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八十年代师大校园里的先生们（六）
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80年代的“五百座”,无数重要的讲座在此进行
一
刚进师大的我们，还沉浸在中学生活的记忆中，对最接近语文教学的写作课感情深厚，对班主任老师也有一种特殊的依赖。所以二年级的时候，教写作课的侯玉珍老师转任我们的班主任，大家顿时都有了找到“家人”的温暖，侯老师也真的像家中长辈一样关心我们的生活与情感。在侯老师之后，是尚学锋老师担任班主任。尚老师是古典文学专业的老师。侯老师与尚老师先后成为我们人生关键时刻的导引和见证。
侯老师是从写作训练的情感教育和文字操练入手开始与我们的对话的，就像她曾经为我们每一个同学批阅作文、引导思维一样，她的班主任工作也细致到每一个同学的情感世界。谁有家庭困难，谁有情感困扰，谁遭遇了精神打击，她通通了如指掌。侯老师始终谨记作为中文写作教师的职分，以趣味高雅的中文人的教养和眼光为我们作人生的示范、当学业发展的导师。这里面当然有信仰，有伦理，也有今天所说“思政”，但却没有专业之外的空洞说教，入耳入心的都是人生经验的故事，是专业选择的陈述。你可以在这里抒情、抱怨、发泄，她都能以母亲般的微笑一一接纳、包容、化解。但她并不是善恶不分的老好人、和事佬，对那些急功近利的孩子，她依然正言厉色，甚至也不回避对某些师长的批评，但是她又是一位称职的孩子的导师和母亲，因为她绝不会将同学们偶然的过失录入管理档案。在那些批评之后，我们永远都是她满怀期待的尚未长大的孩子，没有什么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她严肃的问责可以穿透你的灵魂，但厉声呵斥的声响却往往止于两两相对的私域。多年以后，被批评过的我们都已经各奔东西，但都因为侯老师的存在而在师大留下了很多的依恋。
尚学锋老师专攻先秦文学，对庄子有独到的研究。他先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程老师，在四年级之时又接替侯老师成为我们的班主任。让专业教师陆续带班，指导本科生的学业和生活，不知道是不是师大在那个年代的独特设计。尚老师接任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成熟”，不再是初入校门的毛孩子了，基本形成了稳定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态度，所以便获得了尚老师的深度信任。他基本上沿袭着业已成熟的学生自主管理模式，学生的相关事务都由大小班干部依规行事，社团及其他课外活动也自有运行轨道，尚老师并不更多地介入，倒是借助专业老师的身份，对我们班的学术专业发展大加推进。我的好几位同学后来都成了先秦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成为了老师的“师弟”，显然就有尚老师的勉励和助推。
到毕业的那一年，为了加强毕业就业指导，中文系增派刘勇老师参与管理，刘老师是现代文学专业的老师，有着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但似乎也不愿意刻意突出“思想教育”的色彩。他召集全年级同学开了一次就业指导会，在会上结合大量生动的案例，讲述种种的求职、就业经验，生动而实用，对我们这些即将走入社会的毕业生而言的确是获益良多。
1984级的专职管理老师只有一位，那就是常汝吉老师。他是全年级的学生工作总管，相当于大班主任，但他很少干预专业老师的日常工作，完全尊重老师们以各自学术经验为基础开展的思想教育。因为学校住房条件有限，常老师一家三口就住在我们西南楼学生宿舍，就在我们331房间靠西的隔壁330，和我们共用一个公共厕所、一个公共水房，每天到楼下的学生开水房打水，到食堂打饭。那个年代，虽然与我们人生大事相关的老师与大家擦肩而行、朝夕相见，但似乎也就是那么平淡正常的普通关系，甚至在大多数时候就没有什么联系，仅仅只是在楼道相遇那一刻打个招呼而已。常老师很少直接参与我们班的事务，也从不以西南楼“驻楼导师”的身份四处巡视，到学生宿舍查房训话。在我的印象中，西南楼生活数年，他就从来没有敲过我们的房门，而我们也从不知隔壁的330究竟是什么模样。相反，我们的古代文学老师郭英德也是暂住在13楼的博士生宿舍，13楼远在师大的小南门，我们倒有过前去请教学习的时刻。
西南楼331的喧闹，常老师一家就在隔壁
常老师是中文系专职的管理干部，但依然以专业老师的方式理解和处理师生关系，在那个思想奔流的年代，学术激荡于中国社会，而校园的内部却依然是宁静和洁净的，生活的从容和自然给了我们更为宽敞的空间。西南楼的三层，是师大中文系1984级自由奔跑、嬉闹、调笑的世界。夏天来了，那些因暑热而赤膊而行的人们；那些因为体育比赛而纵情高歌、放声嘶吼的人们，基本上已经忘记了这里还居住着一位重要的管理老师，他和他的家人、孩子可能因此承受了许多的尴尬与不便。但每每这个时候，330总是格外地安静，常老师似乎已经从我们的世界隐身了。
就这样，大学期间，我们的主要管理者都是专业教师。在这里，我们产生了“家”的幻觉。在这里，弥漫的是专业交流的信任。这大大地拉近了原本严肃的师生关系的距离，而我们后来时刻关心着的“思想工作”则自然融化在了学业指导、心理辅导的过程之中，我觉得，这曾经就是师大成功的学生工作传统。
二
如今，学生思想工作越来越成为高校管理之中的一件大事，我不知道80年代的师大传统是否还值得深入总结和梳理，至少它让我们那一代人顺利地完成了“成长”，并在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有时候我也在想，究竟该如何来提炼这些记忆的精华呢？我推测，这里的核心可能还在于如何尊重生命自我成长的事实，或者说努力还原人的教育的自然性，这就要求简化一些教育管理的层级与环节，让学生的发展能够以自己的学业为中心，全方位地对接和融入中文系本身的学术目标。从效果来看，可能更有利于大学生“自然天性”的发展，接近卢梭式的教育理念。
在当时，我们学生的不少活动都直接找学院办公室，申报经费、要求派车、登记场地、领取纸张，等等，办公室的老师也不都是好说话的，有宽有严，时宽时严，相当考验我们的沟通能力。有一位王老师从来都是满脸严肃，对每一个请求几乎都回以连续的摇头，令人沮丧不已，向他请示都得鼓足莫大的勇气，且一再打好腹稿；然而另外一位袁老师却总是和颜悦色，温文尔雅，让人如沐春风。碰上王老师还是袁老师是运气，也是考验，可能学生时代的我们还战战兢兢，或者还时有抱怨，不过，回头来看，反倒觉得这是自我成长的颇为正常的过程。世界有它的规则，并不是天然为我们预备的，如何才能走进它、适应它，这是最后完善它的一个程序，体验和认知这一过程就是教育本身的意义。也是走过了1980年至1990年的岁月，我们才知晓，在那个物资依然匮乏的年代，一个办公室管理者的严苛是如何的迫不得已，如何的必不可少，它和另外一种对青年人的爱护和宽厚同等重要。前者在限制中给了我们足够的压力，后者因仁厚而形成了必要的缓冲。总之，离开父母怀抱的大学生，最应该知道的是，这人生的道路有宽有窄，有曲有直，有阻碍也有鼓励，只有在宽严有度的曲折之后，我们方能完成自己。毕业二十多年后，我有机会重返师大，在母校工作，我再一次见到了性格醇厚的袁老师，也见到了退休之后的王老师，我突然发现他似乎并没有那么地严肃，照样呵呵地笑着……
80年代师大中文系的领导曾经是谁，都有过哪些？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一时间还真的难以准确回答。一方面，行政岗位时有调换，一个专业老师的升迁和回归如此频繁，世易时移，我已经不大能够记得；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那时也没有着力强调“领导”之于教育系统的意义，在学生的心目中，中文系最重要的人物还是那些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那些诲人不倦的学业师长。我记得许嘉璐先生曾经当过系主任，也当过副校长，但我却根本没有他作为系主任高台讲话的记忆，倒是有一次临时“客串”我们的古代汉语课，即兴讲述《说文》的情景历历在目。那一天，好些同学听得十分陶醉。我旁边的室友感慨道：“早一刻听到这样的课，我的专业方向就可能不同了！”
“去行政化”是中国高校探索多年的一个改革理想。在我们读书的20世纪80年代，好像还没有这个说法，这些自然形成的管理方式和风尚在事实上留下了不少值得追念怀想的景观，对于今天不知道有无些许的启示？
三
高校的行政首长是一校之长。
所有的师大学生都知道校长王梓坤。
80年代还没有“院士”制度，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梓坤不是以“院士”之名在师大光彩夺目的。我们只知道他是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概率论研究的重要先驱，但从未见到那种前呼后拥、随从环伺的阵仗。校长通常骑个陈旧的女式小单车，穿行在师大的校园里，有时出现在学生宿舍区域的服务楼，或在邮局寄信，或在书店看书，碰见熟识的老师，有时打个招呼，简单交谈几句，低调而温和，与任何一位普通的老师无异。
王梓坤校长曾经长期任教于南开大学，1984年，即我们上大学的那一年，以教授职称调任师大当校长。我们都听闻他为教师节的设立而奔走呼吁的传说。校长的少年时代，得到过中学老师的诸多关爱，老师的恩情令他永志难忘。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当他在80年代初重回江西老家，却看到一幅令人失望的图景：校舍破败不堪，教师收入低微，甚至无力养家糊口。担任师大校长之后，他立即想到要通过中国师范高地的这个特殊位置做一件实事：替教师发声，倡尊师重教之风。他先是在中学教师出身的记者黄天祥的协助下，于《北京晚报》头版刊发了重要报道《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接着，又出面联络陶大镛、启功、钟敬文、黄济等知名的师大教授，共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报告，倡议于每年9月设立教师节。来自师大教授的倡议很快得到了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回应，1985年9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教师节正式确立。
教师出身的王梓坤校长也格外尊重老师学者们的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据说师大当年的老师都还记得他在任时立下了一项规矩：任何行政部门找教授开会，必须在下午四点以后，而且不能占用过多的时间。
王梓坤校长的夫人谭得伶教授一直在师大任教，是俄苏文学专家。据说校长本人也是文学爱好者，因为这些渊源，中文系的同学也有机会听到校长在数学与行政管理之外的声音。
王梓坤校长（右一）与启功先生（左二）
有一天，著名的古典诗词学者叶嘉莹先生莅临师大，在教七楼“五百座”报告厅（现在已经改名为敬文讲堂）讲授唐诗欣赏。叶先生系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从1979年起，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她每年回国在各大高校讲授古典诗词。叶先生毕业于辅仁大学，又长期在中国台湾及海外任教，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心智情趣都与大陆学人有别。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古典文人气质，在治学上又融中国古典诠释学与西方的新批评于一炉，以情景交融的细腻情怀讲授中国古典诗词，极大地颠覆了“文革”后被“以论代史”的作风影响的文学批评程序，令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在高校掀起了阵阵“叶旋风”，成为无数学生叹服的对象。那一天的报告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全场师生都深深地陶醉在叶先生所营造的古典诗词境界之中。讲座结束，照例有主持人上台致谢，就在这时，前排座位上站起一人，清瘦的身材、朴素的衣着，他缓缓走上讲台，取过话筒开始讲话。我们这才发现，今天的致谢人并不是中文系的教授，而是师大校长、数学家王梓坤。古典诗词的讲座竟让数学家到场了，而且还是一位不大现身的校领导，这无疑激发了全场观众的好奇，大家凝神屏息，期待着他的讲话。那一天，王梓坤校长显然也被叶先生的演讲所折服了，他一反科学家发言的冷静和理性，用文学式的语言抒发了一段听后感，末了，还发出了一声感叹：“此生恨晚听君论，否则，舍弃数学从中文矣！”全场也随之一片赞叹，掌声如雷。
80年代，有好几次，在校园里一些意想不到的所在，我们会与王梓坤校长偶遇。或者是一个人在默默地散步，或者是骑车而行，车前的挂篮里还盛着他为家里购买的日用品，仿佛就是一位住家男人。80年代末的一个清晨，大约只有六点来钟，我早起在学生食堂打饭，远远就看见校长独自一人，正站在布告栏前专心致志地阅读布告。经过他身旁的时候，我叫了一声：“校长好！”那一刻，王梓坤校长竟颇为羞涩，好像自己的什么秘密被人发现了一样，他连忙回应了一声，也没有再多说什么，随即匆匆离开了。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他刚刚从师大卸任校长一职，重回普通老师的身份，这天清晨静悄悄的阅读可能就是出于一种本能的习惯，或者是心里放不下对学校和同学们的关切。三十多年过去了，校长那专心致志的神态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慢慢定格为一帧发黄的影像，虽然为岁月所淘洗，却印在了师大80年代的教育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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