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选刊》将在2019年下半年举办“新中国·新经典”大讨论,邀请中国文坛卓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学者、作家共同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经典化的理念、路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新中国七十年来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进行富有新意的重新解读与阐释。稿件将于《长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五、六期刊发,并于即日起在《长篇小说选刊》微信公众号陆续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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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的独特性,因为我们置身于中国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很难清晰地加以把握,但是相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的确是特殊的。中国的独特性在于中国是一个绵延五千年的文明体,也在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史既是中国的巨大负担……[详细]
海外传播及其研究其实和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把同一研究对象扩大到更大观察范围,对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它从当代文学批评、史料、文学史写作、问题意识、学科边界等各方面对传统当代文学研究进行了补充和拓展……[详细]
不独贾平凹、陈彦作品与古典传统内里相通,汪曾祺、孙犁、阿城、张炜、阿来、格非、余华、苏童等作家作品,亦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关联到古典思想和审美传统。凡此均说明虽有古今“分裂”的文学史叙述的限制,古典传统仍以无远弗届的影响力深度参与着当代文学的创化生成。而推进此类作品的经典化,融通中国古典传统和现当代传统为先决条件……[详细]
从对这一过程的简要梳理中不难发现,除却“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之外,文学批评、海外传播、市场、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联姻、评奖、排行榜等因素的合力共同推动着这部作品的经典化。赵毅衡早在《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这篇文章中,就注意到了1990年代以来经典化的操作由传统依靠作品比较的纵聚合轴(批评家通过历史的比较重估作品)向依靠连接遴选的横聚合轴(群选方式)摆荡,这也影响了批评家的判断方式……[详细]
当下,极丰富的信息碎片有赖于文学表述作为一种坐标概念提供整体性的理解,长篇小说因其体量优势成为其中重要的体裁。作家是否采用科技、新闻等其他要素进行联合创造并非关键所在,这一方面要求作家在认识层面肯定包含科技、媒体要素在内的社会发展现实为文学提供的方法论契机……[详细]
如何处理个人经验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历史?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问题。客观地说,生于七十年代的这一批作家在历史感上与上一代作家是有距离的。在写作的格局上,稍稍显得小了。在中短篇这个领域,仅就艺术才华而言,70后包括80后、90后作家表现已足够体面,长篇上的不足,与历史感淡薄还是有一定的关系。随着年岁的增长,不少青年作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徐则臣的《北上》《耶路撒冷》,葛亮的《北鸢》流露出来的迹象让人期待……[详细]
记忆的一种特例构成了历史,而文学经典正是记忆的最佳方式之一。阅读经典作品往往给人以在个体记忆与历史知识之间的遐思,科林伍德将历史学视为一种过去经验的重演,他说:“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之被链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而且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它自己。”……[详细]
还有一类小说虽以自然风物为题,指向性却是模糊的,比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当我们很难一眼辨识出作者在这些自然风物后埋伏的意念,反而会在作品中获得一种更宽阔的生命感。而这类小说,近年来越来越呈现出滋长蔓生的状态。比如新近问世的陈应松的《森林沉默》以及阿来的《云中记》……[详细]
某种程度上,长篇小说自身的特质决定了它所遭遇的挑战。这么说并不是要将长篇小说的定义作为讨论的起点,给长篇小说一个如磐石般千年不移的定论。关于“小说”定义的梳理已经足够说明,它的历时性演变过程中不断遭到共时性因素的影响,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传播等因素都参与了“小说”定义的历史塑形。具体到“长篇小说”的讨论显然会更琐细,例如究竟是十万字还是二十万字以上才算“长篇小说”?依据是什么……[详细]
当我们谈起十七年文学的时候,或许还会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多年来,十七年文学难以归类经典的论调影响广泛。但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不抱任何成见地仔细阅读诸如柳青的《创业史》这样的划时代之作,就会赞叹在那个时代还是有不少作家写出了经典之作的。虽然那一代作家很少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手法”…… ^[详细]
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对于这一体裁的史诗性、时代性、民族性的强调,并不是对于它的抒情性、个体性和世界性的忽略,而是为了论述的必要突出某一方面罢了……[详细]
尽管这期间也不乏现实书写,但和以往却是已然不同,出现“新写实小说”的潮流。而“新写实小说”之“新”就在于将关注的视野,投向小人物、普通人的日常凡俗生活,不加修饰地呈现现实人生的本来相貌。但这种对于现实生活近乎原生态的呈现,却缺少了对于现实问题的批判向度,是对现实问题的另一种回避,是“匍匐在地的现实主义”……[详细]
将未来性维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视域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性。首先,与已经充分经典化的中国古典文学、半经典化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历史过程。过去七十年的文学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创新力量与表现领域……[详细]
但是,与“纯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已经经典化不同的是,网络文学至今还没有产生艺术视角上的经典作品,就是公认的精品力作也堪比凤毛麟角,语言粗疏鄙陋、情节粗制滥造、故事粗枝大叶等问题是海量作品中的普遍现象 ;同时,套路化、模式化,抄袭模仿、情节雷同,格调低俗、主题晦暗,刺激感官、诱导消费等更成为创作中难以克服的弊端……[详细]
其实在“红色经典”产生之前,已有一部分中长篇小说抢先问世,但是它们并没有构建出一个军旅文学繁荣的百花园。以“红色经典”为代表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何以集中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及至1960年代初?一是文学,尤其是长篇巨制,其文学性自律要求与所描写的生活本身拉开一定的距离……[详细]
这就是余华,以简朴的方式完成先锋的作品。不必在意余华何时从先锋向现实主义转型,也不必在意《许三观卖血记》是先锋文学作品还是现实主义作品。许三观的身上既有很强的现实性,又有难以言说的先锋性,这印证了尤奈斯库的那句话:“所谓先锋,就是自由。”……[详细]
批评家们认为,《玫瑰门》中,铁凝在审视和拷问司猗纹们。但也许作家还有更复杂的创作意图。某种意义上,小说呈现了我们不忍直视的真相,呈现了我们眼睛未曾看到的、司猗纹冰冷平庸性格的生成过程。她用尖刀刻画下这个女人的面容骨骼以及牙齿,使之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新人”……[详细]
读得足够仔细的话,我们会记得高加林与巧珍故事的起承转合都发生在大马河桥边:巧珍帮失意的高加林去“卖”馍馍,恋爱开始;高加林再次有了工作,巧珍将他送到河边;分手还是约在大马河桥边;最后,一无所有的高加林经过大马河桥再回到乡村,此刻他体验到深入骨髓的孤独……[详细]
广泛阅读可以给创作带来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阅读文学经典可以培养作家在艺术上的综合能力、同化能力,将他人经历转化为自己的文学经验,从而使创作在内容上获得“源头活水”;二是在广泛涉猎中获取直接材料,填补自身经验的不足。这一点对长篇小说创作尤其重要……[详细]
“十七年”文学是在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文学背景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把它当作政治的一部分看待、管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它的指导纲领,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工农兵人物是它的核心任务,创造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风格的国家文学是它的宏大理想。那时文学的创作资源有三个方面……[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