出了新的旁证b（禅是大沩诗是朴，大唐天子只三人[周朴《赠大沩》，《全唐诗》卷六七三]——引者注，下同），认为“周朴以诗天子自许，显然是受了《琉璃堂墨客图》以王昌龄为‘诗天子’的影响（周朴够不够资格称诗天子，属于另一问题）”。对于“诗夫子”的史料，卞孝萱逐一驳斥。关于a（明抄本《吟窗杂录》），他认为：“诗天子”正确，《吟窗杂录》中的“‘诗夫子’是‘诗天子’之误。‘夫’与‘天’形似易讹。天子、宰相、大夫，是一整套的名称，不应有‘夫子’混杂其间”，又引《后村诗话》，“因为天子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刘克庄才说‘尊之如此’；如果是‘夫子’，刘克庄就不会说‘尊之如此’了。”关于b（宋林逋《赠张绘秘教九题·诗将》），他认为：“从诗意看，应是‘诗天子’。后之写刻者误‘天’为‘夫’。”关于c（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他认为：“既误‘天子’为‘夫子’，又误‘丞’为‘令’。明清诗话及近人著作中，多沿其误。”从内证上说，王昌龄为“诗天子”的看法已经很充分了……

综上所述，根据李元洛先生、王辉斌先生的考证，特别是金程宇先生深入、详尽的考证是不是可以确认，王昌龄的称号，不是“诗家夫子”，而是“诗家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