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暑气逼人，炎蒸难耐；困居斋中，以闲翻故纸为乐。忽有友人见示一册新获旧书，乃是近百年前印成的一部诗集，名曰《比翼集》。

书前印有一帧男女合影，右题名曰“比翼集著者：张铭慈先生游绍斌女士合影”，左落款曰“一九二四年雪冬后摄于北京中央公园”。一目了然，既曰“比翼”，即此二人（或夫妇或情侣）之诗作合集；卷上所辑为游绍斌女士诗作；卷下所辑为张铭慈先生诗作。毋庸多言，此乃一册不多见的“情侣诗集”。

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这帧合影背面，竟然还印着一首胡适题诗，且此诗应当就录自这一部诗集。

《比翼集》中所印张铭慈与游绍斌合影

胡适选录《比翼集》题诗手迹

胡适题诗与佚信

胡适题诗原文如下：

生本赤裸来，

亦向赤裸去，

如何宇宙间，

偏少赤裸语？

写张明池君的绝句一首

胡适

仅凭一己一时之记忆，感觉胡适与这位“张明池”（即合影中的张铭慈）并无交往，为何会选录其诗作，并手书题赠呢？为此，必得多多翻检诗集内容，方可得见真相吧。

接下来，展卷一阅，诗文琳琅满目，颇可品鉴玩味。且所有诗文皆以手写体上版，以石印法印成，别是一番生动观感。是集分上下卷，上卷正文之前，多有友人题词，略微翻阅，诸人名姓都很陌生，不是特别熟悉的旧时人物，也再无胡适本人及其关涉人物的题词。可奇特的是，翻检至下卷时，竟在诗文页面中间，插入了一通胡适致张明池的信札之影印件，这封佚信在所有胡适书信集中均未收录，是宝贵的史料，须细致考察一番。原文如下：

明池先生：

谢谢你的长函，我读了此函，心里很感动；我可以说这封信给了我不少的愉快与安乐。

这封信我很想留着做一种纪念，只因你要我把原稿还你，所以先寄还你，希望你抄了一份之后，仍把原稿寄给我。你们的诗稿，我略略看了，其中有些很可诵；如“小窗双影话心肝”便是好句。但作旧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不劝少年人向这路上走。

绍斌女士也有好句子，如在“贝满病中寄诗”中两联皆可诵。匆匆先草此短书，稍答厚意并祝绍斌女士好。

十五，七，一。胡适。

张铭慈与胡适的“文字交”

《比翼集》著者张铭慈及其爱侣游绍斌，究竟何许人也，与胡适又有何交谊呢？在诗集的最后一页，乃著者张铭慈所撰跋文中，就有张、胡二人交往点滴之记述。300余字的跋文，道出了张、胡二人因《比翼集》结缘的一桩文坛佳话来。

原来，《比翼集》最初曾以油印的方式印成，著者张铭慈曾将此书赠予胡适。胡适得书后，非常欣赏书中的诗作，除了致信表彰之外，还曾在与友人聚会时，当众念诵书中诗作，以表赞赏之意。1926年秋，胡适将赴英国公干之际，又“特选余集中一绝句亲为书写之，以作临别纪念云”。

因为得到友人刘灵华的赞助，《比翼集》第二次印制改用石印。付印之际，张铭慈认为胡适的“书法雄健娟逸，则少为人知，兹特由石印印出，以供好读本集又酷嗜艺术者之鉴赏焉”。于是，就有了这著者合影背面的胡适题诗，以及分插于诗集下卷正文之中的胡适信札之影印件。可以想见，第二次印制诗集之时，著者或临时起意，或事出匆促，才出现了影印胡适手迹分插两处的情形吧。

张跋的落款时间为“丙寅仲秋”，即1926年9月21日，这一天恰为当年的中秋节。而第二次以石印方式印制的《比翼集》，乃是正式出版物，与第一次油印本即写即刻、即印即发的形式略有不同；其正式出版的时间比之张跋写毕的时间又稍晚了20天，版权页上明确印有“民国十五年双十节出版”字样。

当然，无论是张跋写毕之时，还是《比翼集》正式出版之时，只看到过第一次印制的油印本的胡适都已身在英国伦敦，并不知晓其题诗与信札，均被张氏付诸影印，纳入《比翼集》第二次印制的石印本中了。至于胡适特别想收藏的张氏赠送油印本之际附寄的那一通“长函”，后来究竟有没有终于在张氏录副之后再次收到，因无后续文献可供考析，也无从确知了。

值得注意的是，张跋背面，印有一页“附明池编译书籍目录”，其中还有张、胡交往的线索可循。目录中有《国学大纲》一书，介绍称“此书为明池历年研究国学之结晶，曾送请胡适之教授评阅，往岁任北高工国文讲师时，曾油印为讲义，现存于北大研究所”。可惜的是，此《国学大纲》实乃内部讲义，并非正式出版物，搜寻不易，无法从中管窥胡适对张氏国学修养的评价了。

《比翼集》作者曾是“佛系青年”

除了与胡适的交谊这个层面，张铭慈其人其事迹，也颇值得进一步研究。《比翼集》末页所印“附明池编译书籍目录”，就是张铭慈早期学术活动及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譬如，曾于1924年7月创办《少年日报》；曾著交由胡适评阅的《国学大纲》讲义；曾主编《四民自治报》；曾力图破除迷信、革新宗教，以“中英文合璧”方式参与创办《佛化新青年》杂志等。

《比翼集》印行之后，张铭慈的学术活动仍很频繁，编译书籍也不少，有翻译日本学者森泰次郎原著《作诗法讲话》、儿岛献吉郎原著《中国文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与刘仁航合译冈村司原著《民法与社会主义》（商务印书馆，1931）；翻译藤山雷太原著《南洋丛谈》（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31）等等。

赞助出版石印本《比翼集》的刘灵华，也极可重视。刘灵华是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家、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他早年曾留学日本，悉心研究日本文化与历史，译述过不少日本学者著述。或正是受其影响，张铭慈后来才编译了大量日本学者著述。翻译藤山雷太原著《南洋丛谈》出版之际，张氏在此书自序中提到了与刘灵华的相识经过，从中亦可管窥张氏早年生平。文曰：

吾昔主办《少年日报》于北平，与友人张宗载、宁达蕴诸兄共倡“佛化革新运动”，因识刘灵华先生，后与灵华先生创办《四民自治报》，并组织“全国村市建设协会”，甚相得也。未几，灵华先生离北南下……前年夏，吾因灵华先生之约，特南来参加国民革命……吾旋戎装赴前敌，及过金陵，抵徐州，同思往日事，未尝不感慨系之。今年夏，予乃摆脱各处琐务，移家真茹……

张序写于“十八年岁暮”，即1929年末。据其记述可知，1924年，张氏在北平办报，即结识刘灵华。1927年夏，又应刘氏之约，南下参加了国民革命运动，曾至上海、南京、徐州等地。1929年夏，“移家真茹”，即南下移家至上海西郊的真茹镇，此处乃华侨最高学府——国立暨南大学所在地。据此可知，此时张氏可能就在暨南大学任教或讲学。

由于张氏早期有一段笃信佛教的经历，在这一时期的佛教刊物中，屡屡有其事迹之点滴记载。譬如，1926年9月，上海佛化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心灯》月刊第12期，曾刊发《张明池君上本社副社长胡笏老书》，对张氏早年笃信佛教并倾力从事“佛化”工作的事迹，也有所披露。

在这一公开发表的长篇通信中，张氏表达了期望开创“佛化青年”乃至“佛化世界”的宏大事业，提出了“应用世界佛教联合名义办一大规模之中英文之日报或杂志，发行全世界，使世界民众皆有读此报之机会，而受佛化之感化，是诚一绝大之宣传也”，“复次应设一翻译馆，将大乘经典之重要者译为各种外国文（或先用英文），译印后发行各国大书店代售”等诸多建议，可谓信心满满，雄心勃勃。应当说，这一“佛教全球化”的理想版图，透射着新文化运动洗礼之下，即便“佛系青年”也曾拥有过的时代激情。

这些建议，实际上也是源自张氏于1923年至1924年间，在北京参与创办《佛化新青年》杂志时已曾有过的工作经验。事实上，早在1923年9月前后，张氏即已偕其夫人游绍斌双双加入“佛化新青年会”，《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6期之上，还刊发有其友人张宗载所作《张明池君偕其夫人游女士同具愿书入会作此以赠》诗一首，以纪其事。“佛化新青年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产物，旨在推动佛教现代化。在当时此会的三千会员中，张氏夫妇二人应当是骨干与精英。

于此，也就不难理解，《比翼集》所录张氏诗作中为何常见佛教语词与佛家意境——这正是其这一段特殊人生经历之间接写照。

动荡时局下的比翼连理

据查，张氏爱侣游绍斌，字学溥，与张铭慈同为云南大关县人，毕业于北京美术专科学校。1919 年，张、游二人结婚。1921年前后，张铭慈考入北京大学；因经济困窘，游绍斌一人留在昆明任青年会国史教员，不久因得亲友资助，赴北京贝满学校读书，后考入美术专科学校。二人求学讲学，一路相随；虽时局动荡，生活艰难，却至为恩爱，不离不弃。诚如张氏在《比翼集》中另一篇跋文（写于“丙寅花朝”，即1926年3月间）中所言：

今年花朝，偶作八达岭之游，归来适值“国军之战”剧烈，以致京畿为之不宁，天上飞机云集，城中炸弹时投，人人自危，生命堪虞。窃思人生在世，不过如梦幻泡影而已。而一卷诗稿，乃数年心血，恐有遗失，故特付之油印，又益以学溥诗若干首，最后定名曰《比翼集》。盖学溥痴情，而处此离乱之世，颇有与余共生死意，故取香山“比翼连理”之意而名集，书既印成，遂赠诸同好，以作纪念云尔。

《比翼集》印行之后不久，张铭慈毅然南下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929年夏，夫妇二人应当“移家真茹”，同赴暨南大学任教或讲学了。据1929年上海《图画时报》第563期，所刊发的一张题为“云南女画家游绍斌及其爱子美儿”的照片，可知张、游二人当时确实已“移家真茹”，且已育有“爱子美儿”。

据传后来二人又移家新加坡办学，因未见确切史料证实，只能存而待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