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两度致信蔡元培
在上海蔡元培故居，陈列着沈从文为营救胡也频致蔡元培的信，曾经它未被收入《沈从文全集》。然而近年新出版的《沈从文全集·补遗卷》中，却收录了包含此信在内的两封沈从文致蔡元培的信函。信并不长，所含信息却颇为重要，记录下了中国现代文坛中令人难忘的轶事。
沈从文致蔡元培信函
一
第一信，写于1931年1月25日：
孑民先生：
从文今日由申来进谒，适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内许一时间，约谈数分钟，实为大幸。来此为朋友胡也频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将胡君之过去另纸呈览。馀信面陈。专颂
康安
沈从文敬上 廿五
蔡元培，号“孑民”。信中提及的胡也频，是作家，也是后来的“左联”五烈士之一。1931年1月17日，他与林育南、柔石等人一起被捕。
1923年，怀揣梦想的沈从文，由湘西来到北京。求学不成，他开始学习写作，希望用一支笔，给自己打开一片天地。可在京城，居大不易。到了1925年，他四下的投稿，终于有《晨报副刊》《京报·民众文艺》接受，得到刊发。《京报·民众文艺》的编辑之一，就是胡也频。随即，胡也频与另一编辑一起去看望过沈从文。这之后，他们之间，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友谊。用后来沈从文《记胡也频》的话说：“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个朋友给我的友谊，如何鼓励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谊的可贵。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的自信，却给一个回音证明了。（作者按：文章即刻登载）当时的喜悦，使我不能用任何适当言语说得分明，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
很快沈从文也认识了胡的女友丁玲。三人的友谊，之后颇为浓厚密切，且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记胡也频》
二
胡也频被捕时，他与丁玲、沈从文等都在上海。在这里，他们最先是为文学梦，后来胡与丁玲，渐渐参与“左联”活动，沈从文则经胡适介绍，去了武汉大学任教。此时寒假，回到上海。出事当天，胡也频还去找过沈从文，说自己想搬家，却到处借不到钱。房东的儿子死了，他想送一副挽联，叫沈从文构思好，过后去写。出门时，见胡也频衣单，沈从文把自己刚做好的一件海虎绒棉袍让他穿上。下午，沈从文过胡也频处写挽联，胡没回家；晚上过去，胡仍然没有回来。
沈从文回家时已是深夜，这时匆促来了个老头，说自己是看守监狱的，并递上一张胡也频亲笔写的便条：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这“胡先生”即胡适，“蔡先生”即蔡元培。胡也频知道沈从文与胡适熟识，想借助胡的影响力，保释自己。沈从文写作发表作品，此时虽然有些名声，可还不足以影响官方，所以通过胡适，是合适的路子。
胡适其时已辞去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去往北京。此时因为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来到上海。在他的日记里，清楚记述了沈从文找他时的情形：“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日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廿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胡适写记的这些内容，或许有的来自报刊，可多数无疑得自沈从文告知。胡适此时没了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在上海少了影响力，所以“无法援助”。
后来沈从文与丁玲等一起在西门里李达家商量营救办法。最后议定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放人。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此时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他在文化教育界，享有极高声望，这是大家想到找他帮助的重要原因。随后，沈从文一人从上海（信中所言“申”）来到南京，面见蔡元培，引见信，应该是胡适所书。25日这一天，沈从文去见蔡元培，蔡外出，沈从文留下了上文中的这封信。由信可知还留有对胡也频的过往情况介绍。因为没见到蔡元培，这次努力没有结果。后来胡也频再从公安局传出可能被转送龙华监狱的消息，沈从文再次去往南京。这次他见到了蔡元培，还得到蔡元培写给上海市长张群的一纸信函。
三
拿着蔡元培的这封信，沈从文回上海后去找了张群，应该没有见到。可张的一个秘书大约见到蔡元培的信函，还是告诉沈从文，这批犯人“两天前转过龙华司令部了”。再往后，从其他路子想了不少办法，还努力各处筹钱，据沈从文后来文章记载：“丁玲卖了两本书”——应该是卖了两本书的版权吧。后来胡也频陆续通过人传出一些消息，沈从文、丁玲还给了这个送信人不少的酒钱。最后得到的消息，是此人告诉他们方法，可以照规矩去探监。
这次探监也是他们与胡也频的最后一次见面。当天去龙华监狱的过程，后来沈从文在文章中曾详加陈述。那真是无希望又怀着希望，必然而又偶然的经历。等了几乎整整一天，在几乎无指望的无奈间，居然在一个铁条竖立的窗口，看见了铁镣手铐锁着的胡也频。在丁玲的呼喊中，胡也频“把戴着放光铁手铐的双手，很快乐地扬了一下，即刻又消逝到门背后了”。尽管大家抱有无限希望，可不久传来消息，胡也频与一批青年，被秘密枪杀于龙华。
胡也频逝世后，丁玲无法带着孩子生活，不得已，让沈从文以武汉大学教师的身份，掩护陪伴，送孩子到湖南常德丁玲母亲处寄养。这一路，沈从文写给友人的信中有过描述：“到湖南送胡也频孤儿回家去，交给那个外祖母，还设了若干谎，证明人并无危险。路上我们走了二十天，经过杀烧过的长沙，街上全是兵，乡下全是匪……”
这段忙碌，沈从文耽误了返回武汉大学教学的时间，不好再去，只好又回到收入不稳定且有限的写稿生涯中去。为胡也频作出如此努力外，时隔不久，沈从文又为这位友人写了《记胡也频》长文，在上海《时报》连载，作为对友人的诚挚纪念。
《记丁玲》及续集封面
四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寓所被捕。此时在青岛任教的沈从文，得获消息后，立即在平、津报刊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公开表示抗议：“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言辞犀利，矛头直指当局。抗议同时，他又四处写信，给胡适、蔡元培等有影响的人物，设法营救。这次的胡适日记，大约因为一直忙碌开会、讲课，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可给蔡元培的函件得以留存，成为沈从文为营救丁玲努力的重要文字证明：
孑民老先生：
往岁因友人胡也频君事，多费长者之力，虽其人终因莫须有之狱，从此即无下落，然为年轻人主持公道，先生热心处，固不忘也。
今者，青年作家丁玲女士，据闻又被捕去，捕去以后，即无消息，不卜生死，难知吉凶。政府既非法逮捕于前，故捕去以后，亦复俨然若无其事于后，为时稍久，节外生枝，其结果则如往岁胡也频案，以失踪作为结论。
窃意政府此种态度，行于以党治国之今日，实为党治之羞。青年人思想稍激，不满现状，亦复事之常理，政府能善其处置，即可成为一促进社会之动力。今政府对于此种有希望之青年人，惟知秘密逮捕，秘密残杀，一、二青年之牺牲，固属小事，惟从此类政策中所造成之风气，对于国家前途，尚复何望？比年来政府亦尝有所谓文艺政策，惟于二、三庸鄙自喜之徒，则出钱收买之，于稍有希望之作家，则除横施摧残外，无他法，其为计也，宁非至短？
此时所赖，惟国民党中二、三硕德重望如老先生者，能为力张正义，所以救青年，即所以救国家也。老先生于中央方面能不吝一言，俾被捕者可至法庭审判，不致于又如往年胡君之案，造福于青年者多矣。敬叩
健安
沈从文敬启 五月廿八日
由此函件可见，沈从文几度提到胡也频案件，是唯恐丁玲被捕会重复如此遭遇的担心所在。从议论看，他对当局采取这样的手段对付青年非常不满：“实为党治之羞。”他认为青年思想稍微激进，不满现实，属“事之常理”，而政府却“惟知秘密逮捕，秘密残杀……”对蔡元培的请求，他从大处着眼，希望“能为力张正义，所以救青年，即所以救国家也。”作为一个作家，在此残暴行为面前，沈从文愤然挺身而出，以手中之笔，抨击当局，伸张正义，在当时黑暗高压情形下，不仅为友人，更为整个青年群体发声，真正具文人风骨，可钦佩可赞颂。
这封信得到了蔡元培的重视。他应该通过多方打听了此事，随后回复沈从文：
从文先生大鉴：
手书敬悉，丁玲女士事，已为多方营救，尚不知下落。丁女士有否家属？是否寓沪？先生如知之，希便中示及。专复，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六月一日
蔡元培此信能够保存下来，实属意外。他应该不知道沈从文此时在青岛，以为在上海，便将此函寄交上海四马路的新月书店转交沈从文。因“本人不在”，此函退回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最终得以保存在档案中。由回复看来，蔡元培希望与丁玲家属取得联系，以利进一步沟通努力。
沈从文除去写文章报道丁玲被捕情况，致函蔡元培等高层希图援救，还随即写作长文《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连载。由于其中许多字眼触及当局，连载之时，文字便遭到不少删削。结集出版时，又有不少内容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禁止。这篇长文，是早期写记丁玲极为精彩的文字。作者以熟稔的友人身份，对丁玲体格及性情、精神的继承由来，从家族等角度给予揭示；对丁玲的早期写作过程、文章成绩，由一个也是创作者的视角，作出了深入中肯的褒誉评述。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无论对个人还是作品，这仍然是研究、恰当评价丁玲不可缺少的内容。尤其应当强调的是，这篇作品在当时发表，更强烈地显现出其中蕴含的批判意识，反衬出当局抓捕青年作家的不公与残忍。这样的价值，研究者不能不特别注意。
可惜的是，丁玲晚年与沈从文之间有许多的矛盾波折，理由之一，似乎是自己被捕后，沈不积极参与救助。可当年《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数篇的文字存在，即使不计稍后写成的《记丁玲》长文，这一封出自文档中的沈从文《致蔡元培》函件，几乎可以充分表明其当时的愤怒、焦虑心情和积极营救的努力程度。
人与人之间的误会龃龉，其中应该有深层的缘由，但认为沈从文是一个出现危局时不愿援手的怯弱者，笔者深不以为然。这也成了促使笔者写记此文，希望更多人读到这两份函件的重要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