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80年代，刘宗武和孙犁（左）合影

一

2022年12月31日晚上，微信群中转来了一条发自刘宗武子女的消息，说他们的父亲因患脑梗抢救无效，于上午九时十分去世，享年87岁。我大吃一惊，因为就在20日那天，刘宗武先生还在朋友圈中转发有关防范新冠的注意事项；再早些时候，他还在微信中和我讨论孙犁著作小开本的种类，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刘宗武先生的家，入户单元门上贴着讣告，我连按了三次401的门铃，均没有回应，人去楼空，刘宗武先生真的不在了。

最初结识刘宗武先生，是在1998年6月27日的孙犁创作学术研讨会上，山东画报出版社将刚刚出厂的《书衣文录》送给与会代表，给人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因为，孙犁先生这一特殊风格的文字，过去一直是以散篇的形式，分别发表在多家报刊，搜集起来非常不容易，此次结集，可以使人们看到这些文字的全貌。不仅如此，该书还收录了孙犁的《我的读书生活》《装书小记——关于〈子夜〉的回忆》，以及带有书衣文录性质的《甲戌理书记》《耕堂题跋》等。

这本书的编者正是刘宗武先生。那时，他是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的秘书长。

我请他在书上签名，他有些犹豫，说这是孙老的书，自己不好意思签名。我说您是编者，也可以签。他略加思索，在衬页上写了：“运峰先生：请多读孙老作品，多写文章。”

这是他的真心话，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读孙犁的作品，多写研究孙犁的文章。此前，我虽然读过孙犁的不少作品，但更加系统、全面地阅读孙犁并做一些研究，还是从与刘宗武先生接触后开始的。

刘宗武先生1935年出生于山东牟平，1958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文革”结束后到天津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后调到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在天津生活了几十年，但他的胶东口音却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山东人特有的热情和豪爽。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他和孙犁有了接触，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孙犁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因为从小没有享有过父爱，他在心目中是把孙犁当作父亲的。因此，他愿意到孙犁那里去请教，孙犁对他也很信任，经常请他帮忙处理一些事情。

二

几十年来，他都是默默无闻地做着和孙犁有关的事情。

他曾与滕云、张学正等合作，编辑完成了《孙犁作品评论集》和《孙犁作品评论续编》两部大书，对孙犁研究成果做了最大限度的搜集。1994年，他又独自编辑了《孙犁研究论文集》，是对前两部评论集的接续。但是，由于这种书没有太大的销量，需要经费支持才能出版，为此，刘先生跑了好几个部门，费尽唇舌，终于拿到了两万元的赞助，才在2002年把书印了出来。现在，这三部书依然是孙犁研究者的案头必备。

孙犁先生长于写信，很多信都写得很有感情，孙犁晚年，也很希望出版自己的书信集。但是，孙犁写信从来不留底稿，加之社会动荡，历经各种政治运动，这些书信或者遗失，或者散落多处，刘先生查阅了大量资料，访问了孙犁的许多友人及家属，终于收集到孙犁书信600余封，将其中的596封编为《芸斋书简》（上下），1998年6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却了孙犁的一个心愿。孙犁去世后，他又编辑完成了《芸斋书简续编》，2004年4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信集，给孙犁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受到学界的关注和称赞。

孙犁晚年的作品，先后结集为十个集子。其中，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八种，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各出版了一种。由于出版时间跨度太长，印数有多有少，搜集齐全极为不易，为此，刘先生将这十种文集进行了统一编校，编为“耕堂劫后十种”，于1999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一次性推出，满足了孙犁爱好者的需要。这套书不仅编校精细，而且插入了200余幅与孙犁相关的图片，有的照片如保定育德中学、孙犁故乡的老宅等还是刘先生亲自去现场拍摄的。

这部“耕堂劫后十种”，为山东画报出版社赢得了荣誉。

三

刘先生虽然顶着“秘书长”的头衔，但这个头衔是一个虚职，一没有权，二没有钱。每次活动，他都要反复合计、精打细算，甚至想办法化缘，用他的话说是“求爷爷告奶奶”。有一次召开孙犁研讨会，因为来宾超出了计划人数，当地政府又无力负担食宿，他只得和几位经济条件好的孙犁爱好者商议大家分摊部分费用。即使遇到这样的困难，他也按照原来的议程，组织大家游览了白洋淀，访问了孙犁故乡，让大家满意而归。

“秘书长”不仅是一个虚职，而且还是“光杆司令”，他身边没有助手，许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联系开会地点、发会议通知、邀请领导和嘉宾、征集论文、印制会议材料、安排食宿、组织参观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往往全压在他一个人的头上，这就难免出现纰漏，引起一些误会和不愉快，对此，他只能是多做解释，真诚道歉。有时看在眼里，很替他感到难过。心想，这又是何必呢？待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或是写自己的东西不是更好吗？

他之所以默默承受下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孙犁研究“热”起来。他常常感叹，说学术界对孙犁的研究不够，评价不够，关注不够。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以推动孙犁研究为己任，热心组织和孙犁有关的活动，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孙犁，继承孙犁。

本来，他是可以在孙犁研究会秘书长的岗位上再多做一些事情的，但是，在一次改选时，他以年龄太大为由推掉了。后来，孙犁研究会慢慢陷入停滞状态，因为长年不组织活动，没有通过民政部门的审核，被吊销了社团活动许可证，这是很令人遗憾和痛惜的。

尽管机构不存在了，刘宗武先生仍旧为孙犁研究忙碌、奔走。

2002年7月11日，孙犁先生去世，刘先生极为悲痛，他首先想到的是再为孙犁做些什么。在孙犁遗体告别仪式上，刘先生见到了和孙犁曾有密切往来的冉淮舟，当他得知冉淮舟完整保存着孙犁的127封信时，便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书信进行整理，加以注释，编辑完成了《幸存的信件——给冉淮舟的信》，于2003年6月由长征出版社出版，以纪念孙犁逝世一周年。

在孙犁先生哲嗣孙晓达的支持下，他和段华等人一道，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完成了《孙犁全集》11卷本，于2004年6月出版。

他广泛收集回忆和纪念孙犁的文章，和段华、自牧一起，编辑完成了40余万字的《回忆孙犁先生》，在孙犁去世四周年前夕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13年5月，在孙犁100周年诞辰之际，他和白贵、王彦博一起，编辑了《孙犁百年诞辰纪念集》，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纪念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为孙犁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此外，他还编辑了《白洋淀纪事》《孙犁选集》《书衣文录（增订版）》《乡里旧闻》《孙犁散文》《荷花淀——孙犁中短篇小说选》《文学和生活的路——孙犁散文随笔书信选》。这些年，经他手编辑的孙犁及其研究著作，少说也有几十种吧。

四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更多的人阅读孙犁，研究孙犁，因此，只要有人喜欢阅读孙犁，研究孙犁，他就高兴，而且毫不保留地给予热情的支持。

有一次我向他请教，孙犁先生在抗战时期，除了写过一本《少年鲁迅读本》，还写过一本《鲁迅、鲁迅的故事》，前者收入了《孙犁文集》，但后者却只收了《后记》，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最初是准备收进《孙犁文集》的，但孙犁对这本书的文字不满意，想做大的改动，改了一部分就改不下去了，最后只得放弃。说完，他找出一个纸包，里面正是《鲁迅、鲁迅的故事》的复印件。我说能不能借走复印一份，他很爽快地说，可以，复印后记着还回来。但没想到，这个复印件的墨色太浅，再复印出来基本看不到文字，我只好决定手抄一份。由于工作忙，我只能时断时续地抄录，一个两万多字的小册子竟抄了好几个月，但在此期间，刘先生一直也没有催过我归还，尽管他只有这一个复印本。

2004年1月的一天。我去刘先生家串门，顺便提到了《老荒集》，他说，这本书当时只印了2000册，最难买到，说完起身走进书房，将这本书找了出来。翻开扉页，上面竟有孙犁先生的签名，“宗武同志留念 孙犁 一九八六年八月”。他说这是出差山东的时候，在一家书店买到的，当时只有两本，他全买下来，送给了汪家明一本，另一本请孙犁先生签了名。后来的“耕堂劫后十种”就是根据汪家明这一本重新排印的。我提出可否借回去看看，他依旧爽快地说：“可以，你拿走！”回到单位，我把这本《老荒集》复印了一本，又请人扫描了封面，用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请一家印刷厂装订成册，算是集齐了孙犁十本书的初版本。

他知道我喜欢孙犁的著作以及和孙犁有关的书，只要有复本，他都会送给我。《幸存的信件》是孙犁给冉淮舟的信，与此相配套的，是《津门书简》，收录的是冉淮舟给孙犁的信，这本书印量很少，很不容易买到。有一次提到这本书，刘先生说，冉淮舟送了我两本，送给你一本吧。阎庆生教授出版了《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苑英科教授出版了《崛然独立：孙犁纷争》，由于有他作序，作者特意多给他几本样书，他也为我各留了一本，希望对我研究孙犁有所帮助。

只要与孙犁有关的事情，他都乐意去做。外地的孙犁爱好者有时来天津拜访孙犁，有时来寻访孙犁足迹，他都热情接待、介绍，到饭口还要自掏腰包请人吃饭。有的研究生将孙犁作为研究题目，他都热心答疑解惑。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曾向他请教孙犁著作的版本问题，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珍藏的版本拿出来，细心讲解版本之间的差异。学生回来后对我说：“刘先生对孙犁的感情太深了，一提到孙犁，他的眼睛就放光！”有的青年学者完成了孙犁研究的专著，尽管一些观点有失偏颇，他也为之作序，写评论文章。张占杰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建构中的孙犁》，叶君的《参与、守持与怀乡》，就都是由刘先生作序的。过来人都知道，无论是作序，还是写评论文章，是很费力气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位老人，就更是一种负担。但他丝毫没有怨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孙犁研究“热”起来。这不单是出于对孙犁的感情，也是呼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回归。

随着年事已高，刘先生很少外出活动，但他仍在编选孙犁的著作，撰写研究孙犁的文章。他研究孙犁的成果，曾结集为《孙犁的生活与创作》，部头虽然不大，但有很高的学术含量。2021年夏天，他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参加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会上，他宣读了自己的新作《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满怀感情地谈康濯和孙犁之间的友谊，谈《白洋淀纪事》的文学意义和艺术价值。2022年，他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了“孙犁散文新编”五种，出版社正在进行校对，准备于2023年孙犁诞辰110周年前夕推出，遗憾的是，编者刘宗武先生却见不到了。

五

2022年4月21日，刘先生给我发来微信，说有个题目想和我商量。23日下午，我如约来到他的家中。很长时间不见，我发现他的状态大不如以前，由于自己一个人生活，家里显得很乱，客厅的地上堆满了书报、快递的包装盒，还有一些说不上来的杂物，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我建议他请人收拾一下，免得绊倒，他说没事，已经习惯了。他热情地给我倒茶、拿零食，说孙犁的书编得差不多了，下一步准备编辑一部大型的孙犁研究资料汇编，同时编一部孙犁研究论著索引。他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两件事都非常有意义，但是如果没有项目经费支持，人手、出版恐怕都不容易落实。他说，不妨先着手，以后再慢慢想办法。

随后，人们都处在疫情防控之中，生活工作基本停留在两点一线，平时只能通过微信互通消息。现在回想起来，23日那天下午竟成了和刘先生的最后一面。

2022年12月下旬，刘先生感染了新冠。他自信身体很好，能够闯过去，没有去医院就医。30日，他不小心摔倒在地，引起脑梗，由于身边没有人，未能及时去医院。待到孩子们赶过来，刘先生已经不省人事了，送到医院也没有能够抢救过来，刘先生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今年5月11日，是孙犁先生110年诞辰，人们在想着如何纪念孙犁先生，但热心于孙犁研究的刘宗武先生却离开了，思之不禁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