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长书 | 《花灯调》：让乡村巨变成为文学视野中的可见之物
2024年，中国作家网特别开设“短长书”专栏，邀请读者以书信体的方式对话文学新作。“短长书”愿从作品本身出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愿从对话中触及当下的文学症候，既可寻美、也可求疵。纸短情长，我们希望以此形式就文学现场做出细读，以具体可感的真诚探讨文学的真问题。
“人只重视流血，而不重视流泪，是不对的。”《花灯调》原名《泪为谁流》，刘庆邦说，这是他准备了大半辈子的一部书。这种准备不是文学的修辞或技艺上的，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可以说，这部情感真挚饱满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观察当下社会实践的一个入口。“短长书”第6期，学者张元珂、赵牧以《花灯调》为中心，探讨了关于时代的形象、思想与表情，可供有识者细读。
——栏目主持人：陈泽宇
本期讨论
《花灯调》，刘庆邦 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作品。
《花灯调》是作家刘庆邦的长篇新作，反映了脱贫攻坚历史伟业下的时代生活。高远村，一个“高原孤岛”般的存在，这里停留在“刀耕火种”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这个地理条件与人文环境都极为恶劣的村庄如何脱贫致富？就在此时，向家明来到高远村。向家明已经拥有了令人艳羡的工作、美满幸福的家庭、富足安定的生活。在检察院跟高远村之间，她选择了后者，她走在田间地头，攀在悬崖峭壁，宿在简陋屋舍，在泥泞跟严峻中拓荒，在沟壑跟淤堵中楫水。从“走新路”到“闯新路”再到“致富路”，她将真心、良心、责任心付诸实际行动，展现出令人眼前一新的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
刘庆邦，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黑白男女》《家长》《女工绘》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到处有道》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孙犁文学奖、南丁文学奖等。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短长书
张元珂，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传记文学、新文学版本等。著有《中国当代小说专题研究》《中国新文学版本研究》《韩东论》《史与思——中国新文学史论与批评论集》。主编《现代作家研究》（八卷）等。
赵牧兄：
你好！你对刘庆邦有所关注或研究吗？在我印象中，他向以短篇小说创作而蜚声文坛，实际上，长篇小说也写得不赖，比如，《平原上的歌谣》《遍地月光》《女工绘》。对之，我都曾多有关注、阅读，并写过两篇评论文章。2024年1月，他的《花灯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反映新时代重大题材、带有鲜明主题创作色彩的长篇新作。我之所以对他的这部长篇甚为关注并作了细致阅读，主要因为近期我正在参与做一个由中国小说学会申报并立项的国家社科项目（《脱贫攻坚文学书写与脱贫攻坚文学活动调研报告》），而《花灯调》恰好可作为一个典型文本予以重点考察。因之，就有若干问题提出来，想与牧兄交流交流。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发生于新时代中国最宏伟、最壮阔、影响最深远的国家战略和实践活动之一。在此亘古未有之宏大历史运动或时代背景下，对作家而言，以文学方式直接参与、思考和书写这一进程，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于是，我们看到，从2015年开始，尤其近3年以来，一大批脱贫攻坚题材文学作品——以报告文学和小说为最多——集中涌现。与创作此类题材作品的众多作家相比，刘庆邦的创作动机更为特别：仔细阅读《花灯调》后记《所为难得是情愿》，不难体悟到他对脱贫攻坚历史实践的无限感慨，以及他用长篇小说对之予以集中表达的主体愿景或精神动机——更多是出于一种源自生命本体的自我需要。他说：“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就为这部书做准备。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准备，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我准备了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由此推导，是不是他曾经亲历并深置于记忆中关于河南农村的贫困、饥饿，让其灵感、情感又一次投射于贵州遵义这个偏远山区的深度贫困村？刘庆邦是河南周口项城人，你也曾长期在河南求学、工作，你怎么看待如他这类“农裔作家”纷纷创作脱贫攻坚题材文学作品的动机及意义？
无论旧时代的乡村或乡土世界，还是新时代的“新乡土”、“新农村”，都是一个各种观念、关系和矛盾的纽结地。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以往“乡土小说”或农村题材小说中会屡屡呈现出这样一种主导性的修辞景观，即从乡村伦理（道德）、宗族纷争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入题出发，建构种种复杂关系，继而达成对于农村世界乃至“乡土中国”的勘验、认知和表现。但在《花灯调》中，刘庆邦好像有意绕开这一传统，而主动采用一种纯化策略——即有意避开或弱化乡村内部世界里的种种尖锐矛盾与冲突，而更多以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的主动作为、各级政府在政策、财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持等各种外部视角、关系及力量为核心依托或动力机制——从而一步步达成对于扶贫干部形象的塑造、对于种种新关系的建构，以及对预定脱贫主题的集中表达。这种侧重以高远村外部力量及关系为着力点推进叙事、建构关系、生成主题的修辞实践，恰好与国家层面上自上而下发起的脱贫攻坚运动，形成了一种互为参照、彼此阐释的颇有意味的“间性关系”。因此，在我看来，与以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相比，这部小说在叙事视角、策略和结构方面均展现出了某种新质、新貌。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进一步升华，你如何理解“新时代小说”的发展趋向和特有内涵？
实际上，无论政治层面上的脱贫攻坚运动，还是文学领域内的脱贫攻坚书写，深扎农村的扶贫干部和作为被扶贫对象的农民，都始终是其中最具主体性和目的性的第一存在。然而不同于前者对于人的关注更多落实于物质技术层面，后者则尤重于对典型形象及其内在精神谱系的建构与揭示。或者说，“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或“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在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创作中，依然是小说家们所要遵循并践行的“金科玉律”。《花灯调》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之所以引人关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所塑造的核心人物向家明是“独特的这一个”。在小说中，作为检察院检察官的她，无论职业、事业，还是家庭生活，原本都一帆风顺、一派光明，但她还是毅然选择到深度贫困的高远村，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进驻脱贫攻坚第一线。在她带领下，高远村在物质上从极度贫困到彻底脱贫，在精神风貌上从旧颜到新貌，都获得了质的突变与发展。那么，你如何理解她的生活世界、情感活动、理想抉择？你怎么看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除了主人公向家明外，哪一个或哪几个人物让你有所感触？另外，关于如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你有何建议？
因为做课题项目，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我倒读了不少。在我看来，对于新时代新农村图景的文学描绘、对于思想性的深入表达，以及对于新时代典型人物（扶贫干部、新农村新青年）的集中塑造，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若说不足或缺陷，我同样觉得，人物形象及关系建构的模式化、雷同化，以及由直接图解路线或政策所导致的文学性欠佳，倒是其中普遍存在的症结。不知你是否有同感？具体到《花灯调》，我非常欣赏《花灯调》中的景物描写（比如第一章第一段、第十一章第一段）、精准描摹细节或细部的笔法，但文学性上仍有深化空间。由是观之，你对刘庆邦在《花灯调》中的“文学性”建构有何体验或评价？在新时代，能否出现比肩柳青《创业史》或路遥《人生》那样的杰作？你有何感想或建议？
牧兄，以上啰啰嗦嗦谈了我的一点肤浅的阅读感受，也顺带提出了若干问题。你若与我有同感，可作必要的答复；若无感，直接忽略即可；若觉得我对《花灯调》理解不到位，或者你有自己的新发现，也请多多指教！
恭祝夏安！期待牧兄来京一聚！
张元珂
2024年5月19日 于康泉小区家中
赵牧，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塔夫茨大学访问学者，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影局评审专家小组成员。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台港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以及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外电影史研究。曾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130多篇。
元珂兄：
您好！因为大家习惯于网络上你一言我一语的即时交流，连邮件也很少使用，而久没有收到这么长的信了。在信中谈文学、谈小说，在这个视听化、消费性占据主导的时代里，也变得越来越稀缺了。所以，收到您的来信，非常开心而又忐忑，生怕对不住您的热忱和信任，但也不敢怠慢，以您的来信做指引，认真拜读了刘庆邦先生的《花灯调》，不揣冒昧，赶紧向您做个答复。
刘庆邦的作品，我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熟悉的。这可能跟我曾经在矿业院校就读，而后又在煤矿工作了4年有关，在我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全国知名的短篇小说大家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大约是在1995年暑假结束返校的火车上，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报道，说是当时京城文坛有“三刘”——刘恒、刘震云、刘庆邦，是三个最有才华和风格的小说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刘庆邦的名字，而后又在大学宿舍楼下的报栏里读到了他在《中国煤炭报》的一篇纪实，那是关于当年平顶山某煤矿的一次瓦斯爆炸事故的文章，其用平实的语言对那次惨烈事故的记述，更是给我留下了难以抹掉的记忆。一个乡野出身而又在矿业学院读书的大学生的文学爱好，就是从这里得到启蒙和激发的。
据我对于刘庆邦创作的了解，他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乡村生活的记忆，另一部分是煤矿生活的记录，而这两个部分，其实又可以合二为一的。因为煤矿这一能源产业的特殊性，依附于煤矿而讨生活的一群人，无论是矿工，还是家属，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农村的背景，而矿区本身，虽然在二元制的城乡户籍体制下，被纳入了城镇的范畴，但其实却被广大农村所包围的。有人曾经概括路遥的创作，说他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不外乎“城乡结合部”的生活，而这一结合，则恰就是煤矿的最大特色。所以，刘庆邦的作品虽然有大约一半的篇目是关于煤矿的，但是这些煤矿题材的小说，其实都跟乡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这并非您所关心的重点。如您所言，《花灯调》这部小说“带有鲜明的主题创作倾向”，而所涉主题，则正跟你们正在开展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脱贫攻坚文学书写与脱贫攻坚文学活动调研报告”高度相关的。首先，我对选题获得立项表示祝贺，而这一选题，不仅显示了你们的学术眼光，而且包含了对社会的关怀。文章合而时作，课题更是如此，而且非如此不可。其次，这一项目的选题，也并非来自没有根据的想象，而是基于当前创作的实践：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到“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创作主潮了。我们知道，20世纪中国文学从传统而走入现代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失去了传统士大夫地位的作家从乡村而进入城市，并因此而被赋予了一种现代性的视野，所以当他们从城市“却顾所来径”的时候，就让城乡对峙和冲突，变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启蒙、革命及其现代性的历史发展脉络中，随时变换着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但窃以为值得提出并加以讨论的是，从“新世纪”到“新时代”，以城乡互动为题材的创作，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就我的了解聊聊这一变化。“新世纪”之初，中国加入WTO，在社会经济领域加速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与之相伴的是，大量的农民开始流转迁徙于城市周边的工矿企业，成为了没有城镇户籍及相应社会保障的“农民工”。他们一方面流血流汗，为城市也为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另一方面，则又为之付出了巨大而又惨痛的牺牲。不仅在工矿企业里蒙受经济压榨，而且身心遭遇重创，以至于挣扎于城乡之间，无论“留守”乡土还是迁徙城市，都无所适从。这样的社会现实，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不同的理论视野，不同的伦理视角，甚至不同的出身背景，提出了不同的解答。而作家们原本就拥有社会中最为敏感的神经，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对此做出了审美的回应。这中间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当中的左翼叙事传统，就为此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文学经验和观察视角。
所以，在当时表现城乡关系的作品中，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无疑充当了主角，关怀他们的处境和命运，呈现他们的悲哀与牺牲，不仅是一个审美问题而且是一个伦理问题。所谓的“底层文学”，虽回避了阶级话语，但正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这些融不进城市也回不去故乡的庞大群体的代言。“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成为那时城乡叙事中最为沉痛的一个提问：出身并成长的乡村已“空心化”了，但在城市里，这一群体却又因户籍、教育、居住、社保等方面的因素而感受到巨大的排斥，所以乡愁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化的审美，而是对于诸多社会不公的严肃提问：在这样的审美视野中，我们很难指望“回乡”会成为一个解颐的答案，原本已经破败的乡村，只能在这样的现代性视野中继续破败下去，而一切的愤懑与不满，都是指向“向城求生”的艰难，并强烈地呼吁获得同等承认的可能。
然而新时代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这就是随着“乡村振兴”计划的提出，“新的山乡巨变”成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当然，这并非是对于发展路径的放弃，而是在问题与反思中给出了“共同富裕”的抉择：我们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谁也不应成为社会发展道路上的弃物。既然亿万农民为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理应共享发展的红利。这与“向城求生”的“底层叙事”，有着相通的伦理前提，但所寻求的解答却是南辕北辙的。但问题是，现代性所形塑的空间美学是以都市和消费为表征的，而为此所确立的修辞惯例，往往是城市代表了富裕、先进、时尚和新奇，而乡村则是贫穷、落后、蒙昧和守旧的象征，难道说为着城乡等值，就要蚍蜉撼树，要彻底扭转长久以来形成的城市与乡村的审美形象吗？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实践中，像这样的扭转的企图，已经出现过，那就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审美现代性诉求。在这个诉求中，城市的现代化变成了堕落和败坏的代名词，而乡村呢，则无疑代表了一切淳朴和美好的事物。但这显然并不是“共同富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等政策性诉求的方向，“新山乡巨变”仍以发展为旨归，除了强调“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念外，“巨变”与“改造”仍是共通的前提，只是“改造”的对象、“巨变”的目标，以及其中的受益者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亿万农民不再仅仅是实现发展目标的工具了。
所以说到底，“新时代山乡巨变”是突出了现代化发展的溢出效应。在改革开放40余年后，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发展的成果，不能为城市及其相关群体所独享。乡村在这时候被纳入“巨变”的视野，就是要强调城市的“反哺”，并且这一“反哺”的行为，是由党和国家统一领导的。就此而言，您已经开宗明义地指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发生于新时代中国最宏伟、最壮阔、影响最深远的国家战略和实践活动之一”，而在这强调“共富”的新时代，作为作家，当然也应“以文学方式直接参与、思考和书写这一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时代山乡巨变”这一题材创作，常见由城市党政机关中的国家干部为主人公，他们离开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党的号召和组织的安排下，到贫穷落后的边远乡村担任“驻村书记”，带领广大村民实现发家致富的目标，实现乡村世界的“旧貌换新颜”，就成为最主要的叙述模式。当然，这并非向壁虚构的结果，而是变化着的社会现实，而“驻村第一书记”本就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参与者和政策的实践者。
那么回到刘庆邦的《花灯调》，小说中的向家明作为高远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无疑内在于这一高度符码化的人物系列。实在说，在这个人物谱系中，向家明不算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她几乎所有的个人生活都是政治生活的点缀和补充，但作为一个叙事技巧高度成熟的作家，刘庆邦成功地将这些点缀和补充，转换在细节的烘托、情感的渲染和心理冲突的诗意描摹之中了。他既有的乡土叙事经验这时也被不动声色地调动起来，“脱贫攻坚”这一艰巨的任务，似乎在琐碎和家常的诗意中就可以轻易实现了。
相较“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创作中致力于“山村巨变”的英雄形象，向家明已经不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而是工农结合的后代、具有了国家干部身份，“根正苗红”的家庭出身是她不合常规却又欣然接受两次委派的前提。向家明实际上是有些不情愿的，后来还在驻村期间被迫离开检察官队伍，这明显是柿子专拿软的捏，有些欺负人的味道了。刘庆邦作为一个对人性有着充分了解的作家，必须将这一不情愿委婉地表达出来，所以特别设计了让检察院的领导安排她先去高远村“看一看”这一情节，使得一切都是向家明自己选择的结果。而被概念化的高远村的“深度贫困”，也具体化为村上小女孩一家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处境，正是这一处境唤起了向家明的“慈母心”，意识形态需要也由此转换为情感话语，她于是在对自家女儿优渥生活和学习条件的联想中下定了决心。
当然，仅仅依靠这样的情感话语，是没有办法实现新的“山乡巨变”的。这一点，刘庆邦无疑也是清醒的，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指出之所以向家明在第一次的驻村工作中“没有辜负领导和大家的期望”，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是因为她拥有“在市里工作的资源优势”；而这一次，相关的资源优势则是更进一步具体化为强大的家庭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复杂的关系网络。当然，向家明的驻村，原本就是一种组织行为，她并非以纯粹的个人身份驻扎在高远村，而帮助村民们脱贫致富，理所当然也不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所以在高远村有老支书和村主任协助，背后则是单位和家庭作后援团。这其中，她父母的作用是唤起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历史记忆，为当下的“脱贫功坚”提供合法性的证明；而她的丈夫和妹妹们，则是提供现实的支持，这支持不仅是情感上的，而且是工作上的，即便工作上的，也不仅仅出谋划策那么简单，而是他们各自背后都有着强大的政商资源。刘庆邦将此叙述为脱贫攻坚的助力，这并非是他的文过饰非，而是借助于这一书写，让写作者对于现实的观察成为一种“可见之物”。
事实上，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叙事，一方面当然是对于时代重大事件的回应；但另一方面，却也让被忽略和遗忘的广大乡村的贫困和苦难，变成了文学视野中看得见的事物。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倡导，那些徜徉于都市的街头流连于消费景观的作家，怎么可能去关注乡野事物，怎么会有兴趣让土的掉渣的内容“污染”他们审美的眼光呢？这可见不仅是伦理上的，也是审美上的，并由此而获得书写的合法性。刘庆邦说“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就为这部书做准备”了，如果不明白这种乡村情感的辩证法，我们是没办法理解他这样的表达的。刘庆邦出生于河南的乡间，经历和感受过乡村苦难，但这些苦难长久以来，在现代化叙事中，被审美上驱逐到了不见光的边缘地带，失去了审美的合法性，即便有个别作家坚持将它们作为表现对象，但却无法获得时代的聚焦效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让这一书写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被放在了聚光灯下。所以，作为一名出身于乡村而又因为偶然因素脱离乡村的作家，刘庆邦说他从刚记事就为这小说做准备了，就不是“矫情”，而是一种由衷的兴奋。这样的兴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这样的脱离了农村却无法摆脱农村之根的读书人感同身受的。您在信中提及一个概念，“农裔知识分子”，我虽然不敢托大，自视其中一员，但我确实为这样的创作而高兴，因为乡野之地，在原来的现代化叙事中，已经被忽略了太长一段时间了，即便是有所关注，赋予它们乡愁的意味，也从骨子里将它们视为应该逃离的地方。
从另外一个层面，刘庆邦所说的“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就为这部书做准备了”，也可以理解为，这部小说中所涉及的乡村事物都是他曾经见过的，也大多在他以往的小说中表现过的。这些熟悉的事物，在这次新题材的创作中，变换了方式重新出现了。所以这部小说虽在刘庆邦的创作历史中显现了新鲜的面容，但它却调动了他此前大部分的生活和创作经验。许多修辞的手段，叙事的方式，诗意的追求，都在他既有的小说中屡见不鲜。当然，如您所说，这部小说大多数地方采用了外部的视角和纯化的策略，让向家明这个“驻村第一书记”充当了外部的观察者，这适应了主题要求：因为其一，既然向家明是一个外来者，她就不可能深入到高远村的内部，弄清楚其中存在的宗族纷争、伦理秩序；而其二，作为乡村的帮扶者，她所代表的是一种由上到下的力量，她所有的行动都是“改造”，而没办法像人类学家那样进行田野调查。当然了，这外部视角的选择，可能也与刘庆邦的经验有关。他出身在河南沈丘，黄泛区的平原生态，毕竟与小说中贵州遵义的山野之地有着很大差别，如果不从外部观察，而硬性进入高远村的内部，恐怕会自曝其短。
这大致上是我对于《花灯调》的理解。这些理解未必都能一一回应元珂兄在信里所提出的问题，但我想，乡村振兴题材创作，刘庆邦乐意参与并投入其间，强调其在自己生命和创作中的意义，这是很值得肯定的。而且如元珂兄所言，作为“农裔”读书人中的一员，我也很乐见这样的主题，让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再一次成为合法的表现对象。要知道，如果没有党和国家层面的关注，农村和农民作为现代性视野中的弱者，大概率是被忽略和牺牲的。甚而至于，在发展的快车道上，他们更因为落后、贫弱、无能而被碾压。在以发展为指路明灯的现代世界上，最擅长的工作，可能就是制造争先恐后和追新逐奇的氛围，而在这个过程中，抹除那些掉队者、失败者，是没有伦理的负担的，但党和国家却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执政理念，让亿万农民分享发展的成果，而力推“乡村振兴”的战略，这是何等的气魄。作家参与其中，因为表达的急切，不免概念化、图解化的“缺陷”，而失去了一部分所谓的“文学性”，但“文学性”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长久以来，就是因为对于“文学性”的强调，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工农兵文学传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弃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却试图扭转这一“文学性”的垄断，再次让亿万农民成为现代建设中的“可见之物”，所以，我庆幸而又乐见这一新的时代主题的涌现，希望有更多作家参与到相关创作中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并不因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山乡巨变”字眼而失去其价值的。
最后再次感谢元珂兄的信任和期待。将刘庆邦的《花灯调》以及与之相关的这么多宏大的问题抛给我，而我作为您所说的“农裔”出身的读书人，又曾经在煤矿工作多年，自持对于刘庆邦以往的作品多少有些关注和了解，就不揣冒昧地将之承接过来，既认真拜读了《花灯调》，并将之放置在现代中国的城乡书写传统中加以观照和思考。虽然我这样的思考不免让元珂兄发笑了，但我仍非常开心地认为，这样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主题以及与之有关的创作，正是我们当下生活的根源，我们既从中而来，也不忘其根本。言多了，当与不当，都望多多包涵，而我也相信，元珂兄既然对于相关问题的关注，也应早已在胸中有了自己的答案，所以期待有机会北京拜访，做进一步的讨教。夏天来了，祝愿我们共同开心快乐，也一起参与新时代创作主题的讨论。
此致
敬礼！
愚弟赵牧敬上
2024年6月1日，于南宁
“短长书”专栏往期：
第4期 | 《沿途》：在新旧交替中踏浪而行，与时代交汇的心灵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