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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与复旦大学有过多次交集：他的代表作《雷雨》的上海首演，是由复旦剧社担纲的；另一部剧作《日出》的全国首演，其演职人员主要是复旦人；抗战期间，他还到过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任教……

然而，关于曹禺与复旦交集的史料却比较零散甚或稀缺，在一些权威的传记和年谱中记载也不完整。因此，在汗牛充栋的曹禺研究资料中，去发现“曹禺与复旦”的历史细节，是一件令人兴奋而有意思的事情。

《雷雨》排演：请靳以顶替题字

1934年7月，曹禺的剧本《雷雨》在《文学季刊》上全文发表，引起热烈反响。11月起，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学生会、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六一剧社等学校剧团，纷纷排演《雷雨》。1935年4月，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雷雨》，立刻轰动日本。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排练并公演了《雷雨》。10月，由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天津新新戏院演出《雷雨》，曹禺亲临现场，并在后台“亲自为演员提词”，演出圆满成功……戏剧舞台上“《雷雨》热”持久不散，被茅盾先生誉为“海上惊雷雨”。

恰在此时（1935年9月），复旦剧社创办人、正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洪深先生从青岛返沪。复旦剧社的同学去看望他，称剧社想排演俄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洪深推荐说：“有一个中国的《雷雨》很好，你们可以演。”于是，复旦剧社决定排演《雷雨》。

自当年10月起，《复旦大学校刊》在一个月内先后刊登了《〈雷雨〉的检视》《戏剧与社会现实》《浪费的争论》《并非〈浪费的争论〉》等文章，对《雷雨》展开热议。议论的过程，实际上也为复旦剧社公演《雷雨》做了预热。其时，《校刊》还常在文末刊登《雷雨》演出预告：“请注意：公演日期及地点。”

12月12日，复旦剧社在《申报》上刊登启事：“敬启者：敝社第十九次公演早经选定曹禺先生之《雷雨》，特请欧阳予倩先生导演排练，历四月，兹定于本月十三、十四、十五日假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公演。特此奉闻。敬希光临指导。”其时，复旦已拥有可供戏剧演出的复旦体育馆，为什么还要选在西藏路演出《雷雨》呢？我估计，复旦体育馆虽好，但在当年尚属偏僻。西藏路位于市中心，选址这里，便于一炮打响。13日至15日，《雷雨》在宁波同乡会正式公演，欧阳予倩导演，顾仲彝统筹，胡会忠饰周朴园、凤子饰四凤、程传洁（后为黄蒂）饰鲁侍萍、李丽莲饰繁漪、顾得刚饰周萍、丁伯骝饰周冲……所有演员中，除李丽莲为影剧明星外，绝大部分为复旦剧社学生，这是《雷雨》在上海的首演。

对于这次演出，扮演四凤的凤子体会很深：“谁也知道非职业剧团的难于导演，不过，欧阳先生是认真的，在排练的时候从来不给我们有一点疏忽，如果某一个演员在排练之时懈怠了他自己以致影响到整个空气的话，他会正色地说：‘我不排了！’因此没有一个演员敢于玩忽了他本分内的工作……”（封禾子《〈雷雨〉演出赘语》）正因如此，凤子在演出中非常投入，几次泣不成声。凤子的老师、中文系教授赵景深先生观剧后给她写信称：“馥泉（指复旦教授汪馥泉——引者注）对我说，仲彝告诉他，后台有演员真的哭了一点多钟，大约就是说的你了。”（赵景深《〈雷雨〉的尾声》）

这次上海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演出结束后，有记者采访欧阳予倩，请他谈谈对复旦剧社的印象。他说：“复旦剧社是个纯学生的组合，非职业剧团可比，因此我说这次上演《雷雨》的成绩是不能算十分坏的。他们都很年青（轻），肯学习，肯虚心接受批评，他们的前途，是都很有希望的。”（一芹《〈雷雨〉在上海》，《益世报》1935年12月16日）欧阳予倩的这个说法，很快就成了现实：复旦剧社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专业演员和导演。

不过，这次演出也有瑕疵，有人就对宁波同乡会的场地不满意：“最引为憾事的，就是剧场太不适宜，否则《雷雨》的演出上一定更有很好的效果。”（张严《观〈雷雨〉后》，《复旦大学校刊》1935年12月16日）这大概就是后来《雷雨》改在新光大戏院演出的原因。1936年1月10日至12日，复旦剧社在新光献演《雷雨》。《申报》刊登海报称：“剧本是曾获得一九三五年至高的评价，导演是中国舞台技巧最精细的专家，演员是久经锻炼的学校剧人，集成功的著作、成功的导演、成功的演员，完成这一时无两的演出。”

应该说，《雷雨》在上海首演，是曹禺与复旦的第一次交集。据凤子回忆，曹禺曾为此次演出题了字。但赵景深的记述略有不同，他说：“曹禺因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便请复旦的老同学靳以（章方叙）来冒名顶替，我被曹禺瞒过，回信给他说：‘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连字也像他。’”（赵景深《记曹禺》）

《日出》首演：不满删除第三幕

曹禺与复旦的再次交集，是《日出》的创作与首演。

《雷雨》大获成功后，曹禺于1936年5月起开始创作《日出》。有人说，《日出》中的方达生，是以靳以先生为模特的。靳以是曹禺南开中学的好友，也是复旦商科毕业生。他在复旦读书时，曾与“复旦皇后”陈鼎如恋爱。1932年毕业后，两人分手（陈后来嫁给了一位银行家）。为此，靳以一度痛不欲生。曹禺知道后，特地从天津赶到上海，安慰靳以。“我去找那个女的谈，这个女的不愿意见我，把我拒之门外，对靳以也没有任何表示，真是毫无办法。我只好看着他痛苦，我也跟着痛苦。”（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第132页）因此，曹禺在写作《日出》时，自然很有可能将靳以的形象融入他笔下的角色中。

1936年冬，复旦剧社的凤子、吴铁翼等已经毕业，因为原来演出《雷雨》的热情未减，他们自行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上海戏剧工作社”，作为复旦剧社的校友剧社。戏剧工作社首次排演的作品，就是曹禺的新作《日出》。1937年2月2日至5日，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正式首演《日出》——这也是《日出》的全国首演。导演欧阳予倩，凤子饰陈白露、丁伯骝饰方达生、吴铁翼饰张乔治、高步霄饰福升、苏菱饰小东西。

这次《日出》首演实际上是删节版，欧阳予倩导演特地删除了第三幕“妓院”。为什么要删除第三幕呢？欧阳予倩认为全剧太长，而“这幕戏奇峰突起，演起来却不容易与其他的三幕相调和……还有一层，南边人装北边窑子不容易像”（欧阳予倩《〈日出〉的演出》）。而凤子则解释称，“因为女演员本来不多，要排第三幕妓院一场有困难……导演欧阳予倩先生叹说：‘我欣赏第三幕，剧社没有女演员，导演怎么办？’”（凤子《重访“一桥讲堂”》）

然而，删除第三幕，却让曹禺颇为不满。曹禺曾由靳以陪同，特地到上海卡尔登大戏院观看了《日出》首演，他晚年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那时，我年轻气盛，是不满意欧阳予倩导演的《日出》……他们的《日出》，我看了，凤子的演出是很好的，但是对于没有第三幕，我是不满意的。我说，这是把这部戏的心脏挖去了。老先生（指欧阳予倩——引者注）一定不满意我，我是当面说了这句话。”（《曹禺访谈录》第158、159页）据说，欧阳予倩知道曹禺的不满后，叹道：“虽然不能承受这罪名，但是对作者真是有说不出的歉意，怎样让作者明白我的用心呢？”（凤子《台上·台下》）

不过，到了晚年，曹禺还是坦言，虽然对拿掉第三幕有意见，“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对这次演出全盘否定。相反，我对他们的勇气，对他们的演出是充满感谢之情的……意见归意见，感激归感激。我不会忘记这些戏剧界的朋友们”。（《曹禺访谈录》）

到复旦任教：叫座又叫好

1942年夏，正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任教的曹禺，忽然辞去教职，到了重庆。据田本相、阿鹰编著的《曹禺年谱长编》记载：是年10月，曹禺“受聘复旦大学外文系”。不过，查阅复旦大学档案馆的聘书存根，我却发现，曹禺（聘书上写的是曹禺原名万家宝）受聘于复旦，要早于1942年。

早在1938年3月，曹禺就已被复旦中文系聘为“兼任教授”，“每周授课叁小时，每小时薪金肆元”，聘书签发者为代理校长钱永铭（钱新之）、副校长吴南轩。上述聘书存根，就可以解释叶圣陶在当年3月27日写信中提到的曹禺：“此君能干，诚恳，是一位好青年”“这个星期四，将往北碚复旦上课，曹禺也有课，约定同去……预定在那里上课之后，玩各处风景，在温泉洗浴，松散一天，到星期六回来”。（叶圣陶《渝沪通信》）曹禺则记得：“1940年，我和叶老都在复旦大学教书。学校在北碚，我们住在外边，经常两个人碰到一起，在码头上等船，坐船去学校，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在一起闲谈。他确实有一种宽厚长者的风度，是非常容易接近的。”（《曹禺访谈录》）

到了1942年8月，吴南轩校长又向曹禺签发了新聘书：这一次，曹禺由“中文系兼任教授”转为“外文系专任教授”，聘期一年（1942年8月至1943年7月），“每周授课九小时，每月薪金国币四百元”。一年以后（1943年8月），章益校长也续签了聘曹禺为“外文系专任教授”的聘书。因此，自1942年8月起，曹禺正式成为复旦“专任教授”。但我以为，曹禺在复旦的任教日期，应该从1938年3月算起。

曹禺到复旦任专任教授，令其他学校学生羡慕不已。据说在几年前，就传出曹禺有意在上海暨南大学任课的消息，暨大甚至已排出了他授课的课程表，学生们为此奔走相告，“以为可以一瞻这位名震遐迩的戏剧家的丰采，可以亲近地听到他滔滔的宏论，有些学生是着了《雷雨》《日出》的迷，还声言着，要曹先生详细述说他的创作经过，或是‘表演’一番呢”。结果，曹禺并未成行，暨大学生深感失望，“而，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学生，却幸运地得到了他……学生们都兴奋百倍”。（《曹禺执教复旦》，1943年4月4日《东方日报》）

在复旦，曹禺主要教授“戏剧选读”“英国文学史”“英文”三门课程，他的课深受欢迎。每次上课，教室内外挤满了人，“听的人多，要早占座位，去晚了要坐在地上，曹禺来时，要高抬脚，跨过一个又一个席地而坐的听课学生，才能登上讲台”。（邵嘉陵《夏坝学人芬芳圃》）据1943年10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所刊的“复旦琐记”称：“本期叫座最多的教授，计有方令孺先生的国文，万家宝先生的英文……以及洪深先生的文学批评等课。”

关于曹禺的上课细节，当年的新闻系学生邵嘉陵先生在《夏坝学人芬芳圃》中有过一段精彩叙述：

如果说，洪深上课是黄钟大吕，曹禺的课却是玲珑剔透了，他不像一般的老教师那样：上了讲台，摆好课本，摊开资料，拿起粉笔，然后滔滔不绝地讲开。曹禺却是慢条斯理地，拿起讲义独白：“走向地狱的道路要早点铺成”，说戏剧的序幕要铺排得快。这是独白，因为他边讲边思忖，边进入角色。这是说，他“目中无人”。他看见了地狱，并且痛苦地向前走，还要快走。他的演出开始了！

……

曹禺讲课是标准的普通话，口齿清楚，娓娓动听，就好像是看演出一样，讲什么人物，他就是什么人物。有时，他把对方提出的问题，说：“一个浪冲来”，极有诗意。

上曹禺老师的课，有轻松、细腻、透彻、愉快感，非常温暖，不觉得吃力，只觉得时间过得快，不想下课，也不觉得人多。一旦下了课，却真有些累了。

曹禺是何时离任复旦的呢？有关传记和年谱均未有答案。复旦档案馆收藏的一则“校长室致总务处、会计室、出纳组的通知”称：“文学院外国语文系专任教授万家宝薪津、食米停发等因相应通知，即希查照。”落款为“卅三、四、八”，也就是说，1944年4月，复旦停发了曹禺薪资，可见其时他已不在复旦任教了。

曹禺先生晚年，与复旦仍有交集。1984年5月，原复旦话剧团演员、复旦中文系教师廖光霞访问日本，在关西大学观看了日本学生演出的《雷雨》。回沪后，她就将此次演出说明书寄给了曹禺，曹禺回函表示感谢；1986年4月22日下午，复旦外文系师生用英语演出《无事生非》，正在上海参加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曹禺，兴致勃勃地前往观看。当他在谢希德校长陪同下步入相辉堂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谁也不清楚，此情此景，是否勾起了曹禺对复旦往昔的温情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