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前些日子整理旧书，从中掉下一张纸，拾起一看，是一张中国作家协会发传真专用的32开办公纸，上写：

今收到巴老为《育才图书室》工程捐款贰万圆整。

育才图书室、中华文学基金会 孙仲秀

2004年7月5日

一张收条，上面没有公章，也没有私章，书写也不规范，不是正式的票据，可能没有什么法律效力，只是收讫证明而已。其中的巴老，是巴金，而这“貮万圆整”现金，是我从上海带来，亲手交给孙仲秀的。

这张收条帮我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涌来好多关于巴老的回忆。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设展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展”中的巴金展板（局部） 贺同越/摄

巴金与本文作者（左）合影，由本文作者提供。

巴金（左）与日本作家井上靖 资料图片

一

2004年7月2日我陪缅甸作家团到上海，下午2点半，与上海作协徐钤一起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巴老。

走进巴老的病房，我先到洗手间，仔细地洗了手，之后站在客厅里，远远地凝望躺在病床上的巴老。前几年来，还能走到巴老身边，鞠躬问好，拉拉手，说说话。巴老声音虽然微弱，话语不清，但还能听懂一些。而此时巴老已经气若游丝，弱不禁风，不能说话了，而且时刻有走到生命尽头的危险。我怕身上带有病菌，影响巴老，不敢近前，与巴老保持四五米的距离。巴老静静地、直挺挺地躺着，插着鼻饲管、氧气管、导尿管，墙上还挂着四个电子仪器，也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还有一台呼吸机，摆在旁边。但巴老还有知觉，听见说话声还有反应，只是身体不能动，有话说不出来，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一呼一吸，都很艰难，一分一秒，都是熬煎，看着让人揪心难受。

老徐说最近巴老的情况比较稳定，没用呼吸机。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三个人轮流值班，两个护士，一个护工。值班时，必须时刻注意病情的变化。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与儿子李小棠姐弟俩商量，一切特别的医疗手段都不要用了，保持目前医疗水平即可。护士过来给巴老翻身，用手轻轻地拍打巴老身体，促进血液循环。巴老1999年住院，已经四五年了，一直躺在床上，没有长褥疮，完全靠护士的精心护理，细致调养。

这时，李小林与女儿端端来了，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老徐说：“你写的那篇《佐藤大姐》，我给巴老念过了。巴老听得很用心，一直听完。巴老爱听的文章，他就静静地听着。不爱听的文章，他就闭上眼睛。过去每天听广播，看电视，现在体力不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我很惊讶，那么长的文章，巴老能一直听完？《佐藤大姐》是我前一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十一期上的一篇散文，约七八千字，写了一位心地善良、脾气火暴的日本友好人士。巴老1961年访日时，就认识这个梳着大辫子、刚刚大学毕业的佐藤姑娘，如今她也是满头白发，垂垂老矣，但依然为日中文化交流而奔波。我想，巴老关心这位把终生献给中日友好事业的朋友，所以才忍着病痛，坚持把这篇文章听完。

小林说：“中华文学基金会来了封信，为西北儿童募捐买图书。你给他们带两万现金，说是我爸捐的。”我说：“是否要收据？”小林说：“不要，交给他们就行了。”我说：“那可不行，你不要我要。这样吧，我叫他们收到后，给你打个电话，说一声。”

我回到北京后，马上与中华文学基金会联系，请他们来取钱，并写了这张收条。一晃，十八年过去了，收条已经发黄。但看到它，还是心里一热，想起了许多往事。

二

其实，我经手办理的巴老捐款，不只这一笔。

1984年5月9日，巴老作为特邀嘉宾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我们三个随行人员（巴老女儿李小林、上海作协外联室主任徐钤和作为翻译的我）同机到达。

巴老到东京后，日本媒体纷纷要求采访，巴老先后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时事通信社、朝日新闻、京都新闻、《昴》杂志、《图书》杂志等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采访。这种采访，与当时国内不同。第一，它不是由主持人包打天下，而是由文化名人自由漫谈。宾主兴之所至，信马由缰，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花鸟虫鱼，诗词书画，创作计划，身体状况，说什么都行,完全是无主题协奏，氛围轻松自然，话题亲切活泼。现场的编辑记者们录音录像拍照记录，之后剪接编辑整理成视频、文章，在电台电视台播出，或在报刊上发表。第二，这种采访是“有料”的，而且是“有价”的，要向被采访者付不菲的采访费，理由是他们付出了时间和劳动。但采访费似乎与谈话内容多少、时间长短无大关系，主要取决于被采访者的知名度和采访机构的经济实力。电视台、大报很高，杂志、特别是纯文学杂志，相对较低。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采访为例，巴金与日本作家井上靖对谈一小时，扣除翻译时间，实际谈话仅为半小时，付巴老62万日元，当场扣除税金12万，巴老实际收到50万，按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4万元。估计井上先生的采访费也应为62万，一个小时的世界名人采访，成本为12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左右。

我不知道有采访费，更没想到如此之高，替巴老签收后，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回来，交给巴老说：“您老人家每月讲两次话，就有100万日元收入，完全可以养活我们三个小字辈的了。”巴老笑着说：“老讲就没人听了。”

巴老在日本访问期间，大约收到了100多万日元的采访费，扣除所得税外，约剩80万日元。

当时巴老已经80岁，体弱多病，常常住院，亲友们为他的健康担忧，不赞成他出国开会，怕他身体吃不消。巴老也犹豫了好久，他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害怕病倒在日本给朋友们添麻烦。但如果不去，又怕会使日本朋友们失望，辜负他们的一片热忱。两难中，医生的支持给了他信心和勇气，于是决定东渡访友，出席会议。

从上海出发时，带了许多药，都是巴老每天要用的。还有一个笨重的铁盒水银血压计，他们的箱子装不下，放在我的行李箱里。到了东京，我发现箱子底下滚动着好多闪亮晶莹的银色小球，仔细一看，原来是野蛮装卸，把血压计摔坏了，水银都流了出来。

巴老是不拿国家工资的作家，完全靠稿费生活。这次访日，巴老和李小林的往返机票、在日的食宿交通费也均由日方负担，所以采访费是巴老劳动所得，应该由巴老自由支配。我和老徐商量：首先应该给巴老买一个操作简单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测量血压方便些；日本的药品质量不错，应该买些日常必备的药品带回去；还有一些轻便的医疗器械如手杖、助步器、电子体温计等也可考虑……可是，还没等我们的“如意算盘”打完，巴老就说：“小陈，你和小林把这笔钱给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送去。他们二十多年来，为中日友好事业艰苦奋斗，经济上靠会费和募捐维持，一直很困难，这笔钱送给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多少解决一点问题。”

巴老心里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日本朋友的困难，我只好把原来的打算咽到肚子里，马上和李小林一起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临时设在饭店里的接待办公室，把钱交给佐藤纯子，并转达了巴老的意思。

佐藤说什么也不收，她说：“这是巴金先生的劳动报酬，心意我们领了，但钱无论如何不能收。”这样推来推去，不可开交，最后我们把钱放在桌子上就急忙溜走了。过了一会儿，佐藤又叫人把钱送了回来。巴老叫我们对佐藤说：“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要客气。我知道这点钱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这是我的心意，不收就见外了。”巴老心诚意切，佐藤不好再推辞，最后由事务局长白土吾夫出面，正式接受了巴老的捐赠。

去银座散步时，大街上有摆摊卖玩具的，出售一种塑料做的小妖怪，嘴里装着打火石，下面安着轮子，往前一推，小妖怪就跑起来，嘴里吐火，每个售价400日元，大概是玩具中最便宜的。巴老的口袋里没有大把的外汇，和我们一样，只有公家为临时出国人员发的二十美金零用钱。他看见那小妖怪，怪模怪样的，很可爱，就花了800日元，为他的外孙女和刚刚出世的小孙女各买一个。

这两个“小妖怪”，大概是巴老最得意的礼物。

三

1990年9月，日本授予巴金福冈亚洲文化奖创立特别奖。同时获奖的还有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英国的中国科学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泰国著名作家、前总理克立·巴莫，日本研究东南亚政治文化的著名学者矢野畅博士。

福冈是日本南部濒临博多湾的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东夷传》中，都有关于福冈地区的记载。

福冈市政府为了振兴福冈文化，把福冈建成现代的国际文化城市，利用举办亚洲太平洋地区博览会所获巨额利润，设立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博览会财团，奖励为亚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人类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艺术家、学者。

评选委员会为巴金授奖的理由是：“代表作《家》《寒夜》等作品，充满了深厚的对人类的爱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一贯主张中国现代化；‘文革’后，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诚实地批判自己，其文学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深远影响。”授奖证书上写道：“您长期的文学活动，为亚洲的智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授奖仪式之前，评选委员会派遣四人小组专程到上海，邀请巴老出席授奖仪式。巴老的好友井上靖先生闻讯后也邀请巴老到东京小住，会会老朋友。但巴老身体不好，不能出席，最后决定由他的儿子李小棠代他去，并叫我与小棠同行。临行前，巴老嘱咐我们在授奖大会后，到东京去看一看井上靖先生，对他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并带给他一套宜兴紫砂茶具作纪念。

李小棠代表巴老在授奖大会上接受奖章、奖状、奖金（支票）、纪念品，宣读了题为《我与日本》的讲稿。巴老说：“我首先对福冈市授予我一九九〇年度福冈亚洲文化奖创立特别奖表示衷心感谢。我对亚洲文化的发展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得此殊荣，我认为这是福冈市和福冈市人民对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尊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表示，所以我以愉快的心情接受这一荣誉。”

巴老回顾了自己六十余年的文学生活，以及六次访日与日本作家结下的深厚友谊，最后说：“我今年八十六岁，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愿把余生献给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即使我的生命化成了灰烬，我那颗火热的心也会在朋友们中间燃烧。”巴老的肺腑之言，赢得了会场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

福冈授奖仪式结束后，我与李小棠去东京，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横川健先生陪同，去拜访井上靖先生。

走进那花木葱茏的小院，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眼前的景物是那样熟悉，就连那带着花草清香的温煦的风，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我曾随巴老、张光年、严文井、茹志鹃等作家多次来这里拜会井上靖先生。前一年夏天，还与蒋子龙、管桦、林希等在先生的庭院漫步，参观先生的藏书楼，听先生讲孔子……

横川健先生把我们领进客厅，但我发觉客厅里的气氛与前一年大不相同，门窗紧闭，阴暗潮湿，闷热异常。井上夫人走进来说，先生一会儿就来。又说，屋里很热吧？但先生总说冷，不让开窗开空调，最近他饭量很小，每天只吃一点水果。

这时，楼上响起了脚步声。井上先生来了。他身穿银灰色和服，上面加了一件玫瑰红毛背心，银发斑斑，面色苍白。先生是个细心人，看我们汗水涔涔，和气地说，不必拘礼，宽宽衣吧，并叫夫人把门窗打开。我们怕先生着凉，连说不必不必，但门窗还是打开了，明丽的阳光和带着花香的风，顿时充满了客厅，一下子凉快了不少。

小棠转达了巴老的问候和谢意，呈上宜兴紫砂茶具。先生详细地询问了巴老的身体情况后，当场打开了茶具，一件一件地把玩，欣赏，爱不释手。他叫夫人拿来他收藏的一套紫砂茶具，细细比较一番后说：“还是这套好，精巧，细腻，造型别致，古拙朴实率真，气韵生动，是难得的珍品。”

井上靖先生一再表示感谢后，转身上楼拿来了两本精装的《孔子》，戴上花镜，题字赠书。这本书1989年9月出版发行，到1990年3月，已再版23次。先生为写这本书，呕心沥血，不仅在史籍中钩沉，还先后六次到中国山东、河南考察，了解春秋时代的地理历史，寻访孔子的足迹。先生说：“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动荡年代，《论语》是孔子对乱世发出的主张和呐喊。只有把《论语》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体会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所具有的生命力，否则就难以正确理解《论语》的深刻思想。”

先生手里握着一枝特大号勃朗牌钢笔，正襟危坐，在扉页上写下几个苍劲大字：“陈喜儒先生惠存，井上靖一九九〇年九月五日。”我坐在先生旁边，他看我名字中有个儒字，就问我，陈先生也是孔子的信徒吧？我说，不敢当。名字是家父起的，他尊孔，能背诵论语，可能希望我也成为尊崇信奉儒家学说的人吧。先生点了头说：“尊崇信奉孔子，好。”

在回来的路上，我对李小棠说：“井上先生的身体比去年弱多了，脸色也不好。屋子里那么热，他还说冷，可见极为虚弱。不过，我们回去，还是报喜不报忧吧，免得巴老挂念。”

回到上海的当天，我当面向巴老汇报了大会的情况。巴老说：“你辛苦了，谢谢你。”接着便问：“钱捐了没有？”我一愣，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行前巴老并没交代捐钱的事儿。我这才想起在日本期间李小棠跟我念叨过，巴老肯定又会把奖金捐出去，真是“知父莫如子”啊。我说：“巴老，这是支票，不是现金，听说要过些日子，钱才能从日本汇到上海，而且必须由您亲自签名才能取出，要捐的话，也要等钱到了再说，现在还办不了。”巴老听后不再说捐钱的事，“赏”我已出版的《巴金全集》前十二卷。

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听说，这五百万日元奖金，巴老捐给现代文学馆三百万，上海文学基金会两百万，自己分文没留。但我没看见有关报道，估计是巴老不许声张，悄悄捐的。

四

巴老晚年最迫切的愿望，是建一座现代文学馆。他说：“文学馆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

他不仅提议、呼吁、号召、上书，而且身体力行，为筹建文学馆捐款捐资料。他的第一笔捐款就是15万元，占他当年全部存款的一半以上。不仅如此，他还在1981年7月7日致孔罗荪的信中说：“我还想把今后出书所有的稿费都送给资料馆，还准备为它募款。总之，使这个事业早日办起来，大发展。”1982年2月19日他在致孔罗荪信中又说，“最近给宁夏出版社编了一本《怀念集》，给四川人民出版社编了一套十卷本《选集》，大约都会在年底出版。我已对出版社讲清楚稿费全部送给文学资料馆。”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巴老用“中国作家协会”的信纸打印了一张致出版社的通函，请各家出版社以后将付他的稿费径寄中国现代文学馆。

巴金还叮嘱主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侄子李致：“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的书如《回忆与探索》和十卷本《选集》的全部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已出各书如有再版的机会，稿费也送给文学馆（萧珊的译著也包括在内）。以后请一定照办。”

另外，《随想录》日译者石上韶病故后，他的妻子根据他的遗嘱，于1989年4月，携带《随想录》等五本书的全部版税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元），专程来上海华东医院面呈巴老，巴老当场把这笔稿酬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

五

巴老逝世后，在上海作协吊唁大厅的留言簿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希望工程的孩子们永远怀念巴金爷爷。落款：上海市希望工程。

1994年3月，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成立。没过多久，一位年近六旬的男子，提着包来到办公室，对工作人员说：“我替一位老人来捐款。”随后，他在登记簿上写下“李尧棠”3个字。工作人员看着这3个字，觉得好像在那里见过，但想不起来。回到家里一查，知道这是巴金先生的本名。他设法找到了来捐款的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徐钤，确认捐款人是巴金先生，但徐钤叮嘱他，千万不能说出去，因为巴老说过，他的捐款不留名、不宣传、不报道。

从此，巴老向希望工程捐款，主要由徐钤代办。1998年华东水灾，巴老最担忧的是那些失学在家的孩子们。于是，原本已在上海、杭州捐过款的巴金，又向上海市希望工程捐出9万元，用于孩子们上学。1999年以后，巴老病重，每年向希望工程捐款，都是由其子女将钱交给徐钤去办。据知情人透露，巴老生前十分关心教育事业，连续27次为上海希望工程捐款达56万元。

2005年10月，巴金先生去世，他的子女根据其遗愿，将其稿费及家人的捐赠共计130万元，设立了以巴金二哥的名字命名的尧林教育助学基金。2006年、2007年两年中，尧林教育助学基金先后资助了10余名贫困大学生和云南宁洱地震灾区100名受灾学生。

四川汶川地震后，巴金先生的家人十分关心灾情，他们从尧林教育助学基金中捐出25万元，用于在四川灾区建设一座希望小学。此外，李小林、李小棠还以巴金先生的本名“李尧棠”的名义，分两次向上海市红十字会秘密捐款10万元，救助灾区孤儿。捐款中，有一部分是儿女们所凑，其余的则是巴老的稿费，由于负责代办的人员走漏了风声，此事才被外界所知。

巴老的爱心，在继续，在生长，在蔓延。

六

巴老一生向希望工程、中国现代文学馆、灾区、上海文学基金会、红十字会、浙江省民政局、日本友好团体等总共捐了多少钱，可能是一本糊涂账，没人说得清楚，包括巴老的家人和他自己。

记得1998年9月28日，我陪东京都社会文化代表团到杭州，住在西子宾馆，正好巴老也在那里休养。我去看巴老，向巴老汇报说，这个代表团都是友好人士，在日本时，他们已经为中国灾区捐了款，到北京后，又捐了一笔。他们都不是有钱人，这份心意，令人感动。这时，徐钤说，巴老也捐了12万，但他不让讲。我说，巴老，这是好事，报道一下，让更多的人为灾区分忧解难不是更好吗？但巴老说，我病了这么多年，花了国家很多钱，灾区有困难，捐点钱是应该的，不要报道。巴老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清楚，明确，坚决。

还有一次，我应《文艺报》编辑之约，写了一组有关巴老的短文，当时文艺报是月刊，决定发表在第七期。我给巴老写信时，顺便说了这件事，但巴老捎话说“不要宣传我”，还希望我把稿子撤下来。我虽然不赞成这是“宣传”，但也只好忍痛割爱，把稿子撤回。这组短文，在我的抽屉里睡了十多年，后来柳萌兄对我说，巴老的人品文品，是一面明镜，你这不是宣传，是实话实说。在他的催促鼓励下，我才找出旧稿，投寄报刊，但没敢告诉巴老。我这篇文章，倘若巴老在世，肯定也不同意发表。

巴老不善言辞，但在他身边，不时也能从他的片语只言中，知道他在想什么。

比如那年随巴老访日，住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39层。这座酒店耸立在新宿西口，素有“日本的纽约”之称的超高层建筑群中。巴老腿脚不便，一般足不出户，没有日程时，我就陪他坐在窗边看风景。这一带饭店酒楼、商店超市鳞次栉比，车水马龙，人潮汹涌，是现代日本繁华的象征。

一天晚上，巴老默默地看着窗外，若有所思，之后转头对我说：“战后，东京是一片废墟，他们的日子很难过。我六十年代来过三次，那时没有这些高楼大厦。这次来，简直认不出来了。日本地震多，房子不好盖，过去都是些木头房子，很小，现在他们敢盖这么多高楼，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已经解决了高层建筑在地震中的安全问题。他们的经济搞得好，速度快，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我们也好好搞经济建设，现在也可能与日本差不多。这些高楼大厦，我们也应该有。现在有了一些变化，抓经济，搞特区，这样好。总之，要把经济搞活，再也不能吃大锅饭了……”

这就是巴老，一位充满爱心，与祖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老人。

（作者：陈喜儒，系中国作协外联部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