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3年10月沈从文以一篇《文学者的态度》拉开了“京海之争”的序幕，之后他又相继发表《论“海派”》《关于“海派”》两篇文章，再次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释。沈从文的活跃与其他北方文人的沉默让他在这场论争中几乎成为了唯一的京派代表。就如同吴福辉先生所说的那样：“正当‘京海之争’进入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只是沈从文一人坐镇北京在同上海的所有文人对话。”[1]但当我们回看这场论争会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上海文人一边加入论争，一边却又避开了沈从文开启的“文学者的态度”话题，将话题焦点转移到了“京派是官的帮闲”的批判上。作为京派方面唯一正面的发声者，沈从文此时面临着一个“京派”无人声援，“海派”无人理会的尴尬处境。更重要的是，随着这场论争逐渐演变成“京海”二元对立的模式，沈从文原本的初衷已经完全被忽略，之后为了澄清而发表的《论“海派”》和《关于“海派”》也陷入了“谁是京派”“谁是海派”“谁是谁非”这些解释不清的话语旋涡当中。当沈从文最后在《关于“海派”》中写下“希望看到一点别人有理性很诚实的意见”，最后却落得“使我极失望”[2]结果的时候，应该已经明白这场论争的走向跟他本来所期望的越来越远。那么沈从文本来想讨论的是什么？他所希望看到的“理性诚实的意见”又是什么？沈从文投向上海的这颗炮弹，又为什么在引爆了“京海之争”的同时，自己却沦为一颗“哑炮”？

一

在《文学者的态度》这篇一直被视为京海之争“导火索”的文章里，沈从文其实并没有提及“海派”的字眼，也没有针对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个群体进行明确的批判，文章从他们家大司务对待工作认真严谨、尽职尽责的态度谈起，引出对当下一些“玩票白相”文学现象的批评：“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他们不在“作品成绩上努力”，只在“作品宣传上努力”，对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之产生将毫无帮助。并且沈从文在文末还特意强调这种风气“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3]。按理说，沈从文对文坛上不良风气的批判应该不难引起其他同行的共鸣，然而事实非但没有如此，反而激发起了包括左翼文人在内的上海文人的不满。1933年12月杜衡发表《文人在上海》，将“居留在上海的人”和“时常不居留在上海的人”对立起来，认为后者常常对前者在创作风格、人格人品等多方面进行恶意的贬斥。对于这种来自北方同行的恶意，杜衡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上海文人有自己的难处，苦于生计只能依靠撰文养活自己，这是身在北方养尊处优的学院教授同行们所不能理解的。

针对这篇文章，沈从文很快发表了《论“海派”》进行回应，开篇便称“我同意那篇文章”，即便在文中也指出了“杜衡君的错处”，但这错处也错在“当他提到‘海派’时，自己却俨然心有所慑，以为自己也被人指为海派了的”，间接否认了杜衡是海派。为了避免误会，沈从文还举例详述了哪些人是“海派”，并且再次点明杜衡、鲁迅、茅盾、叶绍钧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不是海派，并号召“恶风气的扫除，希望这成为不拘南北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种责任，正因为莠草必需刈除，良苗方有出茂机会”[4]。

然而让沈从文没想到的是，这篇用于解释澄清的文章，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风波。1934年1月17日曹聚仁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京派与海派》，连用三个京海“无以异也”的长句排比，论证了京派和海派在实质上并无差别：海派投机，胡适博士为代表的京派也政治取巧；海派冒充风雅，京派也远离现实；海派从官方拿钱，京派从基金会拿钱。这套话语模式是极具迷惑性的，表面上看这是对京海两派都各打了五十大板，但实际上曹聚仁将京派与承袭了“历史的恶意”的海派并置于同一平台上对比，本身就隐含了对京派的贬低，更不用说里面还有对胡适指名道姓的政治批判。不到一个月，徐懋庸发表《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这篇文章同样以“京海并举”的模式展开，认为京海两派都需要用钱，只不过海派是“直接用手段赚来的”，而京派则“来得曲折”，经过无数机关盘剥百姓，等到了自己手上的时候腥气已经消失，自己也自认为清高了，[5]进一步把焦点聚集在批判京派的问题上。这个观点在鲁迅那里体现得更加明确，在《“京派”与“海派”》中鲁迅先是讽刺性地称沈从文为“京派大师”，还从历史、文化、地域以及生存环境的视角对京派海派做出了经典论断：“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6]

眼看着讨论的问题越来越远离自己原来的初衷，1934年2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关于“海派”》一文，再次说明“当提及这样一群作家时，是包含了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7]，并且对引起争议的“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进行了解释，分别在“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前加上“装模作样”和“不正当”的修饰性词语进行补充说明。我们发现，沈从文的后两次发文与其说是对话题的继续讨论，不如说是一种被动的澄清和解释。但这种解释并没有换来上海文人的理解，他们也无意接着沈从文的话题继续讨论，反而是拿着这些现象转而批判“京派”，表达对以胡适等人代表的北方学者近官帮闲、脱离社会的不满，最后达成“京海无以异也”的结论。吊诡的是，上海文人向京派开出的“官的帮闲”罪状，其实并不涉及沈从文本身，更多地指向以胡适、周作人为精神领袖的北方学院派教授；而沈从文想讨论的“文人商业化”风气问题，又是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有意无意回避的问题。沈从文在这场论争中真正想要表达的意图也逐渐被掩盖了。

二

当我们撇开官商之争、南北之争这些话题重新去看待沈从文的那篇《文学者的态度》，就会发现沈从文真正想要谈论的话题其实另有所指。这背后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沈从文发起“京海之争”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里，沈从文其实反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伟大作品的产生”：当前文坛一面是票友白相人“玩文学”的态度，一面是教授们对“中国缺少托尔斯泰”“中国缺少莎士比亚”的抱怨，这些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都毫无帮助”[8]。沈从文还进一步说明“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9]，因此沈从文号召作家一定要以诚实的态度去面对文学创作。也就是说，沈从文提倡的严肃、诚实的文学者态度，在根本上指向的是沈从文对当今文坛迟迟未产生“伟大文学作品”的一种焦虑和召唤，而并非为了指摘出几个海派来。这一点我们在沈从文同时期的一些其他文章里也能看出来，在创作《文学者的态度》之前，沈从文在1931年发表的《窄而霉斋闲话》中就已经提到了这种“京样的人生文学”和“海派的趣味文学”，在这篇初显“京海之争”结构的短文里，沈从文并没有偏袒京样的文学，而是批判这种“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从此这名词也渐渐为人忘掉了”，这种“白相文学的态度”，是“北京人生文学提倡者的堕落处，上海普罗作家或民族主义作家，都不免再向那条方便路上走去”。[10]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沈从文的目的是要抵御一种北京的人生文学、上海普罗作家和民族主义作家都难以避免的“白相的趣味”，号召以严肃诚恳的态度进行“伟大文学作品”的创作，而不是为了挑起南北之争，更不是为了抓出几个海派。

这里所说的“伟大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随意指称，而是沈从文文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沈从文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作家论、时评、文论中，“伟大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固定的概念反复出现：“所谓伟大作品，自然是有思想，有魄力，有内容，文字虽泥沙杂下，却具有一泻千里之概的作品。”[11]“我以为一个民族若不缺少有勇气，能疯狂，彻底顽固或十分冒失的人，方可希望有伟大作品产生。”[12]“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13]

沈从文对伟大文学作品的思考，可以说直接来源于他对“五四”的反思，沈从文对五四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一方面高度标举五四之精神，另一方面也焦虑于这样的精神没有催生出“伟大的作品”：“直到如今新文学虽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绩，能够使那些从前摇头的点头”[14]，“这个运动虽仅仅到达一个人成熟的年龄，参加这个运动的作家，却死了一大半，另一小半也几乎因衰老而忘掉了他曾经对于自己手中的那支笔抱有幻想和信心，要产生伟大作品这么一件事”[15]。对于沈从文来说，没有诞生“伟大文学作品”是五四未完成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他一次次地提及、号召、探讨伟大作品对于作家、对于读者甚至对于整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一次次批判着影响伟大作品出现的商侩之气、政治政策。沈从文所渴求的伟大作品，虽然是一种类似宗教情绪的“迷信”，但是这种“迷信”不是脱离实际的，而是“集中在人事方面”，作品可以像符咒一般“使多数人受其催眠，或为之兴奋，对于人的能力发生信仰，产生变节，得到进步”[16]，作家需要用文学来记录说明“这个民族遭遇困难挣扎方式的得失，和从痛苦经验中如何将民族品德逐渐提高”[17]。而这种强调以文学的美学力量促进人的“变节”达成整个民族的自救，正是沈从文1940年代在《文运的重建》（1940）、《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1940）、《文学运动的重造》（1942）、《一种新的文学观》（1946）等一系列文章提出“重造民族”的入口。在这些文论中，沈从文反复提到“文运重造”“民族重造”“国民道德的重铸”等理念，并把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寄希望于文学作品之上，认为“惟有伟大文学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18]。被京海纷扰遮蔽的“伟大文学作品”理念，既是沈从文对五四的反思结果的承接，也是他1940年代“文学重造”的理论构想的起点和入口。

三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沈从文为何会在“京海之争”中面临无人声援，甚至无意被讨论的境地呢？沈从文虽然在“海派”一词的指称上有其含糊的地方，但上海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也不至于看不懂，更不至于主动对号入座，阿英就号召上海作家不要“倘以为自己在上海卖文，别人骂秃驴，便自己也以为是和尚而愤然以争”，并且认为海派风气的整顿需要靠“在上海的非海派文人自己起来澄清，不必劳京派文人代劳远征”。[19]如果上海文人都像阿英这样的话，或许“京海之争”的发展会如沈从文所愿，但是即便是阿英的号召也没有得到多少其他人的回应，相反对京派的批判声日益高涨。为什么沈从文想要讨论的文坛风气问题没有展开，反而被转移到批判京派的焦点上来？

客观来看，沈从文在此时提出对“伟大文学作品”本体性的讨论，是不合时宜的。如果说伟大文学作品是五四“未竞”的一个课题，那么相比于五四，历史留给1930年代的时间更加苛刻，处境更加艰难。且不说复杂的阶级矛盾和国内外形势，仅仅只看新文学自身发展的态势，我们就会发现，在继五四阵营崩裂后的这一轮文学格局洗牌中，各个社团流派为了尽快地确立自己的位置，鲜明的主张和理念要比温吞耗时的“伟大作品”锋利得多，也有用得多。沈从文在此时提出如此“形而上”的创作要求，本身就不是左翼作家意图讨论的话题范围。而此时的南北文坛，一个背靠着五四新文学“正统”的北京，一个占据着最活跃出版市场的上海，一个正在企图重振北方文学力量，一个正在努力扩展左翼文学影响，北与南、京与海的矛盾早已经蓄势已久，一触即发。事实上，在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之前，曹聚仁就已经发表《北平与上海》明确对京派进行了点名式的批评：“京派教授的领导者梁启超、胡适赶忙开国学书目，叫青年转向古书堆中去，近来以新考证学、新考古学驰名的大教授已成京派重心了。京派教授对统治阶级说：‘听你们做去罢，我们只管我们的学问。’京派教授的另一途，由教授而得名，办一个什么评论之类，有建议，有批评，有注解，时价相合，可以成交。是则统治阶级方爱护之不暇。”[20]这篇发表于1933年7月的讨论，比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要早了3个月。这说明在沈从文挑起“京海之争”之前，上海文人就已经自觉地对京派海派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明确以此表达了对胡适等北方学者的不满。所谓的“京海之争”只不过是再一次为上海文人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北方学者提供了契机。而胡适一再被左翼文人当作京派的靶子加以批判，说明左翼文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次论争视为一场文学风气的讨论，而是一场政治理念的分歧。

有意思的是，在“京海之争”爆发半年之后左翼内部也发起了一场有关“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1934年4月，郑伯奇在《春光》杂志上发表《伟大作品的要求》，率先发问“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中国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一部伟大文学作品？”[21]这一期的编后记也如是号召：“目前正在经历着伟大时代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呢？我们敬恳先生发表高见，在敝刊四月号公布。”紧接着《春光》杂志第3期就推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专栏，刊登了包括郁达夫、徐懋庸、杜衡、秀侠等人在内的15位作家的意见[22]，随后茅盾主持的《文学》也加入了这场论争[23]，各方讨论的原因涉及作家生存、市场机制、创作环境等，有一些跟沈从文的观点是很一致的。然而郑伯奇在时隔多年回忆起这场论争时，这样谈起自己的初衷：

当时为什么会提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这个问题？因为丁玲被捕后，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左联处境很困难，我们很着急，不知道左翼文艺运动今后怎么办。我就提出左翼作家要敢于写伟大作品，我文章中所说的“勇气”就是指左翼作家要有“勇气”面对白色恐怖，有“勇气”写伟大作品。我所谓的伟大作品是指题材伟大，我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作家应该用各种体裁努力表现这些重大事件……我当时年轻幼稚，提出这个讨论反映了自己在白色恐怖下有一种急躁情绪，空喊口号，实际上这种伟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24]

郑伯奇的坦诚自白，让我们看到同样是对伟大作品的召唤，左翼作家跟沈从文的动机是不同的。前者更多将其视为一种策略，用以鼓舞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和推进，而沈从文则是从对文学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去建构伟大文学作品的本体。因此即便我们把左翼的这次讨论看成是与沈从文的一次迟来对话，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大相径庭的。

如果说是伟大作品的“不合时宜”导致了沈从文在论争中逐渐“失语”，那么沈从文对“伟大文学作品”建构标准的紊乱则导致了他自己在接下来创作上的“失声”。沈从文对“伟大文学作品”的构想，常常以片段式零散地存在于他对其他问题的讨论之中，这就导致当它凝结起来的时候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内部的互斥和矛盾。表面上来看，沈从文批判的是商侩之气，但是通过商业获得庞大的读者群，其实也是沈从文的愿望，否则伟大文学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就无从谈起。所以沈从文其实批判的不是商业本身，而是商业让某种他不认同的价值得以广泛的传播。这里的价值既包括“造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的张资平，也包括“一千年来老派头”自得其乐的“京样人生文学”[25]，还包括“用一万块甚至只要三千块，就可以让商人和作家合作出一批恋爱革命小说”的左翼作家，当这些通通被打包放在伟大作品的反面时，伟大作品的面目的建构也变得没有针对性了。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对伟大作品的建构是抽象而模糊的。同样，沈从文批判政治“毁去了文学固有的庄严与诚实”[26]，但是他以“伟大作品”来“重造民族”，实际上也是通过文学达成的另一种“政治性”，他希望文学能够超越特定的政治利益或具体的经济行为，但又要“不逃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他反对文学的“工具论”，但又希望以文学的道德力量和美学功能作为精神再造的手段，进而实现对具体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超越……当这些相悖的要求被沈从文装进一个“伟大文学作品”的想象中，他也再无力建构出一个明朗的答案和方向。这也直接地影响到了沈从文在1940年代的文学创作，主要体现在他一边不断发表“重造民族”“重造文运”的文论，一边自己在创作上又陷入了难以为继的状态，在创作了《丈夫》《萧萧》《边城》等一系列的湘西小说之后，沈从文在1940年代迎来了自己的创作危机。《长河》的断章、《雪晴》系列的文本断裂一再证实沈从文无力把自己的小说带向一个“重造”的未来，沈从文越是在“伟大文学作品”的多重标准下苦苦调和，就越是在创作上难以实现。1930年沈从文曾在写给王际真的信中充满信心地宣告：“我要在活的时候写一本像样的小说出来”[27]，而到了1946年，沈从文却不无落寞地表示：“我能写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写伟大作品了……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28]，曾经那个蹈厉奋发的沈从文终于也宣告了“伟大文学作品”构想实验的破灭。虽然今天沈从文的很多作品都已经被奉为经典，但是这些离他理想中的“伟大文学作品”还有多远，我们今天又是否拥有了沈从文所谓的“伟大文学作品”，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注释：

[1]吴福辉：《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页。

[2]沈从文：《关于“海派”》，《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3]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沈从文全集》第3卷，第342页。

[4]沈从文：《论“海派”》，《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54~55页。

[5]徐懋庸：《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0日。

[6]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7]沈从文：《关于“海派”》，《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60页。

[8][9]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50~51、51页。

[10]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8页。

[11]沈从文：《论技巧》，《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72页。

[12]沈从文：《风雅与俗气》，《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14页。

[13]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13页。

[14]沈从文：《新文人与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83页。

[15]沈从文：《白话文的问题》，《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60页。

[16]沈从文：《风雅与俗气》，《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15页。

[17]沈从文：《给一个作家》，《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46页。

[18]沈从文：《一种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173页。

[19]青农（阿英）：《谁是“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9日。

[20]曹聚仁：《北平与上海》，《涛声》1933年7月8日。

[21]郑伯奇：《伟大作品的要求》，《春光》1934年第1期。

[22]《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春光》1934年第3期。

[23]茅盾：《伟大的作品产生的条件与不产生的原理》，《文学》1937年7月。

[24]郑伯奇：《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及其他》，见郑伯奇《莎上足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25]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7页。

[26]沈从文：《一种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167页。

[27]沈从文：《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66页。

[28]沈从文：《复黄灵——给一个不相识的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