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晚年孙大雨

孙大雨译《黎琊王》，1948年版

昼锦路是沪上南市老城厢里的一条小路，这里曾住过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先生。如今，列入旧区改造的一排老屋已然拆除，只余最后一间。近日，我与孙近仁先生（孙大雨女婿）约定，拜访了他的老伴、孙大雨女儿孙佳始。孙佳始老人年逾八旬，依然眉清目润，一派大家闺秀的气质。

初识志摩

孙大雨（1905—1997）祖籍浙江诸暨，出生于上海黄浦区（原南市老城厢）昼锦路一百三十三号（馆驿西弄内）一幢两层五进的大户人家，父亲孙廷翰，清朝翰林。家里延聘清末秀才做孙大雨塾师，使他五岁开蒙，读了八年四书五经。后进入新式学校青年会中学附小，并以优异成绩直升中学，课余编辑学生刊物《学生呼》。他学业一路优秀，被家人称为“伽弟”（小孩能干上海话称“伽”，读jia音四声）。

谈起父亲，孙佳始口气平缓，却深蕴感情。她是家里的独苗，从小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话题说到孙大雨在清华求学，就谈到了徐志摩。1922年初秋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高等科后，孙大雨参加了“清华文学社”，后编辑《清华周刊·文艺增刊》。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校园文学社团，主要成员有闻一多、梁实秋、顾一樵等，以及被闻一多称为“清华四子”的子潜孙大雨、子沅朱湘、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文学社有小说、戏剧、诗歌三组，而多数成员偏好诗歌，诗歌就成了创作和讨论的主项。后来他们都加入徐志摩为主的新月社，成了“新月四子”。他们同气相求，刚正不阿，可谓性格即命运，人生皆坎坷。

“清华四子”以诗为友，相互砥砺，情谊深笃。朱湘交不出学校伙食费，孙大雨把自己的皮马夹送进当铺予以资助。朱湘离开学校南下谋生，先到上海，却处境困难。时在北京的孙大雨得知后，写信给上海的母亲，让朱湘在昼锦路老宅免费吃住。

1924年春，蔡元培、梁启超邀请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泰翁4月12日到上海，徐志摩、郑振铎等到汇山码头迎接，下午陪同游览龙华古寺。23日到达北京，5月1日晚，开始在清华大礼堂作系列演讲，这是此次请他来中国的主要议程。正在清华高等科读书的孙大雨获悉泰氏入住清华园，即刻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荷花池畔后工字厅泰翁下榻处请求见面。果真受到泰戈尔的热情接待，他们用英语交流着对社会对诗歌的看法，谈兴甚浓。临别，泰翁以孟加拉文和英文，为孙大雨题词留念：“寻求真爱更要追求真理。”也许，在这次与泰翁难忘的见面中，孙大雨也第一次见到了徐志摩。因为，泰翁在中国的所有行程，从上海、杭州、南京、济南，一直到北京，以及6月赴日本，全程都由徐志摩安排并陪同翻译，虽不能说每时每刻都在泰翁身边，但有访客则需照应。徐志摩后来在文中写道，“承清华学校的好意，替他（泰戈尔）安排得又舒服又安闲，他在那边随便与学生们谈论人生问题”，可见有人来访，徐志摩是陪伴左右的。而1949年8月出版的《徐志摩年谱》，作者出于对当时环境的顾虑，回避了相关故实。熟悉徐志摩和孙大雨的女作家凌叔华，也曾撰文说，年谱不提孙大雨是不该有的疏漏。陈从周曾在《记徐志摩》一文中谈及：“毕竟是年谱，因为有关体例，若干事是写不进去，更有许多是他死后的事。”所以，在徐志摩的史料中，很少出现孙大雨的相关信息。

交谊日深

1925年5月，闻一多留学回国，搬进京城新寓后，居处较宽敞。正如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所说：“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这个“新诗人的乐窝”，是徐志摩与孙大雨、朱湘等诗友经常聚会的地方，“清华四子”给徐志摩留有很好印象，1926年4 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创刊，每周一期，徐志摩邀请他们轮留做编辑。自此，孙大雨与徐志摩有了更多交往，遂成莫逆之交。

1925年7月，孙大雨从清华毕业，按规定可先在国内游历一年，再申请赴美留学。他第一站去了长沙，凭吊屈原，以缅怀我国诗歌先祖。第二站去了浙江普陀洛珈山圆通寺，借住在寺庙里，面壁两个多月，伴一盏青灯，冥思苦想，探求新诗的出路，并创建出“音组”理论。他认为，新诗应有自己的韵律，否则成了分行散文，与白话文没多大区别。以后，他写出数万字论文《论音组》和《诗歌的格律》。他说：“我向往诗歌里情致的深邃与浩荡，同格律声腔相济相成的幽微与奇横。”由此，孙大雨第一次以音组结构创作了十四行体新格律诗《爱》，1926年4月10日，徐志摩将此诗刊发在《晨报副刊·诗镌》第二号上，这是徐第一次刊发孙大雨的诗作，给了孙莫大的鼓舞。1928年，徐志摩主编的《新月》第二期及第十期，发表了他的《海上歌》《一支芦笛》。1930年秋，孙大雨留美归来。徐志摩在年底《新月》第三卷第二号发表的《〈诗刊〉出版预告》中说：“四年前我们在北京晨报出过十一期的《诗镌》，我们几个旧友，想多约几个对诗有兴味的新友再来一次集合的工作，出一个不定期的《诗刊》，我们已约定的朋友有朱湘、闻一多、孙大雨、饶孟侃诸位，盼望继续有多多相熟与不相熟的朋友们加入。”1931年1月，《诗刊》创刊，头条刊发孙大雨的《诀绝》《回答》《老话》三首，徐志摩在《诗刊·序语》中写道，“本期稿件的征集是梦家、洵美、志摩的力量居多，编选是大雨、洵美、志摩负责的”，并对孙大雨的诗给予高度评价：“大雨的三首商籁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竟许从此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当年9月，陈梦家编《新月诗选》由新月书店出版，也选用了这三首诗。

孙大雨回国后，得徐志摩介绍，赴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月薪两百大洋，生活待遇相当不错。1931年4月和10月，《诗刊》在第二和第三期上，刊出孙大雨长诗《自己的写照》前三百行，徐志摩在第二期的《前言》中写道：“大雨的《自己的写照》，是他的一首一千行长诗的一部，我们请求他先在本期发表。这三百多行诗我个人认为十年来（这就是说自有新诗以来）最精心结构的诗作……我们热诚的期望他的全诗能早日完成，庶几我们至少有一篇新诗可以时常不汗颜的提到。”徐志摩对孙大雨的如此诗歌评说，还没有出现在第二个新月诗人身上。

其实，孙大雨很早就显露出他的诗才。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在学生时期就读到《时事新报·学灯》上刊出的弥尔顿、雪莱的诗作，对诗歌产生极大兴趣，十五岁写下《海船》一诗，共五节二十行，以守拙为笔名，在1920年5月刊发于《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一期上。1922年8月，他的诗《水》，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同年，《小说月报》刊发他的《滴滴的流泉》，由三十三首小诗组成，明显受到泰戈尔诗风的影响。

在用“音组”理论创作新诗的同时，孙大雨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他认为，莎剧是以五音步格律诗写成的诗剧，汉语翻译也应用音组对应译出。他的莎译，获得了徐志摩的大力推崇和扶持。1931年4月，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第二期上，发表了孙大雨翻译的莎士比亚诗剧《黎琊王》（三幕二景）。此译迟至1948年11 月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册出版。1931年10月《诗刊》第三期上，徐志摩又刊发孙大雨的《罕秣莱德》（三幕四景）。虽然是节选试译，徐志摩仍给予很高评价：“这是我们翻译西洋名著最郑重的一个尝试，有了他的贡献，我们对于翻译莎士比亚的巨大事业，应得辨认出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徐志摩生前最后一次刊发孙大雨的译著，成为绝响。

1933年春，孙大雨应胡适之邀，去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下半年应梁实秋的敦请，去青岛大学任教，并结识了沈从文。1935年良友出版“人间世丛书”，其中有《二十今人志》，刊沈从文写的《孙大雨》一文，文章描写了三十而立的孙大雨：“十分草率的外表，大手，大脚，还在硕长俊伟的躯干上，安置了一个大而宽平松散的脸盘。然而这个毛坯子似的人形，却容纳了一个如何完整的人格，与一个如何纯美坚实的灵魂！”当年11月，沈从文在其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登载被徐志摩赞为“概念阔大，情感深厚，观照严密，笔力雄浑，气魄莽苍”的长诗《自己的写照》后面八十余行。可惜的是，因种种原因，长诗未竟完成，至少有负徐志摩的热切期待了。

作为新月派的重要一员，被苏雪林称为继徐志摩、闻一多之后的新月出色诗人孙大雨，早期没能结集出版诗集，人们缺少了研究他的诗歌文本。我手头有册《中国新诗库·孙大雨卷》，虽薄薄的，却是孙大雨第一种诗歌单行本。诗集由诗人周良沛编选，1990年5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周良沛在《卷首》有万言长文，对孙大雨的一生和诗歌作了评述：“被朱自清称之为‘格律诗派’的新月同仁中，孙大雨那种固执于格律诗观的犟劲，是少有的，可以说，他是很‘新月’的‘新月’诗人了。”就是说，他的诗，早期有新月派的特点，尤其是写《自己的写照》时，已从陶醉于玲珑剔透的盆景中，转而以粗笔浓墨，大刀阔斧地下笔写出世界的大都会，极力从真实上写出诗人对人生探索的赤诚。

永志怀想

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回到上海定居，孙大雨和妻子孙月波与之常相往来。1931年7月16日，徐志摩在给北京胡适信中写道：“说些开胃话吧！昨晚我家大集合，有洵美、小蝶夫妇、朱维基、芳信、孙大雨、高植。”徐志摩1931年8月在上海出版《猛虎集》，将新著题赠给孙大雨，上款称“大雨元帅正之”，而落款则自谦“小先锋志摩”。由此可见，比徐志摩小九岁的孙大雨，在其心中占有何等分量。此书出版仅三个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辞世，成为留给孙大雨的最后礼物。可惜此书在“文革”中被抄走，前些年却现身拍卖市场。孙大雨在1926年赴美留学之前，和1930年归国之后，其间约三年时间，是他与徐志摩交往最多、过从甚密的时刻。就在徐志摩辞世前两个多月的9月14日，徐志摩为孙大雨去北师大任教一事，致胡适的信中说：“还有孙大雨的事，也使我觉得为难，他非得有一个月的薪水到才能走路。无论如何得寄他至少三百元，否则连累他半年失业，我如何过意得去。”之后10月29日，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孙大雨：“大雨家贝当路那块地立即要出卖，他要我们给他想法，他想要五万两，事成我要二厘五的一半，卖否由大雨决定。”孙大雨卖宅地救急，徐志摩乐做中介，可见当年新月诗人间的相互信任。

顷闻徐志摩去世噩耗，孙大雨悲伤不已，写下《招魂》：“你去了，你去了，志摩/一天的浓雾/掩护着你向那边/月明和星子中间/一去不再来的莽莽的长途……/快回来，百万颗灿烂/点着那深蓝/那去处暗得可怕/那儿的冷风太大/一片沉死的静默，你过得惯？……”此诗写于1931年12月2日，写得哀怨凄绝，读来令人悲咽，当月刊于《北平晨报》的副刊“北晨学园”，并选入《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一书。

谈起徐志摩，孙大雨多次对家人和朋友说：“徐志摩为人极好，单纯到近乎天真。”在与别人的通信中，他也会称赞徐志摩：“天真纯朴，很可爱，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他接触中，时常听到他谈起史沫特莱。”念兹在兹，孙大雨不忘徐志摩对他的扶持之恩、诗友之情。

孙佳始还记得，毕业于上海美专的母亲，经常带她去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二号陆小曼家玩。记忆中，陆小曼有点形容枯瘦，也许，徐志摩的离世对她打击甚大，多年后还没有走出这个阴影。

特别要提到的是，徐志摩生前曾对孙大雨有过重托，把他一个棕黄色小皮箱寄存在孙大雨处，里面装有徐志摩的手稿、书信、日记等重要私人资料。如果徐志摩没有第二个皮箱的话，这就是他曾经托凌叔华保管过，被称为“八宝箱”的那个皮箱。徐志摩从北京回上海时，把此箱带回，放在家乡海宁硖石镇。他曾在胡适家中向沈从文谈起过，将来可以参考箱里资料，为徐写传的事。此事另有一说，徐志摩去世后，凌淑华把箱子交给胡适，胡适有交孙大雨处理的想法。也许，当事人记错了还箱的年份。如今，这些已不可考。不管如何，此箱最终交到孙大雨手上，可见徐志摩对孙大雨的信任。徐去世后，孙大雨把箱子小心翼翼地藏在老屋最隐秘处。可是，在十年动乱的抄家中，这个小皮箱被抄去后至今不明下落。孙大雨曾留有抄家物资归还清单手迹，其中有未还的“徐志摩手稿一箱”。孙大雨生前说起此事，痛心至极，深感对不起故友。

1994年8月，台湾春晖影业公司拍摄专题片，专程来沪采访孙大雨先生。九旬老人面对镜头，深情回忆与徐志摩的交往，并朗声背诵了徐志摩的诗作。这是他晚年为数甚少的访谈录，留下了珍贵的声像史料。两年后的1997年1月，新月派最后一位诗人孙大雨在上海谢世。2000年1月，由女儿孙佳始和夫君孙近仁合著的国内第一部孙大雨传记《耿介清正》，列入“亲情思忆·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孙大雨生前曾计划用诗体译出三十七部莎士比亚全部戏剧，包括撰写一部自传，终未能如愿。202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八卷本《孙大雨译文集》，收有《奥赛罗》《麦克白斯》等八部莎剧，雪莱、拜伦等英诗中译，以及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古诗文英译，这凝结着孙大雨一生心血。倘如两位新月好友地下有知，当可感到欣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