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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召唤记忆的艺术，小说是在时间中展开的美学。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1940-），表彰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再次印证了文学与记忆的相互成就。

法兰西文学对于时间和记忆具有独特的感受力。柏格森（1859-1941）在《时间与自由意志》《材料与记忆》和《创造进化论》等著作中阐发的“绵延”说赋予时间以个体生命体验的鲜活性，不但直接影响了普鲁斯特（1871-1922）创作意识流小说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也使他自己获得了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与记忆相关的题材也深受当代法国文坛“三星”的青睐：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1940-）在上世80年代中期的“毛里求斯系列”寻根小说（《寻金者》《隔离》与《革命》）以记忆搭建叙述框架；莫迪亚诺（1945-）因“用记忆的艺术召唤最不可把握的人类命运、揭露占领时期的生命世界”而获得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英年早逝的佩雷克（1936-1982）则善于“通过详细列举具有时代特色的物品来唤起人们的回忆”（吴岳添语）。

然而同是书写记忆，不同于勒克莱齐奥笔下的异域风情、莫迪亚诺叙事的扑朔迷离、佩雷克对文体形式的激进创新，以及普鲁斯特绵绵不绝的脑波荡漾、意识流淌，埃尔诺通过回忆具体人生时刻构成的事件谱系，还原出历史叙事的整体连贯性，别具珍珠项链般细腻清新的女性风格。就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发掘特定时代文化心态的倾向而言，埃尔诺的作品亦颇有些法国年鉴学派的味道——怀念母亲的中篇小说《一个女人》“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什么东西”（《一个女人》）。反思原生家庭下层社会处境的中篇小说《耻辱》既非故事（“因为故事本身就会阐述真理而用不着去探求它”）亦非回忆录，作者“只想满足于把我记忆中的那些画面原版地照搬出来，我是想把那些画面当做材料来剖析，当一次我自己的人种学家。”（《一个女人》）“无人称自传”《悠悠岁月》以“她者”目光凝视自己的人生相册，试图“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悠悠岁月》）。一帧帧照片如风筝一般在岁月中飘荡，起伏交错地述说着个人与家庭，技术与媒介，消费与政治等主题。这与其说是追忆似水年华，不如说是凝视飘风岁月。

对个人与家庭的反思是《悠悠岁月》的切身主题。小工商家庭的出身给埃尔诺带来了跨阶层的社会学视野。在回忆录《回归故里》中，同样出身寒门的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1953-）运用布尔迪厄（1930-2002）的“惯习”（habitus）理论，深切反思了工人阶级惯习所塑造的趣味和品位在其实现阶层跃升的奋斗历程中带来的障碍和耻辱。这种耻辱感对于身为女性且年长埃里蓬十余岁的埃尔诺来说更为深刻。

对技术与媒介的质疑是《悠悠岁月》的现实抵抗。作者感慨“一切事情都以一种前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表面上是出于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对技术驱动的现代社会加速主义的焦虑。媒介思想家基特勒说：“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媒介考古学》）在长达65年（1941-2006）的时间跨度中，回忆的媒介不断更替迭代——从黑白照片到彩照，从胶片和录像带到数码影像——折射出从纸本时代，到电视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的变迁。如今，“鼠标在屏幕上迅速而轻快的点击是时代的节拍。”随之，“她身上改变的最多的东西，是她对时代、对她自己在时代里的处境的感觉。”技术加速似乎印证了“进步是人类的愿景”。新哲学家们在电视上夸夸其谈，而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萨特、波伏瓦却“始终拒绝上电视”；福柯之死登上《世界报》，“她”则在停运的高速火车里读《词与物》。波德里亚担心的“冷酷的数码世界吸收了隐喻和换喻的世界”（《象征交换与死亡》）正在成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悠悠岁月》正是文学对技术媒介垄断记忆的有力抵抗。此外，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是《悠悠岁月》的终极关怀。作者对消费主义的批判不是论证式的，而是依照流年顺序表达所见所感。

罗兰·巴特在《明室》中说，摄影在本质上是一种偶然性、特殊性和奇遇，其真谛在于人和事的“曾经存在”。《悠悠岁月》就是一册充满个人与时代奇遇的人生影集。虽然其“目的在于叙述一种生活、解释自我”，但也唤起了一整代人的集体记忆。一方面，这部用第三人称和过去时态书写的半历史半文学的“无人称自传”诚然是女性的自我凝视，其浪漫的沧桑感、讲究的松弛感和带刺的优雅风度，让人想起尤瑟纳尔、杜拉斯、萨冈甚至芭贝里（《刺猬的优雅》）等一众法国女作家，流露出一派迷人的法国范儿。另一方面，其涉猎广泛、鞭辟入里的现实主义态度又超越了性别范畴，带领读者穿越漫长历史，反观迷失于加速与扩张中的当下世界，提醒我们：如果遗忘过去，就不可能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