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1947—1948年之际，钱锺书有封致黄裳的书信。信末附题为《秋怀》的一首诗：

鸣声渐紧草根虫，时看停云抹暮空。

寥落感深秋后叶，高寒坐怯晚来风。

身名试与权轻重，文字徒劳较拙工。

容易一年真可叹，犹将有限事无穷。

诗末自注：“后山语。时方订《谈艺录》付印”[1]。《槐聚诗存》将此诗定为1947年作，个别字词有所修改，特别是自注里的“后山语”这三个字删掉了[2]。此前有专家指出，钱锺书诗其实最接近陈师道的风格[3]。但这里的后山语究竟是如何运用的呢？翻遍冒广生补笺本《后山诗注》，也没有合适的解答。陈师道《秋怀》同题的都是五律（古人此题也多五言，如谢惠连、韩愈、孟郊、刘攽，等等），有一首是写给学生的，还有十首“逸诗”，都没有类似的话。

故而或许在这里钱锺书可能记错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槐聚诗存》要删去“后山语”三字。若只讲最后一句，较容易就能想到的是《庄子·养生主》中的“生有涯而学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而更贴切的出处，则在于惠洪《冷斋夜话》里对黄庭坚言语的转述：“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再加推敲，倒是发现钱锺书这诗基本意思用的是江西宗派中的“二陈”之另一陈即陈与义的诗句：简斋集中有一首《对酒》：“官里簿书无日了，楼头风雨见秋来”。在《容安馆札记》第四五六则，读胡稚《笺注简斋诗集》三十卷，于此二句下说：

按《能改斋漫录》：“本罗邺《仆射陂晚望》诗：“身事未知何日了，马蹄唯觉到秋忙。”东坡亦云：“官事无穷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4]

诗人在秋天感到了一种时间逝去的萧瑟之意，生命有限，但是眼前的工作却无休止。类似用意又如韩愈的《秋怀》其八末句，“丈夫属有念，事业无穷年”。陈师道《寒夜有怀晁无斁》一诗，任渊注里即引韩诗此二句，可能钱锺书就是这样记混了的。

不过，后山诗算得上是最初引起钱锺书写《谈艺录》的直接原因。《谈艺录》第二则的“黄山谷诗补注”，开篇就提到了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

冒疚斋先生尝示所为《后山诗注补笺》。余以为《山谷内外集》，虽经天社、青神疏通解释，亦不无瑕隙，留为后人着手馀地。[5]

《后山诗注补笺》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布，钱锺书随即由注后山诗的任渊，而转到了如何评价《山谷内外集》任渊注和史容注的话题。天社（任渊）、青神（史容）当然是发抉诗心的杰出注家，但仍“不无瑕隙，留为后人着手余地”，现在值得进行“补注”。这一则篇幅很大；日后之补订，也以此处篇幅最大。钱锺书补订《谈艺录》，最早可能就是这一篇，1950年，周一良、周珏良等编《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便收入钱锺书所撰《黄山谷诗补注》，其主要内容都吸收到后来的《谈艺录》补订里了。当晚年他再次补订此则，结尾才详述缘由：早年被父亲管教，始读书入门。上大学读外文系，中国古典诗歌方面是“亲炙古人，不由师授”的。读任渊所注山谷、后山两家诗集，于是“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暗契”云云，这番体悟也正是《谈艺录》一书的核心主题[6]。

于是涉及到了冒广生的《后山诗注补笺》，钱锺书问，为什么不做补注，而做补笺呢。从著述文体看，笺和注当然不同：注是实打实的对原文的解释，简单说是典故，但任渊注好，有揭示诗眼文心之处；笺者，表也，重视的是诗之本事，冒广生所补，着眼于陈师道交游和社会时代背景资料的查考说明。补笺是往下说的，补史料的话，肯定是看陈师道身后的文献；而补注是往上追述的，就是要看他诗的出处[7]。《谈艺录》里批评李壁以后人诗注荆公，即认为这有不合体例之处，就是这个缘故[8]。

当钱锺书提出“补注”比“补笺”更有价值时，冒效鲁当面嗤笑“谈何容易”。献疑者少年气盛，不免技痒，遂作山谷诗“补注”，置于《谈艺录》开篇的显赫位置。这难度就比后山诗补注更大了。——而且钱锺书也并非不能做后山诗补注。《容安馆札记》第四七七则就是钱锺书读任渊《后山诗注》的长篇札记，不少是对天社注的补充和质疑，可视作一个“补注”的草稿。在一个不起眼处，钱锺书提到了冒广生的《补笺》：

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钞胥之伎俩，绝无发□。[9]

最后一字阙如，也许是“绝无发明”。钱锺书对冒效鲁父子是有很多保留意见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国难年代里，流寓上海文人学者的操守问题。钱锺书的诗《沉吟》之一：“史笔谁能继谢山，词严义正宅心宽。七贤传倘他年续，个里沉吟位汝难（自注：《七贤传》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10]。学者多认定指冒氏父子。后来范旭仑拈出钱锺书的中文笔记，1942年札录《国朝文录》：“全祖望《七贤传》皆取万历天启时奄党子弟能修身洁己雪父兄之耻而解干其蛊者，如邢恕之有居实、章惇之有援、赵挺之之有明诚。惜乎冒孝鲁未读此。”更可印证这一判断。范文里提醒我们读小说《围城》，满篇的谐智中有隐藏起来的深沉感慨：“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11]。

“事之所贵，必贵其难”[12]。学术天职是要去追求真理、攻克难题的。这其实也是道德问题：习惯了避重就轻，习惯了走捷径，不仅不能解决学术上的问题，而且一旦遇到节操品格的考验，也是不能过关的了。《围城》主人公方鸿渐正也代表了这样一种懦弱、软弱的知识分子性格。他行事欠缺思考，所有事情都漫不经心地处理，积压多了成了问题，无法弥补。换句话说，随波逐流，落入无路可走的结局。当然，钱锺书并非采取敌我对立、嫉恶如仇的批判斗争态度，我们从他的言辞里读得出感慨、鄙夷和讽刺的意思，这合乎一介书生的立场。当时他自己还有一首七古《剥啄行》，说客登门劝附逆，他婉言而断然地拒绝[13]。

而在《谈艺录》在晚年加的引言和初版的序之外，正文开始前还有个开场白，其中说：

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夏，自滇归沪渎小住。友人冒景璠，吾党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技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也可。[14]

“二十八年夏”即1939年夏天，这时钱锺书还在西南联大教书，放暑假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之后没有收到续聘的通知，他10月份动身去了湖南蓝田国师工作，顺便照顾父亲。就在这个夏天，冒效鲁督促他写诗话，“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钱锺书说发表过的许多文章，是要编成一个集子的，大概就是那部未出版的《中国文学小史》。然后另起炉灶，写《谈艺录》这部书，属于“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内外之别，当然是文体的不同。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谈艺录》作为“诗话”来说，也和传统诗话的著述文体大不一样了：“诗话”是冒效鲁督促他写的形式，他自己内心追求的，也许就是与历代注家一较高下的“补注”？

从全书结构看，《谈艺录》初版即分成九十一则，“附说”二十四节，各有标题，但没有序号（后来的中华书局版书中误作“二十六节”）。周振甫所撰标题，1948年版较为冗长，然而分组清楚，比较容易看出来那些是一组。其实前面六则，后面四则，可以视为引论和结论部分。第九零、九一则就是最后的总结，和第一则呼应，构成了一个圆形结构。中间还有八十一则，或许是拟九九之数。全书有一明确的结构：围绕着宋元明清历代对于杜韩以来的诗歌传统的接受与继承这一线索，从多个角度加以深入。从时间顺序上看，其中重点涉及李贺、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万里、元好问等，经由明人而波及清代诗人。钱锺书故意打乱时间顺序，如论“诗界维新”诸家，序列置于引论之前六则中，用意是先设立西方文学与思想的对照视野；后文论诗歌思维之“圆”象以及神秘经验，均兼论中西文学以求会通冥契之处，这又与第六则藉由肯定郑朝宗所谓“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一语而重释“神韵”之本义互相关联。书中又论竟陵派之别于公安派，又论桐城文家中也有宗宋之诗派存在，都与近代以来“朝市显学”所形成的陈腐观念大为不同，显然有矫正俗见的意义。

就诗歌传统的接受与继承而言，阐幽抉微的“补注”最见功效。这个工作在具体论及不同诗家时，钱锺书采用的侧重点不同的方法。我们不妨以《谈艺录》关于李贺、王安石、元好问的三个部分为例进行分析。

例一，李贺诗部分（第七至十五则）。钱锺书主要对修辞手法和风格进行总结，尤其是拈出李贺诗中学习鲍照及杜韩各家的心得。然而，这部分首先论述的重点，却是关于如何解李贺诗。可以看到，钱锺书反对从本事索解上下太多功夫，这和上文对于“补笺”的不以为然是一脉相承的。第七则引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夭寿之兆”，随即探索李贺奇诡风格背后的解释传统，又引姚文燮、朱轼等人之说，认为有社会时代的原因，本着《诗经》“兴观群怨”的传统，托于吟咏，别有深意。随后引出张佩纶在日记里自相矛盾的想法，“尝谓考据家不足与言诗，乃亦欲以本事说长吉诗”。之所以说“自相矛盾”，是因为考据家固然指训诂名物、版本校勘的学者，却实在也包括了对诗背后的本事进行考索的研究者。而考索本事，切中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这样的研究方法，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钱锺书随后一转，说李贺英年早逝，涉世不深又刻意为诗，他能对当时的时代有多深刻的认识呢？非要从杜牧序文里的“稍加以理，奴仆命骚”来下功夫，把李贺演绎为屈原吗？“奴仆命骚”这句话成了著名典故，经常被人采用。大家往往忘记上面还有句话，“稍加以理”，这是一个假设的条件。杜甫诗里说“熟精文选理”，就是文学修养不能少了“理”这部分，李贺文辞上胜过屈原，但理亏一筹，等于说他缺乏足够的思想性。由此钱锺书加了几句议论：

皆由腹笥中有《唐书》两部，已撑肠成痞，探喉欲吐，无处安放。于是并长吉之诗，亦说成史论，云愁海思，化而为冷嘲热讽。学士心目，限于世法常理，初不知韦宗所谓：“《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也。[15]

“撑肠成痞”的“痞”，即所谓胸闷气塞的毛病。此处讽刺有些学者总忍不住要用史书来谈论李贺的诗。“云愁海思”见李白《飞龙引》：“骑龙飞去太清家，云愁海思令人嗟”，诗有仙心，怎么又给拉回到人间了呢。经学家所谓“闻而不审，何以刺为”，微言大义到晦涩难解的地步，和作《春秋》令乱臣贼子惧，这难道不矛盾吗？很多人都看出这段话似有和陈寅恪“以诗证史”较量的意思。恰好《谈艺录》随即也提到了元白，说此二家毕竟是有讽喻之作的，且没有惹祸上身；那么李贺的诗需要那么曲曲折折影射时事吗？钱锺书晚年补订处用古代笑话，说富人家有个败家儿子，富人让他朋友规劝他，结果还是千金散尽，朋友说，我们劝讽过，奈何令郎不听，怎么劝的呢，他说上次看见公子乱花钱，就这么讲：君此等豪举，信今世所罕有。然后富人叹气说：“恨君进言时不自加脚注耳。”[16]但我们其实还要继续追问的是，这诗和史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如果不管那些史料、人物、事件，具体到李贺的诗作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理解深度。为何李贺诗往往置身“理外”呢，是因为他人格心理上就是超脱凡俗、“尟人间事”的。所以可与李白并举。但偶尔关怀现实世界，所作讽喻诗却是可以和杜甫的传统接上的。但真正优长就在于想象力，这就不能拿写实感、亲历其境来加以框范，因此读诗也不能全靠考据或本事索解。

例二，王安石诗部分（十六至二十三则）。这部分最前两则主要评述韩愈而引出王安石做对照。在第十八、十九两则才正式开始谈王安石的诗。钱锺书使用了一个注本，就是与时代相隔不远的南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李雁湖这个注本历来评价很高，被拿来与施元之父子的苏轼诗注并称权威。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因此后来有人加以修订补正，比如姚范在《援鹑堂笔记》做过的事情，再就是沈钦韩的《补注》。再往后就是钱锺书《谈艺录》这里了，给李壁注纠错补正了四十多处，王水照先生说，“精当尤超迈前人”[17]，这是说钱锺书并非寻找空隙来添补些意义不大的东西，而是攻坚战。就是真解决难题。

第十八则开篇引《邵氏闻见後录》，认为王安石既然总是批韩愈，却又在自己的一首诗《雪诗》里“全袭退之语”。《雪诗》的原题是《次韵酬府推仲通学士雪中见寄》。

王荆公以“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薄韩退之矣。然“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气严当酒暖，洒急听窗知”，皆退之雪诗也。荆公《咏雪》则云：“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全用退之句也。（《邵氏闻见後录》卷十七）

这种现象很常见，《谈艺录》中不少发现，检索全书使用“全袭”的情况得数处，都是比较严重的批评，指责作者未经化用地照搬原句了。随后又言“可怜无补费精神”也是退之成句，改一字而已。其实这种工作，必然是诗集注家的本色当行。钱锺书就以小字自注说李壁只注“可怜无补费精神”的出处，没指出上句“力去陈言”四字也是韩愈文章里有的，而且前人已经发现过了。因此他评论说邵博不用眼前的例子直接以矛攻盾，还要另外费功夫找到一首雪诗，舍近求远了。但袭用前人成句，忌讳的是不明说；点名则不算抄袭，如樊增祥的《彩云曲》结尾“彩云易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诗”即是。但王安石此诗分明标题即《韩子》，也是指名道姓的，用韩愈之矛反攻其盾，和钱锺书这里讨论的问题并不一样。

重点在于随后提出的一个论调：“荆公诗语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几，岂特《雪诗》而已”。“沾丐”也是《谈艺录》谈到摹仿因袭时常用的术语，主要意思就是沾染恩惠，丐这个字本意就是施舍。所以说“全袭”是说某处照搬人家原文，而受人沾丐，那就不是一句两句诗的问题了。下面一口气举出九个例子，加上刚才说的俩，总共是十一处。其中包括五十卷诗集里第一首头两句，所谓“荆公得意语”，居然就是韩愈先发明的设喻。其中几次钱锺书说李壁注里没有标出他发现的出处，包括上面说的“力去陈言”四个字也不见于李注。在最后三个例子之前，钱锺书说：

然此皆不过偷语偷意，更有若皎然《诗式》所谓“偷势”者。

“偷势”，就是不用原词句，不用原“用意”（周振甫说法），也不用原来的事件，但是在语势上进行承袭，有点相当于一种诗意布局结构走向的获取。释皎然说诗有三贼，即偷语、偷意、偷势[18]。偷势是比较隐藏的，其实也很难察觉，但是往往不可避免，肯定是读其书深受影响才会这么承袭的。如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王昌龄“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皆是。钱锺书指出王安石从韩愈诗那里偷势的例子，其中第二个例子尤其是兼偷势及偷语。第三个例子居然是王安石的“绝句机轴”，却也是如此。

钱锺书对李壁注的批评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因为他所读到的注本，其实是南宋刘辰翁评点本，大半李壁注文被刘辰翁删掉了。1984年，王水照在日本看到了一种朝鲜活字本，是有李壁注全文的，至1994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王水照早就写信告知了钱锺书此事，钱锺书回信说：“学问有非资料详备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资料详备而已可立说悟理，以后资料加添不过弟所谓‘有如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者”[19]。我们对照这个朝鲜活字本和《谈艺录》里所补的几十处诗注，有很多是高度重合的，表明钱锺书认为李壁当注而全本也确实有的，这当然显示出自信的资本。而有几处，则确实是李壁笺注全本也没有的独到发现。

第十九则继续进一步批评李壁《笺注》，由方回说起。先指出诗注体例问题，晚年钱锺书认识有发展，补订说不能一概而论。参考后人语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可以的。然后提出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用典出处，笺注有疏漏。钱锺书摆出自己补注的十多条，晚年又补订加了二十五条，很多和李壁《笺注》全本高度一致。但也有胜出之处，比如《重登宝公塔》“应身东返知何国”这一句，钱锺书用了多种资料，证明王安石这里用何国是把它当作专有名词，是西域的国名。用多种材料，是为了确保语境上的关联紧密，并揭示这个用语的意思[20]。

例三，元好问部分（第四十三至四十八则）。这部分以第四十三、四则为主。先讨论施国祁的《元遗山诗笺注》。施国祁是清代嘉庆年间的学者，尤其对于金元时代的历史感兴趣。所以钱锺书提到他在例言自称初意在笺证本事，而不是注释故实，因为朋友怂恿才“匆匆注解”，七个月就完成了。其实，施国祁之所以后来仓促成稿，自称是因为大量资料毁于火灾，因此方以七月时间重新写成。钱锺书说，笺证本事还是做得很好，但是注解诗学渊源的部分很糟糕。问题当然是施国祁本意旨在笺证本事，注解则多征引类书，没有追究其初始。钱锺书这里说了一个注诗的大忌，就是“注诗而无诗学”：

其注则阙略疏漏，不一而足。……窃谓施氏数典之误，多由于征引类书，未究其朔。大病尤在乎注诗而无诗学，遗山运用古人处，往往当面错过。甚至卷一“相士如相马”《杂诗》四首乃宋人汪彦章作，见《浮溪集》卷二十九，题作《怀古》，施氏亦不知拈出。[21]

后面又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元好问诗有“浇愁欲问东家酒，恨杀寒鸡不肯鸣”句，后半句出自陶诗“晨鸡不肯鸣”。此后有个补订，引出后世章回小说人物对话的借用，还有杨慎诗里的袭用此句，把寒字糟糕地改成荒字。往往因袭前人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传播影响得有时比原来摹仿的那句还受欢迎。然后钱锺书开始举例说明，中间插入一句议论，认为诗歌词章的因袭，如果进行考订，必须是会作诗而且深谙其三昧的人才做得来。这一则看起来篇幅不长，但补订的内容特别多，举出元好问诗因袭他人之处大概有近百条。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元遗山诗补注了，而且后来钱锺书见解更通达了，认识到“注诗”的工作是可以“参考后人语”的。

由以上三例，可以说都是对历来最被人们称赞的著名诗注家的权威说法进行挑战。但更重要的在于，学术绝对是要追求进步的，而真正学术的进步在于解决问题。前文曾言《容安馆札记》还有一篇很长的后山诗补注，这是暗自和冒广生的《补笺》较劲的，生前不予发表，终究在于自己追求真理，而非为争意气。另外，钱锺书给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集释》也挑了很多问题，《札记》里说得更不客气。根据郑朝宗透露的钱锺书书信，他在《管锥编》之后计划写一个续编，还要再涉及十种书，其中有四种诗集，分别是少陵、玉溪、昌黎、简斋。钱锺书给陈与义的诗集也有做补注的责任感，《宋诗选注》里评价胡稚的《笺注简斋诗集》，即认为是宋人注宋诗里最为简陋的一部，这背后就有他自己做过的补注，《容安馆札记》第四五六则就是对陈与义诗集的“补注”，开篇也是对于胡稚（号竹坡）的诗注表达了不满之意：

竹坡注全不及本事，于事料亦欠精详，远在天社注黄、陈之下，惟引书多详篇名题目，注诗所罕也。[22]

即言其所“笺”本事、所“注”事料都不够出色，于是下文多有针对原注所作的阐发。此外，《宋诗选注》里也说陆游的诗集历来无注本传世[23]，因此他对陆游诗的注也是很下功夫的。《中文笔记》里札读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一书的篇幅很大[24]，卷首书题上就先标满了记录，细数此书征引了《谈艺录》多少次。里面的批注更几乎全是批评，指摘所注的缺失讹误，还有大量补注，有些就只写“当注”二字，看来似乎都是毋庸多言的。他还指出钱仲联这个校注本，有时还窃取《宋诗选注》，有时又不敢或不肯窃取。

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在1930年出版的著作《古籍举要》序言里说，这年夏天在家对子侄辈进行庭训。他说，清儒治学，之前的最高标准是乾嘉朴学，“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但不能片面求博览，要知道重点难点问题去下功夫。可“窥隙攻难”到底还是要解决那些“谈何容易”的问题。钱锺书心目中的补注体著作，不妨也可说是窥隙攻难，针对个别问题知难而上，克服前人未竟的事业。虽然这个事业是如此“以有限事无穷”，但这才是“钱学”的真精神。

注释：

[1]黄裳. 故人书简[M]. 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3:181.

[2]钱锺书. 槐聚诗存[M]. 北京：三联书店, 2002:102.

[3]钱志熙. 论钱锺书的旧体诗创作及相关理论——以《槐聚诗存》《谈艺录》为主要考察对象[J].文艺理论研究, 2020(1):48.

[4]钱锺书.容安馆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718.

[5]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5.

[6]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346.

[7]张文江. 钱锺书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54.

[8]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79.

[9]钱锺书. 容安馆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742.

[10]钱锺书. 槐聚诗存[M]. 北京：三联书店, 2002:78.

[11]范旭仑. 篇什周旋角两雄[N].上海书评, 2016-03-27.

[12]钱锺书. 中文笔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1):276.

[13]解志熙.“默存”仍自有风骨：钱钟书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旧体诗考释[J].文学评论, 2014(4):92-102.

[14]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1.

[15]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45.

[16]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366.

[17]王水照. 记日本蓬左文库所藏《王荆文公诗李壁注》[J].文献,1992,(1):5.

[18]皎然. 诗式//何文焕. 历代诗话[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34.

[19]王水照.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M]. 北京：中华书局, 2020:15.

[20]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81.

[21]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148.

[22]钱锺书. 容安馆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715.

[23]钱锺书. 宋诗选注[M]. 北京：三联书店, 2002:273-274.

[24]钱锺书. 中文笔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11):174-198, 218-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