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公馆”之家——论小说《家》的文学表达

摘要：公馆是社会过渡时期的历史产物，在时间维度中充斥了新旧矛盾，以及社会历史的变迁。拨开高公馆众多的“政治学”头衔，我们会发现巴金的叙事信仰在于真实地展现过渡家庭的现实面貌，表达社会转型时期人物矛盾、挣扎、彷徨的独特生命感受。在小说中高公馆主要由住宅区和花园组成。在公馆住宅区内部是日常的家庭政治，人际关系呈现出话语、情感交流的“荒漠化”，并直接导致了公馆悲剧的发生；而象征着“自然”、“包容”的花园，则调节着公馆生活，凸显着人类进化的渴望，表达着巴金对于家庭温馨环境的憧憬，传递着人与人关系文明的和谐畅想，勾勒出理想化的社会想象。

关键词：高公馆；过渡转型；话语场域；社会想象

巴金的《家》自出版伊始，即在文坛上引发激烈讨论，书中的某些情节，诸如鸣凤投湖、觉慧出走等都在读者和研究者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之后更是被改编为电影和话剧不断被搬上荧屏和舞台。《家》作为巴金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是《激流三部曲》的其中一部，充斥了青年巴金的激情和梦想，全书旨在叙述变革时代下家庭的变迁。历年来关于《家》的研究经久不衰，大多集中于小说中的人物分析、情节研究等，而对于家庭的承载形式——高公馆，学界普遍一致认为其为传统需要反抗的压抑空间，有些学者根据巴金序言的控诉，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高公馆为“封建地主阶级大家庭”。

将高公馆定义为“封建地主阶级大家庭”确实可再商榷。其一“封建性”的概念有待进一步解释清楚，而将一个未定的概念直接套用高公馆确实欠缺考虑；其二地主阶级主要依靠“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1](P330)，可高公馆为高老太爷多年为官积蓄所得，且地处西南成都市区北门，家庭所需的经济来源也逐渐摆脱地租，明显意义不同。所以，将高公馆“仓促”命名为“封建地主阶级大家庭”确实缺乏证据。

事实上，公馆一词古已有之，主要有两个义项，一，代指公家建筑用以宾客居住的别馆，有书云“正义曰礼有公馆私馆，公馆者公家筑为别馆以舍客也上。”[2]；二，主要代指诸侯王公（国家统治者）所建造的公家招待所。到了清朝中后期，公馆的词义有所扩大，开始代称外国公使馆和富人宅居，而进入民国之后，公馆更是遍布于各大中小城市，一时间无论是“达官贵人、委员主席、军政要人、实业家、银行家”亦或者“机关职员、律师、教师、医生”都要称其住宅为公馆来。[3]公馆如雨后春笋般成为城市的住宅中心地标，象征着居住者的财富和地位，公馆者“大众可息之地也”。[4]不仅如此，城市中作为“住宅”、“私人办公”的公馆更是作为“景观”走入文本，在一部部经典作品中公馆逐渐取代古代府宅，作为大家庭居住的主要承载形式，谱写了一幅幅家庭生活的众生群像。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1949年之后，公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在文学作品中公馆也渐渐被商品房或者别墅等房屋形式所取代。故而，公馆其实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的居住过渡形态，是由封建地主庄园、府邸向当代单位住宅、商品房的过渡建筑形式。

在此，笔者简单梳理公馆历史，无意引公馆之实物而浇文学之块垒，而是试图引入公馆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文本。公馆作为大家庭的活动空间，其背后承担的不仅仅是居住功能，更是一种意象表达。公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沟通的不仅是社会、时代与家庭，更是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语言表达”。其容纳的不仅仅是个人生活，更传递的是居住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的个人心理。公馆作为家居形式，其具有特殊的价值意义，而在公馆的空间意义的背后又预示着巴金怎样的创作动机？巴金借用高公馆显性言说了什么？欲说还休些什么？公馆又象征着什么亦或者说代表着巴金的哪些文学构想？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解决。

一、过渡的空间环境

高公馆位于成都市内一条清静的公馆街上，与大大小小的公馆一起构成了成都市区北门一带的“高级住宅区”。在外观上，高公馆与街道上其他的大小公馆并无二致，黑洞式的大门，门口挺立着两座庄严肃穆的石狮子，屋檐下挂着一对红纸灯笼，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进入内部房舍林立，秩序井然，花园环绕，典型西南天井四合院。在日常生活方面，高公馆内的众成员依托城市的有利地位，极大限度的享受现代都市生活的便捷。高老太爷爱逛实业百货公司，高克明开办律师事务所，觉新在实业百货和小型发电厂工作，觉民、觉慧在现代学校读书求知。“都市”与“高公馆”并驾齐驱，其构成了高家“白昼”的生活场景，而高公馆则是“夜间”生活的主要发生地。故而在小说的每章几乎都是从公馆的“漫漫长夜”开始。现代都市生活已经成为高公馆众成员的日常习惯，以至于在成都被枪炮袭击，进而交通阻塞之后，高公馆的日常饮食都成了问题，无法在市区内买到新鲜的供应蔬菜，以至于全家吃起饭来更觉索然无味。现代都市大环境的渗入使得高公馆内部空间“异质化”，具有了不同于《红楼梦》中贾府的生活面貌。在高公馆的日常家居中，虽然仪式化地继承了“祭奠祖先”、“孝义礼让”等生活传统，但到底使用了西洋物件，且在家庭收入、教育等不同方面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都市先进文明的洗礼。一方面，家庭的固有礼法具有坚韧的顽固性，其会随着时代自动调节，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传统以及孝义观念不会轻而易举地被抛弃，而传承四代的高公馆当然也会浸染“无法摆脱的旧”。另一方面，都市生活的大背景已经逐渐渗透高公馆的生活日常，并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结构和生活理念，高公馆也必然会凸显着无法逃避的“都市性”。所以说，新旧交织上演在高公馆内，共同推动着家庭生活的前进。

其实这样的生活姿态是巴金有意为之的效果。《家》创作于1931年，1933年5月由开明书局出版单行本。值得玩味的是，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家》的故事发生背景却定于1920年前后。也就是说巴金并没有着眼眼前之事，而是在挖掘回忆，将时间线向后推了10年之久。而在巴金成书的同时，另一位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同样也把焦点聚集在大家庭的公馆之上，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子夜》描写了位于上海市区内的吴公馆的家庭以及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故事。不同于巴金的书写回忆，茅盾主要着眼于当时之上海，一开始就铺就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发展的声光电影，并由一辆汽车的开进，带领我们领略了一座几近奢华的吴公馆。在《子夜》一书中有着很明显的时间线，在面对新与旧的问题上，茅盾的态度显而易见。新与旧二元对立，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因此，在开篇没多久，吴老太爷无法适应上海的“邪魔”力量一命呜呼，完全旧派的人物并没有对小说的主线产生多大的影响，随着吴老太爷由乡下进入上海的“金童玉女”也逐渐被上海的都市生活所淹没，产生了奇异的心理变化。虽然四小姐有时仍然会依靠《太上感应篇》找寻慰藉，但最后那本书还是被都市文明所带来的“暴风骤雨”打湿损坏，最终她丢掉书本，离家出走，追求新生。在小说中旧的势力虽然有所反扑，但时间线终究成螺旋式不断前进、上升。相较于《子夜》直线式单一向的推演方式，《家》中的时间线索较为复杂。巴金不仅在时间定位上故意靠后，并且有意无意地借用文中人物的话语不断地将高公馆的存立时间继续向后延长。黄妈口中念念不忘的“清水与浑水”，梅表姐来到高公馆之后的不断回忆，觉新的青春旧梦，甚至觉慧与觉民也时不时地记起小时候的事情。高公馆的众成员似乎都不约而同地集体陷入回忆之中，而记忆之中的高公馆也并非面目可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快乐与幸福的程度是现今的高公馆无法比拟的。梅说：“你们都有明天，我哪儿还有明天呢？我只有昨天。昨天的事固然很使人伤痛，但是只有它可以安慰我。”[5](P112)对于他们来说，旧的生活并非全然暗淡，甚至比“新”的生活更让他们适应。“生活的惯性”让他们对待新生事物无所适从，而时光的残酷就在于此，在时代的车轮碾压下，在不得不向前推进的时间里，一些人逐渐被时间“淘汰”。他们的知识层次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渐渐失去了鲜活的源泉。旧生活固然美好，新的也许是好的，而现在呢？处于转型临界点的高公馆成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一面被回忆的枷锁拷牢，渴望回到过去而不得，一面对新生有着“生的恐惧”，拒绝进一步向前。

被“历史化”的高公馆，赋予了空间“时间化”的表征，作为一个“时空体”出现在文本中。巴金拉长时间线，并不是执意在为“过去招魂”，其主要目的在于把握一个准确的爆发点。1920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民国草创不久，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方兴未艾，一切百废俱兴，等待着旧貌换新颜，而地处西南的成都的文化发展程度也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6]相对于疾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人们的心理意识则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滞后性。旧有的知识文化体系亟待打破，他们已经完全限制了人们接受新生事物的脚步，甚至无法适用于新的文化生产方式。被切断判断依据的人们根据固有知识已经无法做出明确的价值估量，只能诱导他们对新生事物产生怀疑，甚至抗拒。而另外一部分人则走在时代的前列，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新文化、新文明，但是却始终无法切断与传统的血肉联系，亲生血缘的羁绊，以及脑海中存留的传统意识都时不时地阻碍他们实施果断的行动，往往成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意识与行为脱节，处处掣肘。生活在变革初期的人无疑是尴尬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唯有独怆然而涕下。而高公馆作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在漫长的时间链条中，真实还原了“过渡时期”、“过渡家庭”、“过渡人物”的方方方面。人成为时间的奴隶，面对兵荒马乱，面对时间显得焦躁、慌乱与无奈。巴金巧设了时间的发生点，由点及线，“蒙太奇”般的将过去与未来来回穿梭，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下挣扎、彷徨的众生像。

高公馆的存在打破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使得时间呈现一条自然、顺滑的脉络。在时间的变化发展中，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演进，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心理意识的变化，拉长的时间线索，加强了公馆的历史纵深感，由静态空间变为动态的演绎，呈现出过渡的文化意义。所以巴金的叙事信仰也许并不在于政治意义的盖棺定论，认定高公馆是封建家庭的代表，其更像是一种平静的叙述，旨在于真实地呈现家庭与社会、城市的多元互动，以及公馆成员面对时代变革时的独特的生命感受与行动体验。

二、冷冻的话语场域

从时间维度看，高公馆确实是特定历史时期下新兴的居住形式，甚至有学者考证认为高公馆中旧式的家庭图景更像是一道“嵌入舞台的背景”。[7]但这样的论证绝不是为了遮蔽高公馆的黑暗与压抑。不可否认，高公馆依然是悲剧的频发地，他历经了一个又一个青年的丧生，埋葬了无数年轻人的梦想。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这是“封建家长制”所引起的。高老太爷作为高公馆的一家之长，只手遮天，他与“刽子手”冯乐山勾结，左右公馆众人命运，专断跋扈，酿成了一幕幕惨剧，完全是冥顽不化的老顽固。这样的论断初看起来合理且有力，但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其中颇多疑点。一，高老天爷是否真“腐朽”？二，高老太爷为何只在觉新工作、限制觉慧参加学生运动、与冯乐山联姻等几件事上发布命令？三，高老太爷为何要与冯乐山联姻？

实际上，高老太爷并不是十足的老腐朽，虽身体孱弱，但眼光独到精准。他既能颐养天年地享受都市生活，又可维持着高家几十年屹立不倒，发展成为北门首富，其手腕和能力不容小觑。“维持家业”这是高老太爷的行动指南，也是他穷极毕生追求的目标。而当下属的儿孙的行为与此项目标发生冲突之时，他立刻会将他们扼杀在摇篮里。觉新作为长房长孙，按照继承权和传统习俗，生来就担负着家庭的重担，牺牲他个人的幸福也旨在能够继续延续这个家；觉慧参加学生运动，触及到当局的命门，一旦被抓捕入狱，很有可能危及家族荣耀，为着觉慧的安危与家族声誉，高老太爷当然不会允许此种情况发生；至于与冯乐山两次联姻，其目的更是昭然若揭。作为孔教会会长的冯乐山在成都政坛和军界都享负盛名，威望极高。而城市名流之间的相互勾结也着实为了寻找更大的庇护，以求在动荡的时局安稳生活。不过可笑的是，高老太爷这样的努力并没有产生实质效果，反而激起了觉民和觉慧的痛恶和反叛。在高老太爷临终之时，他孤独的躺在床上，身边没有一个理解自己的人，作为坚持着“四世同堂”美梦的梦想者，他无疑是孤独的。“他看不见一张亲切的笑脸……从没有感觉像现在这样的孤独和失望……他又想、自己怎样地创造了一个大的家庭和一份大的家业，又怎样地用独断的手腕来处置和指挥一切，满心以为可以使这个家底一天一天地兴盛发达下去。可是他的努力却只造成了今天他自己的孤独，今天他要用他的最后的挣扎来维持这个局面，也不可能了。”[5](P280)最后带着众人的不解，他凄凉地走完了一生。“哀莫大于心死”，最信任的克定给了他当头棒喝，一生最大的理想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无法实现，他仿佛可以看到高公馆最终的结局。“你们要好好读书……要……扬名显亲啊”，临死前的最后遗言仍然将家族利益牵挂于心，可以说，高老太爷本身也是个悲情角色。

高老爷的悲剧也许与时代的发展不无关系。在民国时期，政治制度的改良以及文明思潮的涌入开始不断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前坚信的家族统一理想逐渐被瓦解，商业文明的发展，以及家庭管制的相对松散都让高公馆中成员的个人意志开始滋长。在当时商业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尤其是在现代城市中，开辟了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而根据当时社会奉行的民律草案，家长可允许子女自谋职业，也给予了公馆各房自由谋业的渠道和保证。此外，公馆与以往的古代府宅相比，居住结构相对单一，主要是血缘聚居，远房旁支较少，每房每户几乎有自己的财政自理权，经济相对独立，继而有一定的自主裁断权。这些因素几乎都对家族的统一理想产生动摇，故而在民国时期的公馆中“父系大家庭”已并非他们遵循的唯一“社会理想”。[8](P680)不仅是高老太爷，全书的所有人的命运设置大抵如此。巴金曾经在青年时期被樊塞蒂的一句话深深地震撼过：“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而他的《家》几乎也按照这样的顺序展开。小说的前六章，几乎没有实质的情节进展，更像是每个人的传记说明，诉说着每个人的精彩幻梦。高老太爷的住宅长久之梦，觉新和琴的求学之梦，觉民与觉慧的志趣发展之梦，鸣凤的面包物质之梦等等。到了第七章开始，小说的主要情节才开始上演，而这一个个幻梦也接连被现实拍碎、打破。每个人均成了孤独的梦想者，悲剧的承担者。“寂寞，无尽的寂寞”，公馆中成员们均被空虚吞噬，在自我前行的路上踽踽独行，无人理解与认同，这恰恰是他们最大的悲哀，而悲情之后也恰恰反映出高公馆中话语沟通的阻滞。

公馆的住宅区是人际交往的试炼场，在此环境中人具有极强的“参与性”。《华沙宣言》中表示：“人类居住建筑的设计应提供这样一个生活环境，既能保持个人、家庭、社会的特点，有足够的手段保持互相不受干扰，又能进行面对面的交往。”[9]换句话说，住宅区既是个人私密的生命空间，又是家庭舆论的“公共空间”。维纳也曾说过：“任何组织之所以能够保持自己的内部稳定性,是由于它具有获得、使用、保持和传播信息的方法。”[10](P160)可是高公馆中住宅区功能并没有得到实际运用，在这片环境中处处表现着“话语信息的荒漠化”。这种无法遏制的“孤独”是造成公馆悲剧的真实原因，并动摇着这座古旧公馆的根基。

在偌大的高公馆中，兄弟家属群居，各成员的信息获取源头并不统一。由于处于社会变革转型时期，大量的信息扑面而来，种类繁多，新旧纠缠，争论不休。而作为社会最基本单位的人，受到其所处经济、政治地位、工作环境、教育环境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其接受信息的内容和程度也会出现差异，沟通的话语也会发生断裂，无法产生“共鸣”。这并不是家族亲缘“代际递减”造成的，更多受信息获取渠道的影响。在高公馆中，家庭成员大体可分三层：一顺应而变派，代表人物高老太爷、克安、克定等，他们大多根据时代顺其自然发生改变，但仍然寄生在过去的生活方式中，思想方式相对守旧，大多以享乐者的姿态出现。对于他们而言，信息来源主要是旧有的理论教育；二卫道讲法派，主要为克明、觉新。克明留学日本，而后回归省城，并在成都市内经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结交的是陈克家一类的贪图酒色之徒。至于觉新虽早年读现代学校，也读先进文章，但被公馆生活所累，处处被爷爷教训，叔叔教育。这些人信息来源有新有旧，获取渠道较为复杂；三以觉民、觉慧、琴为代表的青年们。这些年轻人就读于现代学校，平时书读《新青年》、《新潮》，接受先进文明与理论，本质上已与上述两类人群区别。信息源头的不一致，根本上已将三类人划清了界限，造成了话语交流的断层，没有共同语言作为基础的沟通极为生涩和敷衍。觉慧参加学生运动的事情暴露后，高老太爷将觉慧叫到屋内，严厉批评教育，言语间几次提到觉慧“胡闹”，到头来把小命闹掉，最为关心的还是觉慧的安全。而觉慧显然无法理解爷爷的“良苦用心”，他执着在意的是我们无缘无故挨打，当然不能随便了结，他要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两种语言激烈地冲击着，都有自己的合理出发点，最后高老太爷只能气愤地猛烈咳嗽着，去将觉新与克明喊来。觉慧知道他们祖孙两代人是“永远不能够互相了解的”，他不明白“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5](p55)使得他们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子，而像两个敌人。话语信息交流的冰冻，僵死了原本血浓于水的亲情。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存在于觉慧和鸣凤之间。觉慧秉持着人的思想永远得不到鸣凤的响应和回答，“奴性在心”的鸣凤只是寄希望于作为丫头服侍觉慧。觉慧与鸣凤秉持着两套话语体系，对话充其量只是简单的问答，话语内容中不包括任何信息置换与精神交流。觉慧爱着的是想象中的鸣凤，每每想到恋人都首先浮现出鸣凤那青春的面庞与带笑的容颜，更多地从视觉上贪恋着鸣凤。“琴真聪明！……真勇敢！……她真好！”而觉民对琴的评价则叩问女性的性格与精神内涵，这不是几次见面就可以看破的，琴和觉民的精神对话激活了他们各自的“心理空间”。

不仅是信息获取源头的问题，高公馆内沟通机制的不通畅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理解的丧失。高公馆中并没有固定的家庭交流形式，甚至连各房各户会面的机会都不常见。过年时分的几次相聚显得弥足珍贵，总体基调也偏向于欢乐。可是除此之外，家族碰面机会少之又少，沟通的渠道不通畅直接阻碍了信息的传递。觉民、觉慧获得的新知根本没有机会灌输于公馆中的其他人；高老太爷的专制决断几乎总是一句话命令，根本没有阐释空间；即使是叔叔们的耳提面命也少的可怜，仅有的几次也是左耳朵进右耳多出。甚至在同类人群中，这种现象也较为多见。“觉民虽然和觉慧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有段时间觉民一直忙着自己的事情。“在家的时候他也很少留在房里，整天带着书到花园里面去读”，[5](P71)二者见面详聊的时间也少得可怜。而觉慧对自己真实恋情的隐瞒，也最终促成了他爱情上的单枪匹马以及之后的种种悲剧。所以高公馆上上下下几乎不存在信息交换，更遑论处理和消化、吸收交换后的信息。可以说，不同的信息所有者之间形成无数条不相交的平行线。

无法交流的自是牛头不对马嘴，而能够沟通的在交流的途中也存在着信息被置换的问题。在高公馆众成员沟通的过程中，信息持有者所传播的话语被信息接受者以自我的理解加以反驳，形成不同层面的交流争吵，造成沟通障碍，往往对话无疾而终。在小说第十二章，觉民与觉慧来实业公司寻找觉新，觉慧高声朗诵《前夜》，并诅咒着觉新与觉民的“矛盾”，觉民温和地辩驳，他有理有据，找出杂志上的一段话有力还击，告诉觉慧他同样也是矛盾的，在这个时代下这样的家庭有其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之后觉慧质问觉新为何不敢听他争取幸福的话语，觉新声泪俱下地梳理了自己的境况，并从亲情出发为自己辩护。其语言的重点落在“只要使弟妹们长大，好好地做人，替爹妈争口气，我一生的志愿也就实现了。”[5](P84)实际上，觉新并没有正面应答觉慧的提问，他和觉慧讨论的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触及到人类的生存底线，而另一个旨在挖掘过去的坟墓，从来不敢直面现实的“真刀真枪”。这样的对话在文中数见不鲜，传递过程中的话语概念被偷偷置换和篡改，使得许多争论往往无法推动，成为无解之争。

文中梅想要是当初母亲知道她的心事，现在她也不会落在这种凄凉、孤寂的境地里面，如同梅一样，若是公馆中的话语交流能够正常进行，相互理解、包容，高公馆的许多惨剧是可避免的。由于沟通对话的凝滞，造成住宅区的“公共舆论”仅剩下家长里短、冷嘲热讽的“残渣”。人人均被寂寞压倒了，亲情也在无效的话语信息面前流散殆尽。我们都知道，“话语的外部情状是人的认知状态或社会心理记忆的外部表现形式”，[11]话语表达受到心理空间、信仰空间的支配。事实上，巴金曾说“生活是一场搏斗”[12]（P765），“话语场域”的权力角逐更像是一场“信仰空间”的博弈与筛选。在小说的前几章作者极尽笔墨描写无数的理想，而后随着主要情节的展开，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使得鸣凤的幻想破灭；觉新承担家业，婚姻自主权被剥夺，被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箭所折磨，一步步将他逼向深渊；而最后觉民的逃婚、高克定的事情暴露又再一次索要了坚持“家本位”理念的高老太爷的生命。巴金用着怀疑的眼光审查着一切，用事实说话，摒弃了诸多“杂念”。一次次的惨剧铸就了觉民和觉慧这样两个不同于“贾宝玉”、“吴荪甫”的极富特色的血肉人物，挑选、沉淀下他们的“社会想象”。他们由相互隐瞒到推心置腹，互相理解，“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两颗孤寂的心”互相取暖。最终，觉民与琴一起滞留公馆，去花园中寻求心灵的安逸，而觉慧则愤然离家，奔赴他沉醉的“群”的生活。

三、宽和的社会想象

巴金曾说小说中的高公馆住宅区是有“老家”的原型依据，唯有“花园是出于自己的编造和想象”。[13]（P24）在高公馆中，供人居住的屋舍充满了尔虞我诈的“家庭政治”，而花园中“到处都是绿色的草和红白色的花。到处都显露着生机。满院子都披着黄昏的面纱，更加上一层神秘的颜色。”[5]（P151）那是青年们欢乐玩闹的地方，容纳了青年们真挚的爱情和亲情，宛若充满青春力量的“大观园”。觉民在这里找到了安慰，而觉慧则慢慢沉醉于公园、茶馆等同学集会所带来的快感，“逐渐地走进新的园地”，与觉民“中间也有了显著的距离”，[5](P82)走向了象征着民主、自由无血缘关系和生产关系牵绊的另一“共同体”中。

山口守教授曾经谈到“如同弃家出走的《家》的主人公觉慧一样, 作为下一个课题, 巴金有必要思考离家出走后的个人在共同体中如何生存”。[14]对待这个问题，巴金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他一直想要创作的觉慧“群”的生活几经夭折，终究未能写出，反而是继续在“公馆”题材下做文章，《春》、《秋》的相继出版给了《激流三部曲》一个明确的结局。而到了抗战时期，在一片“为抗战服务”的主流时代写作下，他又一次“逃避”主流写作转而写出《憩园》、《寒夜》等“无群体意识”的家庭小说。在《憩园》中巴金依然是选择“公馆”作为大家族的居住空间。而和《家》对照而看，我们不难发现巴金对公馆中的“花园”情有独钟。

无独有偶，不仅在《家》中“花园”与居住区形成两个世界，承载了美丽的幻梦，洋溢着青春气息，同样在《憩园》中“花园”也是灿若珍宝。小说家“黎先生”来憩园寄住，言谈举止间难忘的也是他家原来的大花园，偌大的公馆中仅有花园是他回忆美好的“标本”；“爹爱花，爹总是忘不掉我们的花园”，[15](P206)杨老三在历经了几许沉浮之后念念不忘的也是杨公馆中的花园，以及花园中那两株茶花；在姚公馆中女主人万昭华漂亮大度，宽和包容，与男主人不同的是，她是现在公馆中唯一爱着花园的人。“花园”的出现不仅连接了文本中杨、姚两个家庭，串联了《憩园》的主要故事，同样也将《憩园》和《家》这两个创作于不同时期的小说文本有效对接。

雨果曾指出“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在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发现，但它终究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 。[16]（P46）在《家》中觉民的逃避场所永远是生机盎然的花园。他习惯于在花园中唱着歌来调节情绪，与琴恋爱之后回到高公馆中总是一头扎进花园里面读书，甚至最后在逃婚时的回信中依然写到“我在想家里的花园，想从前的游伴，我在想儿时的光阴”。[5]（P257）人类既然栖身于文化共同体中，也栖身于自然共同体中，因此，伦理学的一个未完成的主要议题，就是我们对大自然的责任。[17](P2-4)融合在自然里的觉民所体会到的并不是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更像是一种原始的回归。回归到最初的文明时刻，作为一个“自然的爱子”，完成对“自然的责任”，畅想着美好的生活，感悟、体验、探索着人生，并营造着“人与人的关系文明”。

“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爱着的孩子。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愿意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12](P92-93)这是巴金多次谈到的一句话。而在高公馆中去爱惜一切，揩干泪水的角色是宽厚的觉民，而非热血的觉慧。事实上，学术界针对于觉民的研究相对较少，他的光芒几乎被觉新、觉慧这两位性格鲜明的兄弟所淹没。许多研究者认为觉慧更像是巴金的化身，他勇于反抗，敢于离家，向不合理的制度做着严厉的控诉。在小说中，觉慧最为常见的表情为讥笑、嘲笑、讥讽，他的话语充满戾气，总能一阵见血地直逼人的内心深处，让人的阴暗、痛苦、懦弱的面相无处躲藏。觉慧每次与大哥的对话，都能让觉新泪流纵横，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一次花园游湖，好好的欢乐场景，被觉慧的一句嘲讽破坏了气氛，“你既然决不嫁人，那么为什么又让五婶给你缠足？”[5](P139)更让淑贞想起她的小脚，那痛苦的象征，趴在琴身上痛哭不止。反观觉民，他是温和的，每每说话都给人一副宽和的样子。亲人的伤心他来安慰，悲痛的场景他来调剂，甚至觉慧的伤痛也是他来填补。这样一个人并不是家中的“和事老”，他同样也是一名青年，不是畸人，更不是愚人，只是他生性乐观，会宽恕地对待每个人。

诚然，觉慧更具反抗力量，更悲愤，但这种愤怒更像是稍纵即逝的即时情绪，处于“潜意识的范畴”，当外界有刺激之时，不由自主地产生的“本能反应”，从“刺激到爆发几乎间不容发，知觉的评估也在瞬间完成”，[18](P44-45)缺乏思考的力度。相比之下，觉民则更为持久，“懂的生活”的觉民更能守住这个家，为这个家庭带来实质的革新气象。柏拉图在《理想国》和《费德罗篇》中做过精巧的比喻，他把灵魂比成两匹小马，一匹马活泼而温顺，即为精神，另一匹狂暴而难以制服，即为欲望。两匹马被马辙约束在一起，由驾驭（即理智）驱赶。显然，在理智的驱赶下，觉慧和觉民是巴金的两个灵魂。觉慧更像是狂暴难以控制的“野兽”，渴望“爬起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叫嚣，反抗，言辞犀利，极尽嘲讽，力求反抗的速度和力度而牺牲了准确度，故而在《憩园》中成为了“矛盾审判者”的形象；而觉民则作为“精神灵魂”的象征，更符合巴金的生活状态和人生理念：在海纳百川的宽恕和包容下“自由而矛盾、闲适而痛苦”[19](P588)地生活着。

花园和觉民的形象是对等的。花园充满了包容性，它容纳了公馆日常政治的勾心斗角，也为这座屋舍丛林带来了几缕自然的清新之气，甚至它挽救了一个个“濒临灭亡”的人的生命，告知了他们“自由的意义”。《家》中觉民在花园中对觉慧的肺腑之言触动了觉慧，并激发了他冲出樊笼的决心，他第一次产生“我对这种生活根本就厌倦了”[5](P216)的想法；《春》中淑英与觉民、琴等在花园的几次详谈更是救赎了她的灵魂，给了她重获新生的自由。直到《憩园》中花园更是告慰了杨老三的念想，抚慰了万昭华孤寂的灵魂，甚至影响了小说家“黎先生”的写作。可以说，公馆中的花园是巴金“精神灵魂”的预示，是爱和理想的化身。

事实上，花园不仅象征着巴金的精神欲求，更勾勒出巴金文学想象的图景。不止一次陷入群体生活“写作困顿”的巴金，虽然让觉慧在共同体生活中构想出社会美好的面目，可是终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写作进展。反而是一次次的回归家庭，通过公馆描绘出一幅幅社会风俗画。“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如是说。借鉴蓝棣之教授症候式分析解读文本的方法，我们不难发现在巴金的身上，显性地张扬着一颗燃烧的心和永不停止的创作热情，他叫嚷着，要“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12](P773)发出他强有力的控诉，反抗一切束缚个人意志的道德专制。而在这样奔腾不息的激流下面，也若隐若现隐藏着巴金的专注构思。也许年轻的巴金并未察觉到自己的真实意图，而这样的信息却无意识地流淌在巴金的文学血液之中，直到后期的创作才逐渐有意识地回归并延续。那是一种自觉的个人理想宿求的表达，是对人体生存际遇的反思和体验，是对人际关系，人类相处模式的重新考量和盼望，是对潜伏在时代意识、社会意识的底里的无意识心理的把握。

巴金借公馆模拟出人类社会复杂的关系网，试图解决着家庭的潜在问题，并透过文学虚构的“花园”传递出他对于自由、包容、博爱的社会想象，寄予他理想化的社会关系。“眼见他楼塌了，眼看他大厦倾”，公馆总有覆灭的一天，家庭总有破败的时候。“谁见过保持到百年、几百年的私人财产！保得住的倒是在某些人看来极其渺茫、极空虚的东西——理想同信仰”。[15](P259)在这流逝的时光中，心灵的花园却总是万紫千红，毅然矗立。那是自然人对爱的向往，是平和、宽恕的人际关系，是人类万古不变的精神遗产。

注释：

[1]金炳华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具体内容为：地主阶级指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阶级。

[2] 毛亨.毛诗注疏.附释音毛诗注疏卷第四[C].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3]复生.《谈公馆》[J].十日谈，1934(43)。

[4] 柳浪. “家”与“公馆” [J].大声，1947（7）。

[5]巴金.《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6] 王无为.《成都的文化运动》[J].《新人》，1920（5）。

[7] 李哲.《从政治宣泄到文学叙事——论<家>之于巴金创作转型的特殊意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8）。

[8] 郑全红.《中国家庭史·第五卷民国时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9] 国际建筑师联合会第十四届世界会议建筑师.《华沙宣言》[J]，1981。

[10] [美]诺伯特•维纳著，郝季仁译.控制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年。

[11]熊学亮.信仰空间的话语功能[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2）。

[12] 巴金.《巴金选集10》[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3] 巴金.我的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14] 山口守.巴金——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世纪守望[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2）。

[15] 巴金.憩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6] 雷毅.生态伦理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7]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前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8] 孙科炎.情绪心理学[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2。

[19] 巴金.巴金七十年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转载自“现当代文学通讯”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