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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北行日记》1949年3月19日记载：余提议开除梁漱溟；决议由秘书处撰文申斥，并声明断绝关系，差强人意。（注：此处开除，为柳亚子建议民盟中央开除梁漱溟的民盟盟籍。）

此记录相当突兀，因此时梁漱溟任民盟秘书长，学术成就很高，而且突然如此，与柳氏《北行日记》的风格及主要思路相悖，实在是值得推敲。问题在于柳、梁二者之前关系一直不错，为何竟突然如此。

查1949年之前梁漱溟同柳亚子的关系，并不糟糕，甚至说两者是同一阵营的战友。如《聚焦台前幕后（下）·亲历者说出的历史真相》中记载：“梁漱溟还与在港名人何香凝、廖梦醒、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以及著名文化人茅盾、夏衍、金仲华等取得了联系，他们均承诺支持梁漱溟办报。”史飞翔在《有一种沉默叫惊醒》写道：“1942年1月3日下午，梁漱溟、陈淑芬的婚礼在桂林市区一家旅馆的宴会厅举行……然后由著名诗人柳亚子和戏剧家田汉先生宣读‘贺婚诗’。”《桂林文史资料（第11辑）》中也记载：“1944年5月28日，亚子五十八寿辰。桂林文化界共百余人，在社会服务处礼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茶会，田汉同志主持并讲了话，还有金仲华、宋云彬、朱荫龙、千家驹、熊佛西、林砺儒、梁漱溟等先后发了言。认为先生具有‘敢怒、敢骂、敢笑、敢哭’这一革命诗人的本色。”这一些论述充分证明柳亚子同梁漱溟之间关系算不错的。

二人的分歧源于梁漱溟在1949年1月至3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第一篇重要文章是《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发表于1949年1月22日的《大公报》上。这篇文章主旨有二：一是“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二是“今天好战者即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第二篇是《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发在1949年2月13日《大公报》上，梁漱溟提出：“第一、凡事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作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同蒋先生下野，闭门思过。第二、国民党这样做了之后，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今后只要各方讲理而不用兵，共产党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达成改造，绝不用兵，以免重苦人民又毁国家。第三、在国共两方之外，公推信誉素著之公正人士（五人或七人），负责邀集证人采集证据，考察过去事实，确定破坏和平造成内战惨剧者究是哪些人。”还有第三篇《敬告中国共产党》，发于1949年2月13日《大公报》，指出“从正面说，就是须要容纳异己；从负面说，就是不要用武力”。

梁漱溟认为解放战争的主要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目前在高位者应当承担责任，主动认罪。但同时，梁漱溟高估了第三种势力的力量，认为他们可以主持大局，超脱于国共两党之外，因此才建议由第三方面出面，积极参与政治。这样的精神设想在当时没有实现的可能。

实际上，三年前，即1946年旧政协召开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清楚说明了除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并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甚至包括宋庆龄这样地位的民主人士也基本上无法左右政治格局。而时间到了1949年时，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改变。因而，民主人士并没有第三条道路，梁漱溟问题主要出自于此。

观柳亚子《北行日记》，则可以看出与梁漱溟大相径庭的另一番味道。1949年3月7日，“下午，偕子化、亚明同乘公路车赴莱阳，宿于三里庄军属马大姐家，其夫李正滋，参军已五载矣。马略识字，能言拥护毛主席八项条件，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文化水准之高，可以想起。”1949年3月8日，“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度矣。”柳亚子和梁漱溟的态度截然不同。

因而，两人此时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分歧。事实上，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早已经证明第三条道路是“死路一条”，梁漱溟这样的态度成为其他民主人士批评的对象，显然也就不足为奇。

当然，梁漱溟最终还是被邀请至北京，参与建国筹备相关工作。

（作者系柳亚子纪念馆文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