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一次见到吴福辉先生相当偶然，大约是1989年4月某日，我奉王富仁老师之命去中国现代文学馆找舒乙馆长借录音带，那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学术座谈会”的现场录音，需要整理成文。这是我第一次踏进北京西郊万寿寺的这座院落，树影婆娑，优雅宁静，想想这就是现代文学的著名殿堂，心中难免忐忑不安。当时，舒乙馆长好像有什么公事，我得等待。正在局促惶惑之际，一个身材高大、温文儒雅的中年人热情地招呼我在办公室坐下，询问我的情况，十分自然地和我聊了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吴福辉先生。那个时候，我对现代文学正如痴如醉，虽然在北京听各位知名学者谈文论道并不是什么稀罕之事，但是能够与一位名家面对面晤谈却还是第一次。那一天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总的印象却至今清晰如昨，那一份温暖和亲切存留始终。

后来，随着我一天天走进现代文学的队伍，向吴老师这一辈的学者求教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彼此逐渐熟悉了起来。1994年，我有机会参加严家炎先生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在接受任务的当初，心中困扰不断，当时，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尚属起步，如何有效展开实在没有把握，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直到有一天，我在查阅资料之时读到吴老师关于海派文学的一段文字，那种融文学感受于地理体验之中的语言方式一下洞开了我淤塞的大脑，我仿佛看到了一种从生存环境解析文学生态的可能：

洋径浜原来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它的闻名是因1845年开辟英租界时成了南部界河，为华洋交界线。到了1849年法租界在上海县城南市与英租界之间狭长地带揳入，此河又成了英法租界的分界河。1915年被填平后用英皇爱德华之名称爱多亚路，即今之延安东路。洋径浜作为一条河流消失后，仍然活在上海人的口头上。“洋径浜”一词在上海方言里涵义丰富，大约用来指一切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既新又旧，非驴非马的人与事，从来是贬义的代名词。比如洋径浜英语，就是一种用中国土音尤其是宁波土音。宁波人在江南一带最先与外国人打交道、中国语法注出的可笑外语。但人们不应忘记，就是这样的一种洋径浜语又称“鸽子英文”，在上海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它是最顶用的外语，以至连英国人都要学习它才能同中国人交流。①

在这里，对海派文学的描述与自我生存的真切记忆水乳交融，客观的社会历史文化与文学的思想情感世界相互连接，向我们展示了“区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融洽对话情景，我似乎悟出了新的学术的可能。一年多以后，我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完成，其中，关于巴蜀区域山川形胜的勾勒依稀可以见出吴老师上述文笔的影子：

打开地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盆地的四川，绵延不尽的崇山峻岭耸立在它的周围，它的东北为大巴山，褶皱重叠，海拔1500-2000米，东缘有巫山、七曜山与湘鄂西部山脉相连，南部是海拔1000-1500米的云贵高原，北部秦岭山脉海拔800-1500米，划开了中国南北两种不同的自然区域，西缘以岷山、龙门山、邛崃山，夹金山和大凉山与巨大的青藏高原连成一片，今天，当我们乘着客轮一路峰回路转，穿越长江三峡东出夔门，将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种连现代交通工具也很难改变的地理事实。②

我想，今天的我不能回避吴福辉老师这一代学人所带来的重要影响。1960年代出生的我们，无法改变“先天不足”的遗憾：在我们需要文学启蒙的时代，所经历的却是“文革”中后期的荒芜，断断续续出版的小人书和“供批判使用”的稀少的文学著作就是我们精神财富的全部，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1980年代的大学教育中开始打开视野，走进文学之门的，到1990代摸索着在学术的道路上蹒跚学步。吴福辉以及王富仁、钱理群这样的“第三代”前辈，他们的思想、文字、感受方式甚至举手投足，都是我们莫大的榜样。尽管如此，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还是慢慢体会到，这些前一辈的学人身上，依然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所难以传承的，或者说根本就只能是我们仰慕的对象。比如读吴老师的文章，特别是与吴老师交谈，你会深深地感受到，现代文学对于他而言，主要不是一种“学问”和“知识”，而是他人生和生命记忆的一部分，其中储存满满的是他之于各种生命形态的探究的“趣味”。吴老师生在浙江，长于上海，在鞍山度过青年时代，中年在北京成为研究生，完成了学者生涯最重要的积累。这些人生轨迹实际上又承载着他的学术历程。他关注京派，更钟情于海派，每每对上海的建筑风土、人情世态如数家珍，他的夫人朱珩青是川西人，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编辑工作，这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命的联结，吴老师对沙汀等四川文学的兴趣显然与此不无关系。在《沙汀传》里，他以细腻的笔调描绘着这位作家的生存环境：

从成都到安县三百多里，杨朝熙青少年时代的传统走法，是先乘汽车到绵阳南三十里的新店子，下来再转乘马拉车或黄包车。共计三天的路程。路上的客栈，多半是鸡毛店，破旧得像用猪圈楼板装修的，檐口挂长方白纸号灯，上写“鸡鸣早看天”。像样点的有官店，比较干净一些。从新店子到安县，途经界牌、花荄、黄土，都是一些有名的乡镇，一路上爬过一处山坡，便是一片平坝，再上一级高地，又是一片平坝，人不知不觉已进入高原山境。直到远远地看到城南山上的一座塔身，才能为结束颠簸之苦长吁一口气。③

此时此刻，吴福辉先生已经化身为当年的沙汀（杨朝熙），以沙汀的脚步行走在这片“四围皆山”的土地上，也以沙汀的眼光打量着山境，以沙汀的心灵感受着这层层叠叠的乡土。这一份感同身受的叙写再一次展现了吴福辉先生的学术个性：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史建构，而是他自己的人生意趣的自然流露。他不是作为“现代文学工作者”在完成学术著作的写作，而是怀着对川西这片土地的强烈的关切在与人生对话，也在和沙汀的灵魂对话。这就是一种深沉的”趣味”，一种远远超过书斋学术的来自生命内部的呼应和契合。几乎在所有的现代文学论著中，吴福辉先生都镌刻了这样体贴有加的文字，几乎每一处他所描述过的对象都无不留着他“行走”的步履，散发着他亲手抚摸的温度。与他同事多年的李今证实：“几十年下来，他探险般的足迹遍布现代作家的出生地、写作地和活动地。通过遍访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对比周边歙县、黟县、祁门、休宁、婺源等地，让他震惊于胡适何以能够从如此贫苦的农村走向杭州、上海和世界的好奇心；长治乡下赵树理家带花饰栏杆楼房的故居，打破了他对这位文艺新方向旗手贫下中农出身的臆想；在周氏兄弟故居，经过对绍兴新台门、老台门的细致勘察，他才意识到其家族原是多么大的一个官宦之家，体味到鲁迅所说‘家道中落’的内涵；丰子恺的缘缘堂虽然早就毁于日机的轰炸，但他却不放弃，终于在浙江石门旧址后修的故居中，找到了被邻居抢下的烧焦的木门，目睹原缘缘堂唯一保存至今的物品，摩挲不已，徘徊不去，让自己的心灵经受一次阵阵袭来的情感震撼。”④他的学术未曾覆盖青年时代的故土——鞍山，这成了他需要特别解释的补偿的心结：“我在文学上总觉得欠这个工业城市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最近我的女儿出了一部长篇小说《乐天地》，是写鞍山形成历史的，其中应该也包含了我对它的某些感受，算是部分还了个愿。”⑤

我有幸几次成为吴老师这种人生“趣味”的见证人。1990年代中期，吴老师的夫人朱珩青女士到重庆北碚查阅路翎史料，考察相关史迹。吴老师亲自写来长信，将相关事宜一一托付，细致到每一个史料可能的出处，每一处遗址可能的位置，仿佛是他本人如影随形，亲临现场。2010年前后，他又筹划川北川南旅行，托我寻觅南充、自贡一带的向导，当时我已经在北师大工作，可能对我千里遥控的效果不太放心，吴老师又专门约我在北京碰头磋商。那一天，令我大为惊讶的是，他竟然对川菜的流派侃侃而谈，从“上川东”（蜀派）、“下川东”（渝派）到居间的“盐帮菜”，无不了如指掌，对其中的流脉掌故娓娓道来，简直让我这个在川渝行走多年的巴蜀人自叹弗如。这是一种将学术融入生命，将研究当作自我人生滋味加以咀嚼的特殊能力，应当承认，体制化的今天，这样的”趣味”在学人那里越来越少。

在纪念吴福辉先生的文字中，我想起相识的点点滴滴，想起他在学术中所洋溢着的那份特殊的趣味，当然首先还是一种自我反省。新时期过去了，我们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我们一代那样因为“知识匮乏”而视一切人生的见闻履历如“知识”的时代结束了，古今中外的学问都爆炸式地陈列在大家的面前，令人目不暇给，无所适从。于是，求知逐步演变为一种学习的技能，学术成了必须精心操练的“方法”。当然，在这新的“学术训练”的时代，我们的知识基础和思维能力都获得了显著的提升，然而，是不是也有什么深深的失落呢？想到吴福辉先生穿行于历史故址的悠然，那自得其乐的满足表情，我必须承认作为后学者的遗憾。在学术趣味的背后，是1980年代那难得的历史“气质”，五四新文学有“为人生”之说，到后来，此说已渐渐隐入了时代的背景不复为人重提。其实，在追摹五四中升起的、1980年代归根结底也是“为人生”的，不仅吴福辉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是“为人生”，其他的绝大多数同代学人也无不都在“为人生”，王富仁、钱理群、刘纳、赵园、陈平原、蓝棣之等等莫不如此，虽然他们各自的表现可能有异。这实在是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的气质，一种视他者的历史故事为一己之生命求索的倔强的秉性，就是这种秉性在“文革”的浩劫之后扛起了时代的大梁，清扫出了一片通向未来的地基，值得我们在今天继续追念。

注释：

①吴福辉：《洋径浜文化·吴越文化·新兴文化——海派文学的文化背景研究》，《中州学刊》1994年第3期。

②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③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④李今：《用心的学术行走——致敬“石斋”吴福辉先生》，李洱、武新军主编《吴福辉先生纪念文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页。

⑤吴福辉：《中国文学城市与我的四城记忆》，《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