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胡适

胡适一点不照顾蔡校长面子，指他是“猜笨谜”

整整一百年前，也是3月，胡适坐在租住的北京北河沿钟鼓寺胡同十四号的大写字台前，写他的《红楼梦考证》。那时他29岁，当北大教授已经三年多了。

胡适从美国给《新青年》投稿，因而认识了主持人陈独秀。1917年蔡元培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又写信请胡适回国任教授，甚至说文科学长你来当。他们在《新青年》上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而古典白话小说名著正是白话文的典范。胡适还提出用科学精神来整理国故，一个重要实例就是考证小说。为配合这个目的，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始陆续整理传统白话小说，方法是新式标点，分段排印，加一篇新写的序，内容最好是考证。此事的主持人是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校勘整理者是其侄子汪原放，而明星作序者胡适更是畅销的保证。

先出版了《水浒传》《儒林外史》，而《红楼梦》的篇幅大，成本高，一边排印着，老板汪孟邹一边催胡适的序文：“红楼梦有一千二百页之多，……现拟发售预约，收些现款，以资补救。不识吾兄是拟代撰一篇考证，或是一篇新叙，请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仲甫（即陈独秀）仍作一叙，已与他接洽过也。”可是胡适的反应并不积极，《红楼梦》的材料不好找，他还没有准备好，也不喜欢这种预售的方式。一边是将本求利的半逼半劝，一边是勉为其难的半推半就。

1921年3月，北京发生了“国立学校索薪罢课”风潮，大学老师们为争工资不上课。胡适利用这空闲，在3月27日草成了约两万字的《红楼梦考证》（初稿），立刻寄上海发排。一个多月后，上海亚东版标点本《红楼梦》于5月出版，这篇《考证》冠于书前。

《红楼梦考证》的前一半是批驳前人的索隐派旧红学，其近在眼前的代表就是顶头上司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校长在四年前发表了《石头记索隐》，主张“《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他索隐出贾宝玉是康熙帝的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均影射康熙朝文人名士，貌似女身，实指男士。胡适一点也不照顾蔡校长的面子，指他这不是考证，而是附会，是“猜笨谜”。《考证》的下半篇是胡适按自己主张的科学方法，去考证《红楼梦》的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

这篇初稿是勉强成篇，胡适自己也很不满意。正是这一篇应付之作，开启了他深入探索红楼奥秘的极大兴趣。

1920年3月，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左起）合影于北京西山卧佛寺

顾颉刚、俞平伯的四十几封信件，为“新红学”催花结果

胡适在北大的学生顾颉刚，未满28岁，按年龄只比老师小一岁半，却执弟子礼甚恭。他刚刚毕业做了助教，胡适就请他帮助去查有关曹家的资料。顾颉刚天天上图书馆，从各种志书和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曹家的故实。果然，曹寅的著述找到了，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把这些材料连贯起来，曹家的情形渐渐清晰。除了北大和京师（即后来的北图、国图）两个图书馆，顾颉刚还远赴天津图书馆，并去国子监抄录进士题名碑，找到了高鹗的名字和籍贯。每有所获，立即书面汇报，胡先生也随时回复，指点切磋。

这样，便得知曹家祖孙三代四人，相继任江宁织造长达58年，在任上办过四次为康熙南巡接驾的阔差事，荣华富贵已极，与《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颇相吻合。又查得曹雪芹名霑，是曹寅（楝亭）的孙子。再从《八旗诗抄》中看到敦诚、敦敏的赠诗，得知雪芹晚年贫穷潦倒、纵酒狂歌的境况，及其他许多材料。这样，对《红楼梦》的考证就完全面貌一新了。

胡适的另一个学生俞平伯才21岁，比顾颉刚年轻7岁，却早一年（1919年）从北大毕业，是早熟的才俊。他在1920年赴英国留学，仅十几天就回国。本年2月从杭州回到北京，仿佛是为了要赶上这“新红学”的诞生。俞平伯常到顾颉刚的寓里，探询和谈论他们找到的材料。

此后顾颉刚的祖母在苏州中风偏瘫，他只得返回家乡侍病，一年中往返奔波了好几趟。1921年夏天，在胡适、顾颉刚和俞平伯师友三人之间书信交驰，反复讨论《红楼梦》和曹家史实。顾颉刚说：“一个暑假里，我们把通信论《红楼梦》作为正式的功课，兴致高极了。”对俞平伯而言，收到顾的谈红信可以使他的病霍然而愈。从4月到10月间的这四十几封信件，成为日后俞平伯整理成书的基础，成为“新红学”催花结果的熏风。

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订稿，载于1922年5月的亚东再版《红楼梦》中，我们以后看到的都是这一稿。胡适引录了十多种书籍中的材料，并加以排比、综合、分析后，得出了有关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成书过程和主旨的六条结论，它们便成为“新红学”立足的基石。关于“本子”，胡适首次明白区分了戚本和程甲、乙本的区别，指出“最初只有八十回”，“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对于续书，胡适适当地肯定了它“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

在近百年后观之，除“著者”结论的最后一条“自传说”以外，其余基本上仍然成立，后人只是在胡适的基础上补充细化，而不能颠覆铲除。到1954年以后，被非议较多的是以下两点：其一，“《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胡适此时为了反驳前人虚妄的索隐说，虽有理由却矫枉过正，他自己后来有些退让，并没有将其绝对化。其二，“《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百年前的文艺理论概念还不成熟，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尚未严格地区分定义。平淡无奇要胜过神秘奇诡，这算不上是贬低吧。

1921年12月31日于杭州。左起：许若昂（宝驹）、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

蔡先生主动提供弹药，帮助胡适“向我开炮”

胡适的考证并没有终结，他虽然转引了敦诚、敦敏的诗，但是没见到他们本人的诗集，想来必有更多材料。要找的是敦诚的《四松堂集》和敦敏的《懋斋诗钞》，但在北京、上海两处大索都不获，几乎使他绝望。

1922年1月初，正在住院的蔡元培先生读到了胡适赠送的《红楼梦考证》改订稿。他并不服气，一边准备写答辩，一边建议胡适：“公所觅而未得之《四松堂集》与《懋斋诗钞》，似可托人向晚晴簃诗社一询。弟如有便，亦当询之。”晚晴簃诗社是由时任民国总统徐世昌发起，宗旨是征集和汇编清诗，故搜集清人诗集最全。出院后蔡先生趁着《石头记索隐》印行第六版，加写了篇自序，再“与胡适之先生商榷”，为自己辩护。

接下来发生的事很有趣。4月19日胡适从大学回家，收到了一部书商送来的《四松堂集》付刻前的写本。“隔了两天，蔡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里借来的。……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我寻此书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我手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这段故事的有趣之处并不仅在于胡适连获两书之巧，更在于蔡先生的热心助人，纯然无私。他完全能够想到，胡适得到资料，就能增添批驳自己的证据。这不是为对手提供弹药，来“向我开炮”吗？但是蔡先生毫无顾虑，怀着平常心帮助下属和对手。与此同时他发表公开答辩，仍然独持己见，铁面无私。而在胡适一边，似乎忽略了蔡先生的建议，三个多月没有去找晚晴簃诗社借书，还是蔡先生言而有信，于出院后亲自去把书借了来，再送书上门。蔡先生的观点容或可议，蔡先生的人品委实无双！

胡适得《四松堂集》之后，写了两篇《跋〈红楼梦考证〉》，一是用书里的材料补充曹雪芹生平事迹，二是回应反驳蔡先生的商榷，并不因得到送书而放他一马。一码是一码，学术见解与人际关系是两码事，胡先生的认真和执着也难得。

胡适要找的另一部书《懋斋诗钞》，当时并无消息。它要等到二十多年后，由周汝昌去发现。

从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到俞平伯《红楼梦辨》专著出版，标志着“新红学派”确立

俞平伯原计划在1922年初赴美游学，却遇上香港海员罢工而受阻。他只好怏怏返回杭州，已经辞了工作，只能设法卖文养活妻小。此时正好见到蔡校长的自序商榷文，他先写了一篇文章声援胡先生，也就是反驳蔡校长。此文3月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不能尽兴，也不够填饱胃口，好在已有去年四个月的信稿在，完全够成为一本书。俞平伯又给顾颉刚写信，提议两人“合做《红楼梦》的辨证”。4月里，他专程前往苏州与顾面商。顾颉刚要忙他自己的史学研究，志不在此，便鼓励俞平伯独力担当此任。俞平伯回到杭州，埋头著书。

5月底，俞平伯带着已经完成了一半的《红楼梦辨》书稿，再次赶到苏州，与顾颉刚谈稿。此时离俞平伯赴美的船期只有一个多月,必须不顾暑热，倒计时赶写完成书稿。7月7日自杭赴沪，8日匆忙为书稿写了一篇《引论》，7月9日下午动身上船。与顾颉刚握别之际，俞平伯将《红楼梦辨》的书稿交付给他，拜托校勘一遍并代觅抄手誊清。

俞平伯这次出国，是浙江省公派的赴美考察教育，但他又因皮肤瘙痒症，仅两个多月就退学回国，加上往返路程约四个月。时间之短，连那本书的校对还没有做完。年底时，顾颉刚交回请人誊抄的书稿，俞平伯自己修改校对，最后请顾颉刚作了一篇序。就这样，《红楼梦辨》于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新红学派”的首部专著。

与胡适前文重在历史材料的考证不同，《红楼梦辨》主要是文学的评价和研究。俞平伯批评了历来红学家中的“猜谜派”和“消闲派”，而认为作者的态度即作品的主题是：《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对钗黛“无褒贬”或“两美合一”。在风格方面，作者是“自发牢骚，自感身世，自忏情孽，于是不能自已的发为文章”，风格就是“怨而不怒”。总体评价，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应列第二等”，“《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

青年俞平伯的眼光很高，或者是还不识货，他这早期的看法与老师胡适大同小异。书中还讨论了《红楼梦》的时间、地点问题，列出了曹雪芹的年表，与小说人物贾宝玉混为一谈，这是过度去坐实胡适的“自传说”。俞平伯还考证了小说人物在八十回后的结局，讨论了高鹗的续书，认为是“狗尾续貂”，凡续书都不可能成功。

在《红楼梦辨》一书杀青前后，郑振铎、王伯祥等人曾与他开玩笑说：“平伯这一下可成了红学家了。”“红学家”一词因此而起，刚刚23岁的俞平伯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终身定位。

《红楼梦辨》是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延续和发挥，“新红学派”因这一文一书而立起了旗杆。而顾颉刚虽然没有著作，但在那两年里他是胡适的助理，俞平伯的陪练。在别人看是甘当人梯了，在他自己，不过是练一练治学方法罢了。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的结尾写道：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这可以看作是“新红学派”的宣言。从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亚东本新式标点《红楼梦》问世，到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新红学派”的确立。“新红学派”以注重科学史料的新方法、作者“自叙传”的新观点和亚东整理的新版本，三柱拱立，一举击溃了穿凿附会的旧红学，从此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算到1954年，是超过30年；实际上至今不绝，已经百年。

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达成胡适在二十六年前未遂的心愿

1923-1924年，鲁迅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中论“清之人情小说”《红楼梦》时，无保留地接受了胡适的“自叙传”说。“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以前的解释是说，鲁迅到1927年以后改变了认识，不再认同“胡说”。实际上《史略》一书在1930年改版，1935年重印，论《红楼梦》一章都没有任何改变，以其“别无新意”也。

而在另一边，俞平伯却改变了。1925年，他在《现代文学》发表文章《〈红楼梦辨〉的修正》：“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

1930年，俞平伯为胡、顾通信的《红楼梦讨论集》作序，再次明确表示：“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梦》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

《红楼梦辨》固然显露出俞平伯的早慧和文学敏感，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固守他23岁的观点便作出定论。俞平伯在25岁和30岁时的自我修正，显然更趋稳妥成熟。到50年代初出版《红楼梦研究》时，年过半百的俞平伯明言改正了旧作的两种错误，“本来的错误”和新材料证明的错误。他不惮于改正故我，弃旧图新。

从1926年7月开始，胡适有一次长达10个月的欧美之旅。1927年5月回到上海，有一部古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主动送上门来，胡适重价买下，命名为甲戌本。六年前，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立志要考察的“本子”，至此才获得了早期抄本的实证。这不仅仅是一个抄本的发现，而被认为是考证派最终取代索隐派成为学术主流的历史转折点。1933年，胡适又在北平看到并考察了庚辰本，“新红学派”因此而确立不移。

1947年秋，29岁的燕京大学学生周汝昌在燕大图书馆发现《懋斋诗钞》，达成了胡适在26年前未遂的心愿。他因发表文章而开始与胡适书信往还，并“平生一面旧城东”，在东厂胡同一号相见。又一位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把珍贵的甲戌本原件借给周汝昌，一借五个月，毫不吝惜，还借给他其他书籍。对周汝昌提议的“集本校勘”，表示“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令我们想起蔡校长的大度无私。周汝昌与四兄一起，用暑假两个月时间，给甲戌本抄了一个副本。从此开始研究，到1953年出版了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

1954年从春到秋，又有两位年轻人，27岁的李希凡和23岁的蓝翎，合作写出两篇文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观点。两篇文章受到高层的重视，《红楼梦》研究的路径从此而改变。

当红学遇上青年，红学便获得了活力，总有进取。如今是百年之后，所有这些人物，包括最年轻的“小人物”均已作古，令人思之怆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百年之后的红学又该如何发展？它还能再遇青年，绝处逢生吗？

2021年2月23日，胡适逝世59周年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