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70后”作家曹寇有些特别，多年前他以先锋写作的姿态出现在文坛，被寄予了厚望，但很快地，他面对媒体采访时一再表示自己并没有宏大的文学目标，坦诚自己写作的有限性，只想关注并书写普通人的生活，并且是大多数人的日常。在他的文学版图中，“鸭镇”是个有贯穿意义的地理名字，这里有他故乡的身影，是他离开又返回的地方，同时也是他努力拒绝感性保持克制的文学对象。去年，他将早些年陆续发表的一些“鸭镇故事”集结成《鸭镇夜色》一书，而近两年的村居新作，则在近期以《鸭镇往事》之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如果说曹寇对“鸭镇”表达过一些自信，那正是他针对这部新书所说的，“我所写的乡镇，有意避免‘过去式’……我就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坐在村里写，而且写当下乡镇生活为主旨。”

在如今活跃于文坛的江苏作家中，探讨曹寇的写作并不容易，他描述乡镇人物的日常，但剥离了他们的地域背景，很少有人能察觉出“鸭镇”原型是来自于南京下面的乡镇，这反而让它对应着更宽泛的当代小镇生活状态。对文学评论界而言，曹寇的写作虽然没有过转型，没有大起大落的变化，也自然很难分成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但依然一直吸引着前者关注，去年“江苏青年文学论坛·新作观察”首期便选择了曹寇的作品。

阅读新作《鸭镇往事》以及与曹寇的对话中，会逐渐产生一种清晰的感受，即曹寇并没有努力要要建立一个文学故乡，更多是在挖掘小镇青年究竟有多少生命、精神及文学意义的可能性，正如作家叶兆言所感受到的，“曹寇的小说仿佛地上长出来的庄稼，它们都是有根的，能在地底下大口大口地吮吸。”

记者：在自序中你说《鸭镇往事》里这些小说都是近两年所谓“村居”生活的产物，写当下乡镇生活为主旨，近两年重返久违的乡镇生活，给你形成了哪些既往经验上的新冲击？

曹寇：冲击谈不上，因为人还是那些人。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当年活着的人现在多数仍然活着，这应该拜现代医疗所赐；二是同辈人以及比我年轻的人基本都“失踪”了，他们外出谋生，在他乡，在城里。这就好比时隔二十年，我回到村子，面孔依旧，在田地里弯腰干活的人还是他们（老了点儿），人际关系毫无动摇，而且我仍然是“最年轻”的那一个。这有点神奇，也有点诡异。变化是外在的，内核照旧。当然，有别于二十年前的地方也不少，比如交通便利了，部分老年人也是靠手机打发时间。

记者：书的封面和其中插画，很贴合这些小说的阅读感受，贴着生活在写，但选取的片段又是很特别的，比如《父亲》中眼泪出现的时间一直延宕到命运安排的阴差阳错，《鸭镇疑云》里戏剧化的谋杀被刻意简略了但诱因是放大描述的。你笔下的日常生活常常能看到真诚和真实性的底层逻辑。

曹寇：插画是画家朋友张雷的作品，我喜欢他作品中散发的梦魇气质，所以我请他画插图，然后每写好一篇就发给他，直到成书出版。如果贴合，那说明我和张雷的“合作”比较成功。在我看来，影响生活走向的动力就是生活本身。

记者：《鸭镇往事》的叙述时间空白了2000年至今中间的二十年，“虽说一切人事不外乎因果，却也有不少未明之处，如鸭镇一章，实在唐突潦草。”但也是这二十年间，像鸭镇这样的乡镇发展彻底改头换面，为何设置这样的时间空白？

曹寇：那是因为“往事”既然存在于人的记忆，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和虚构性质。“往事”从来不是客观事实，唐突潦草是个人记忆决定的状貌。换言之，往事可能确实“并不如烟”，但肯定隔着一层回忆主体人为制造的烟幕，既可能呈现出《受戒》那样的美好，也可能依稀透露着丑陋的光线，如鲁迅的小说。这得看回忆主体的需要了。二十年的时间空白与作者本人有一定的关系，这二十年，我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不在“鸭镇”现场。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篇小说，二十年的空白也是小说技术层面的需要。

记者：《鸭镇往事》里有个有趣的人物角色顾益群，一直被迫留学，直到自己的同学都成为了他的老师，也是他在最后被主人公刘利民所想念。这个人物身上折射出来的东西或许会让许多人对乡村类似朴拙的传统品质有所感念。

曹寇：顾益群是一个理想化人格，是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或之下的存在。他与《龙》的主角有某种相通之处。对比于现实世界中八面玲珑或捉襟见肘的人物，他们难道不更为可爱？作为读者，起码我对他们是肃然起敬的。某种意义上，我们活在一个单一维度的世界，顾益群和张德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维度。我觉得我们应该感激他们曾惊鸿一瞥地降临在我们身边。

记者：我在许多人物的心理活动中看到生活的一种无聊感，想起鲁迅在《呐喊》自序谈到自己的写作动力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无聊”，已经形成了现代乡土叙事的审美。你怎么理解这种深藏于日常生活中的无聊感？

曹寇：其实是虚无感。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觉得这是社会学的事务性定义，除了事务性，人还需要面对自己，揽镜自照，虚无感在此油然而生，这是人的缝隙？或漏洞或破绽。无聊感确实是挥之不去的。它就是人类的原始胎记，粉底胭脂对它是无效的。

记者：许多作家都在试图从地方性写作中建立自己的文学地理，结合去年推出的《鸭镇夜色：王奎张亮故事集》里关于“鸭镇”的旧作集合，你对“鸭镇”这个地方以及反复使用的角色名字，有着什么样的期待？

曹寇：我无意于建构所谓的“文学领地”。说来不怕你笑话，不在地名和人名上做文章是因为我懒，在《鸭镇往事》这本集子中，我还大量使用了众多朋友的真名实姓呢。我毕竟不是曹雪芹，也不是时尚作者，人名使用司空见惯的那种就行了，而且也不重要，符号而已，我可没奢望自己通过他们名垂千古。地名也是，不琢磨这个。尽量减少写作成本和阅读障碍，这才是我愿意做的事。

记者：评论界一直注意到你的写作有着稳定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也没有“70后”作家从承上启下层面带来的写作焦虑感和突围冲动，你身上有一种文学的游离感和自觉感。

曹寇：我不喜欢“突围”这种辞令，也不喜欢“胜利”和“成功”。朱文说得好：“一个得意洋洋的家伙是让人费解的。”我没觉得自己有被围困歼灭之虞，即便它真实存在，也是悲惨世界的日常现象，非螳螂一己之力所能挡。我也没有焦虑，我写我的，努力按照自己的旨趣去完成，这就足够。就是在能力范围内写点，能不能写好，人力所为，另有造化——造化弄人嘛。

记者：看一些读者对这本书的感受，认为你还是保持着先锋写作的那种文字氛围，寻常的生活里挖掘出了意味深远的意味，我感觉先锋可能已经不需要作为一个标签，而是融化在你的写作观念里了。

曹寇：先锋是别人赋予我的，我自己无所谓，不是我写作的自觉意志。在我看来，先锋是精神品质，而非文字、技巧和形式那种浮于表面的东西。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具体到写作上，就是是否顺应那些庸俗不堪的写作观念和文学诉求。林黛玉是中国文学人物形象中最先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