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陈独秀的坎坷一生中，有一位叫汪孟邹的至交好友。两人从1903年相识到1942年陈独秀黯然谢世，汪孟邹都是他的有力支持者和无私援助者。陈独秀曾经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

志趣相投，共创出版大业

陈独秀和汪孟邹是通过汪孟邹的大哥汪希颜认识的。汪希颜1900年考入位于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曾和章士钊、赵声等人是同学，期间结识了陈独秀并成为好朋友。汪希颜在给汪孟邹的信中多次说到两人的交往，称赞陈独秀“善乎皖城志士”。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汪氏兄弟由倾向“维新”进一步发展为支持革命。

汪希颜曾把汪孟邹带入该校学习，后由于家庭发生变故，汪孟邹为了支持大哥学习，只好退学回家维持生活。没想到大哥于1902年夏天染病去世，汪孟邹又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早已经受新思潮浸染的他选择了一条同传统徽商迥然不同的道路—到芜湖去开书店，用新思想启蒙中国人。

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于1903年开张时，陈独秀送上对联加以激励：“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这副对联不啻为给科学图书社和后来的亚东图书馆走的经营之路确立了方向。科学图书社开办后，很快就成为革命者从事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活动的一个据点。柏文蔚、陈独秀、赵声、吴樾等革命党人都曾在此秘密组织过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后，柏文蔚做了安徽都督、陈独秀做了秘书长，汪孟邹因此也前往当时的安徽省府安庆试图谋个职位。陈独秀根本不赞同汪孟邹从政。一次，陈独秀瞪圆双眼对着汪孟邹说：“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笔者注：指柏文蔚）说，要他帮一点忙，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汪孟邹听从了陈独秀的建议。随后，陈独秀果然找柏文蔚凑了点“股子”，汪孟邹又向朋友集了两千元“股子”，于1913年春，在上海当时的四马路惠福里，将“亚东图书馆”（以下简称“亚东”）铁皮招牌挂了出来。

此时亚东主要出版发行章士钊的《甲寅杂志》，以致当陈独秀准备出版《青年杂志》时，汪孟邹竟无力去做，只好让给老朋友群益书店的陈子佩、陈子寿出版。陈独秀很生气，表示要与汪孟邹绝交，但知道实情后，不仅不再怪罪老朋友，更加一心牵挂亚东的发展壮大。他策划让亚东和群益联合组建出版公司，并亲自带着汪孟邹北上北京招募资金。结果被蔡元培先生“三顾茅庐”盛情打动，就此出任了新北大的文科学长，并将改名后的《新青年》迁往北京编辑出版。筹组联合出版公司的事自然歇下。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新兴报刊的纷纷出现，陈独秀开始将北大出版部的书籍和《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每周评论》等刊物推介给亚东出版发行。汪孟邹后来说，印行《甲寅杂志》在上海“叫人认识了”亚东图书馆，到了“五四”，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帮助支持下，“出版才上了路”。随后，陈独秀和胡适积极鼓励并支持汪孟邹出版由汪原放（汪希颜之子）整理标点分段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并给有关标点本热情写序。此举不仅给亚东带来了可观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而且推动了中国古典名著以现代方式走向更广大读者，推动了标点符号等现代文本形式获得社会认同并普及化。陈、胡二人又联手支持汪孟邹出版科玄论战论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同样联手分别给论文集作序。汪孟邹曾回忆两人同时在亚东作序的情景，“他们都真有功夫。适之写的时候，要找不少书，先摆好再写。仲翁不同，只要纸笔、又不查书，只管写下去就是了。两个都真有功夫哩。”此书的出版对人们树立科学意识并用以指导人生观的确立，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

陈独秀积极给汪孟邹推荐新文化作家作品。按照汪孟邹的回忆，有高语罕、蒋光慈、李季、钱杏、郑超麟、洪灵菲等人。蒋光慈的所有作品，包括他和爱人宋若瑜的书信集《纪念碑》等都是在亚东出版的。高语罕在亚东出版了《白话书信》《白话书信二集》等，《白话书信》是亚东发行量最大的书，超过10万册。不仅解决了高语罕留学的费用，也为亚东带来了较大效益。

为了推动汪孟邹进一步扩大亚东的社会影响、争取更多读者，根据上海市场情况，陈独秀要求汪孟邹把店开到大马路上去，还要采取现代经营方式。汪孟邹一开始有些担心，解释说：“怎么租得起啊。”陈独秀一听火了，大声说：“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汪孟邹曾评价陈独秀的脾气，“仲甫的脾气真怕人哩！他的脾气发起来的时候，真是‘黄茅火性’一样呵！”一见此，汪孟邹只好听陈独秀的话。1919年初，租下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西首。1920年春天，租下牯岭路114号。1923年9月，租下长沙路210号。由此开始，亚东出的书上分别印出了五马路发行所和长沙路编辑所的地址和电话。空间格局的扩大，带来的是亚东市场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亚东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灿烂辉煌时期，这里有着陈独秀的“规划设计”和鼎力支持。

后顾无忧，方能一往无前

陈独秀如此帮助汪孟邹及亚东，用他自己的话说：“孟翁与我多年好友，必不负之。”汪孟邹虽然没有帮助陈独秀出版《新青年》，但陈独秀一手操办的另外两个标志性出版物却都没有离开过汪孟邹的帮助。

一是《安徽俗话报》（半月刊）的出版。科学图书社开办的第二年即1904年春天，陈独秀给汪孟邹来信，说要来芜湖办个俗话报，以图书社名义出版，要用“很浅近的，很和平的”俗话，“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把各项浅近的学问”“演出来”，好叫“我们安徽人”“可以长点见识”。汪很担心，“内地风气至为阻塞，加以专制之官吏，专与学堂、报馆为仇，若无保护而行此于内地，恐后祸未可预测”，但还是被陈独秀的激情所感染，同意了。随之，陈独秀背着包袱，拿把雨伞，披散着头发，就住进了图书社。陈独秀后来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由于倡导改良，《安徽俗话报》一经面世，即被“一班老辈”视作“洪水猛兽”。但汪孟邹协助着陈独秀不管不顾地坚持了下来。正当再出一期即满一年、整一卷的时候，陈独秀甩下一句话“我要去教书”，就把该报停办了。汪孟邹求他再坚持一期，陈独秀也不听。汪孟邹知道陈独秀这个所谓教书就是去“革命”，只得听从。创办《安徽俗话报》的经历，为陈独秀之后创办《新青年》积累了经验，也是他欲走启蒙之路的先声。

二是《向导》周刊的出版，这是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1922年9月6日，汪孟邹按照陈独秀的要求前去渔阳里二号，一听陈独秀说要由亚东出版中共的机关刊物，汪孟邹有点儿担心，弄不好可是要去坐牢的啊（汪孟邹就曾因陈乔年推荐出版了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而被租界当局拘捕，章士钊出面作保罚款50元才被释放），但面对陈独秀那张一激动眉毛就倒竖的脸，他还是点头同意了。汪孟邹一回来，就让汪原放等人把成本计算出来，随后陈独秀就让李达前来商量如何排印，并且要求用最好的纸。经过汪原放、李达的商议，仿《新青年》16开本，版心分上下两排，首印4000份。由此《向导》面世。为了扩大发行范围，陈独秀曾为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和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向汪孟邹各作了300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就是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到亚东来联系业务的。1927年“七一五”事变后第三天，《向导》因局势险恶停刊。汪孟邹和亚东在近5年的时间里，冒着风险为刚建立的共产党出版机关刊物，为党初期的宣传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汪孟邹为陈独秀和胡适建立联系，成就了新文化运动的突破性进展。《新青年》出版的头两年，陈独秀一直在探索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真正在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中产生深刻影响，从而达到思想文化启蒙的目的。当时，汪孟邹在帮章士钊出版《甲寅杂志》，胡适还在美国留学。胡适将自己的留学日记编成《藏晖室札记》，寄回给好朋友许以荪看，里面有很多关于中国文化如何向现代化发展的思考。汪孟邹、胡适、许以荪都是绩溪人，许的弟弟许潜如是亚东最早的学徒，由此胡适的札记传到了亚东，而后来汪原放标点中国古典名著正是得到了胡适关于标点看法的启发。汪孟邹开始帮《甲寅》向胡适约稿，胡适把翻译的外国经典短篇小说和诗歌寄回请章士钊发表。1915年第9期《甲寅杂志》，章士钊发表了篇《帝政驳议》，反对袁世凯复辟，结果遭到查封。章士钊又开始从事其他革命工作，杂志只得延期出版。胡适寄回来的小说，汪孟邹只好转给陈独秀。陈独秀一看，大为称赞。两人就中国文化如何“复兴”在随后的通信中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引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文化运动深入开展的突破口终于找到了。后人这样比喻：“没有纤夫汪孟邹，胡适大名难起飞。”由此，陈、胡、汪三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汪孟邹一直对陈独秀及其家庭给予生活照顾，从而解除了陈独秀“老革命党”的后顾之忧。由于从事革命活动，陈独秀常常遭到通缉而四处逃亡，有时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会偷偷跑到亚东店里来，坐上一会儿。临走时，汪孟邹会主动问：“要拿一点钱吧！”陈独秀点点头。陈独秀从来不说要钱，汪孟邹也从来不说破。这也是他们之间极深的默契。那时汪孟邹还负责照顾陈延年和陈乔年。陈独秀托汪孟邹给他们每人每月五元。每月来拿学费时，乔年来得多，如果两人一同来，也是乔年来拿钱，延年在弄堂口等；乔年一个人来时，看到店里忙，也会立即动手帮忙，由此学会了店里的一整套活计。陈独秀专职从事党务工作后，也只同大家一样每月拿三四十元的“工资”。那时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小小孩喜子（子美）和黑子（鹤年）也回到了上海，高君曼身体不好患有肺病，党的工作还处在地下状态，如何生活都是问题。汪孟邹在亚东冒着风险出版《独秀文存》，利用版税缓解其家庭生活的困难，并对其家庭进行照顾。喜子也患上肺病后，汪孟邹干脆把小孩接到家里来住，以方便请医生治疗。高君曼1931年去世，子美、鹤年还都处在就学阶段，那时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汪孟邹和亚东又承担起帮助照顾陈独秀两个年幼子女的职责。汪孟邹后来的交待材料里说：“1920年，独秀从北方回来，因生活困苦，时常要我接济他。他的版税，按月要给他的太太君曼用，又要拨给大儿延年二儿乔年作学费（每月约十元），已经无存。总之，他个人的费用，历年借下去，已近二三千元，到了后来我去南京牢里探望他时，他总要提起所欠如何还清。”但汪孟邹从来没和陈独秀算过。一次，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信，要汪原放把账好好算一下，并且怪汪孟邹从来不算。他说：“无论如何深交，账上必须清楚，令叔对此往往糊里糊涂，望兄一矫正之。”汪孟邹是个很精细之人，岂是糊涂？根本是不愿算。这也是他们情谊深重的体现。

陈独秀遇到危难，汪孟邹总是尽力帮忙或给予营救。1922年，党的二大后半个月即8月9日上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罪名是他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汪孟邹一得到消息，立即给胡适去信请求营救，说独秀案11日开庭，法捕房呈出许多证据，公堂不准交保。胡适迅速回信请汪孟邹把所谓证据告诉他。15日，胡适接到汪信，立即根据信中所谓证据致信顾维钧，说明利害，请他劝告法国公使命令上海法捕房释放陈独秀。顾维钧根据胡适的要求，马上致信法国公使。18日，胡适接到顾维钧秘书电话，说陈独秀当庭释放，仅以罚款400元了事。1928年2月，陈乔年被捕。汪孟邹又立即采取行动进行营救。首先配合党组织的营救计划，让陈乔年冒充亚东职工，担心租界捕房电话对证，不仅王若飞等党的领导人值守，亚东店的人也认真值守。其次汪孟邹四处活动进行营救，他去找安徽老乡、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许世英寻求帮助，没想到刚刚联系上，却传来乔年被杀害的消息。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再次被捕，他着急而又无法，只好时时到章士钊那儿打听消息。当陈独秀最后被判8年送往南京囚禁后，他和汪原放常常前去狱中看望。汪原放承担了替牢里陈独秀找医生看病买药、找书籍买资料、联系家人友朋、照顾其子女的重托（如今存有42封信）。汪孟邹去看望陈独秀时，又完成了一次陈独秀给他的重要信托。陈独秀将在狱中所写的一组诗稿56首《金粉泪》交给了汪孟邹。1953年2月11日，汪孟邹将此组诗稿上交。他写了个简短材料，说明这组诗稿收藏的艰难，希望有关单位慎重保管，并要求“请给我一个收条”。如今这组诗稿收藏于上海“一大”纪念馆，算是回到了它们应该去的地方。

心有灵犀，相濡以沫伴终身

抗战爆发后，随着“八一三”上海战事的展开，胡适担心关在南京狱中的陈独秀会因为日军对南京的轰炸而有生命危险，于是致信国民政府，请求释放陈独秀。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之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曾先后找陈独秀谈过，“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不意此时《新华日报》等突然登出文章（此乃王明、康生等人操控），诬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这大大刺激了陈独秀，也使陈独秀从此断了回党的念想。武汉会战开始后，陈独秀撤往重庆，并在距离重庆60多公里的江津安顿下来。

汪孟邹对出狱后的陈独秀非常关心，两人的联系也比较紧密。据1938年10月21日，汪孟邹给时在美国的胡适的信中可知，陈独秀出狱后常常和汪孟邹通信，特别是去重庆后，“每月至少两次与我通讯”。针对陈独秀的身体和生活状况，汪孟邹在信中请胡适利用关系把陈独秀请到美国去，让他利用写作和演讲的优长，得以平安生活下去。汪孟邹的信中，交待了陈独秀的行踪和现状，“仲甫于七月二日由汉到渝”“现住离渝百二十里之江津县东门内郭家公馆……日撰文二三篇，归《时事新报》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以维生活之需。乃近得他来信，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60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为此，汪孟邹向胡适提出，“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壮，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如幸谓然，即请酌然分别进行，感甚祷甚”。真是满满的赤诚之情。

胡适当时刚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而武汉和广州失守，为了提振国人抗战信心，胡适和陈光甫正忙于极力争取美国给中国的第一笔战时贷款。但胡适接到信后，还是立即联系，并很快致信陈独秀，说美国一家图书公司倾慕陈独秀先生大名，想邀请他去写自传，“一切安排妥当，盼往”。没想到陈独秀看到信后，断然拒绝，说：“鄙人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传奇的东西，不用去美国写自传。我是一个中国人，若是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同时鄙人也烦见生人。”这里可见陈独秀的骨气，亦见汪孟邹的意见产生了效果，胡适对老朋友也是尽心尽力了。

1939年7月，陈独秀萌生了一个念头—东下，如果芜湖科学图书社还在的话，干脆把汪孟邹再喊回去，两人在那里再把科学图书社好好开下去，岂不快哉！他写信给汪孟邹，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然而事实上，1938年日军占领芜湖时，科学图书社早已经被侵略者完全毁了。因此汪孟邹看到此信，一时愣住了。后来汪原放得知此事，曾这样想：“他们都想起从前在那里办《安徽俗话报》的往事了吧！”

1941年2月25日，汪孟邹再给胡适去信，仍然诉说着陈独秀的艰难。“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高血压，时轻时重，医云是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而他与汪孟邹的友谊还没有就此划上句号。陈独秀第三任夫人潘兰珍1949年去世时，汪孟邹还帮助料理了后事。因为与陈独秀的关系，亚东图书馆于1953年2月歇业。正好是科学图书社开业50周年之际，若陈独秀仍在世，他们二人的友谊就延续50年了。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