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偶然的机会，使我得见文学翻译家赵瑞蕻、杨苡夫妇在不同年代分别写给文学教育家和散文作家吴伯箫的信件，让我知道了1956年吴伯箫代表中国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参加海涅学术会议时，除了出席会议本身，还在一个晚上与正在民主德国任教的赵、杨夫妇见过面。这一方面为吴伯箫访德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旁证，等于使吴伯箫在德国的活动稍稍有了一点拓展，增加了一些色彩。自然，从赵瑞蕻、杨苡这方面说，也差不多有同样的意义，即这些信件的披露也使他们当年任教于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的生活有了更丰富的呈现。

本来，在1956年以及此前的时空背景下，吴伯箫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基本的工作范围在中学语文教育之内，与居住在南京、任教于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的文学翻译家赵瑞蕻、杨苡既没有同乡之谊，也没有共事的经历，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会有什么交集。但天下事有时就是让你意想不到地发生，你可以称奇，却不能不接受。

所以，在我看到这两封信的刹那间，的确十分意外、十分惊讶，心里想：吴伯箫怎么会与赵瑞蕻、杨苡通信呢？

慢慢平静下来，反复读过这两封信，再仔细推敲信中的内容，一些历史背景和线索也就浮出了水面，甚至变得细腻、生动起来了。

赵瑞蕻、杨苡分别写给吴伯箫的信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内容，那就是他们三人在德国莱比锡的会见，但因为两人的信不是同时所写，因而也有一些内容上的不同。

杨苡给吴伯箫的信写于1956年12月15日，也就是见面后不久，全文如下：

（由于时间，没法多写，寒假中再多谈吧！）十二月十五日

敬爱的伯箫先生：

您的信早收到了，书也陆续收到，谢谢您的支援。您对我们的关切已经成了工作中与生活上的无形的鼓励！那天晚上的会见是值得记忆的！

不能说是由于工作忙而迟于写信问候您。您或不能想象自从搬家后我便埋身于家务事中，每天在厨房里花去的时间是惊人的；学校为我们雇一个女工，据说是很好的一个，而且是自动要来的，每天也据说应该工作八小时，然而实际上倒要打个对折，或在这里倒比在国内更像个家庭主妇。甚至买菜也要自己买。这一切必须自己来搞，不然漏洞可大了！

但是搬了家确是好的，生活细节不必那么拘谨（我们自己有一套房间），整个的楼全是苏联家庭，我们这层楼上有两家，我们和在马克思大学教俄罗斯文学的克鲁耶夫教授一家。当然，可以想象到我们成了好朋友。虽然言语不大通，却和一家人一样亲切。我们经常在苏联俱乐部看电影。也一起看了苏联马戏团、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常常在一起散步，孩子们也成了好朋友，因此我们都认为学俄文在目前更为需要了。

小妹小弟身体很好，但由于莱比锡天气太坏，我们的气色都不大好了。小弟小妹已于这星期开始上苏联小学。上迟了，老师特别帮助他们，这样他们也许在半年后还可以说上几句俄文。他们渴想回北京去，小弟说他只喜欢北京和莫斯科！

工作方面是这样的：顺利但不见得算是成功；和“磨洋工”差不多，然而绝非自己愿意如此，我的教学计划完全用不上。上一次课（二课时）只能讲两段，而他们自己备课一半却要花二小时去查字典！《文学课本》是有用的，但也只能选最浅的《牛郎织女》之类，首先他们还不会简体字！

我在试着搞些业余创作与翻译（应该说继续我的翻译工作），确有不少可写的，已与少儿社约定三部。有时还要写诗，我是从一九三六年开始写诗的，然而整风后却“真空”得什么也不敢写了。现在似乎也想“鸣”一下。很喜欢您的《谒列宁墓》的诗，正是我当时心里所想的。敬礼！

杨苡

细读此信，信息量不可谓小，按信中提到的事情顺序，大致包括这么些吧：其一，这是杨苡对吴伯箫来信和不止一次寄书的回复，看得出，吴伯箫从德国回国后与杨苡、赵瑞蕻夫妇有一次完整的通信来往，因为信中提到吴伯箫在德国与他们“那天晚上的会见”，如果是第二次通信，当不会如此说。其二，杨苡为不能写信而致歉意，并解释了不能致信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在莱比锡搬了家，而搬家后杨苡一半的时间都用到了处理家务上，即便校方为他们安排了一个雇工也不行，做饭甚至买菜都要靠自己。其三，搬家后与来自苏联的专家“克鲁耶夫教授一家”为邻，两家人成为好朋友，一块儿看苏联电影、马戏和中国艺术团的演出。

其四，杨苡、赵瑞蕻的一对儿女上了苏联小学，学了俄语，他们似乎不太喜欢莱比锡的天气。其五，杨苡的教学工作进度因为学生的程度而不够高效，其中提及的《文学课本》应该就是吴伯箫从国内寄给他们的图书之一，那正是国内中学语文教育改革背景下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最红火的时候，但从杨苡的信可知德国孩子由于汉语水平所限，只能读其中最浅显的《牛郎织女》一类。其六，杨苡继续做自己的翻译和诗歌写作，翻译已经跟国内的出版社签约了三部，诗歌写作因为“整风”而曾经“不敢写了”，对吴伯箫写于苏联的诗《谒列宁墓》表示称赞，从“正是我当时心里所想的”一句可知杨苡带孩子去德国也是从莫斯科经过而到过列宁墓。

要理解这些信息，就不能不再把相关背景略说一下。

先说杨苡、赵瑞蕻夫妇。1953年，时在南京大学外文系的赵瑞蕻和夫人杨苡受高教部委派到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亚学院任教，赵瑞蕻以客座教授身份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内容，杨苡则担任讲师讲授中国语文。这是当时中德文化协定的系列内容之一，不过赴德国任教的过程，却并不像最初计划的那样顺利，而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为写这篇文章，我也向杨苡信中的“小妹”——当年随父母一同去德国的赵蘅女士了解相关情况。据赵蘅女士说，此事其实颇费周折，开始高教部是通知他们可以一家人去德国，为此家里做了充分准备，还专门到上海置办了行装，把南京的房子什么都做了安排，然后举家到北京，受到高教部一位杨部长的热情款待，讲得也很好。可是没过几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说是孩子不能随行，这让做母亲的杨苡很难接受，因为当时三个孩子都还太小，即使亲友们能帮忙代管也很麻烦，更何况北京的亲戚自己孩子多都照顾不来呢！结果杨苡没答应，赵瑞蕻只好一个人去了莱比锡，杨苡和三个孩子又回到南京，当时高教部的官员还到车站相送。直到1956年，杨苡才带了十一岁的次女赵蘅和七岁的儿子赵苏去了德国，大女儿赵苡则因为升了初中而仍被留在国内。赵瑞蕻一个人在德国时住莱比锡大学“科学之家”的外宾教授招待所，待杨苡和两个孩子到来后全家则被安排到信中提及的公寓楼房中。一年之后，也就是1957年，他们四人才都回到南京。

赵蘅女士还说，父亲一个人在德国的三年中，除了一年一次返国探亲，平时主要通过书信与家人联系。赵蘅给父亲写了三年的信，后来父亲把这些信又还给了她，赵蘅《和我作长夜谈的人》一文写的就是这件事。

杨苡致吴伯箫函末段谈她自己的几句其实颇耐人寻味，特别是“有时还要写诗，我是从一九三六年开始写诗的，然而整风后却‘真空’得什么也不敢写了。现在似乎也想‘鸣’一下”。流露出的杨苡本人以及与杨苡这类人文知识分子近似的创作心态，可谓既真实又微妙。

再说吴伯箫。1956年是德国大诗人海涅逝世一百周年，这年10月8日至13日，在民主德国魏玛市举行了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吴伯箫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派代表中国出席了这次会议，带去了中国送给会议的礼品，并在会议上发言介绍了海涅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其中包括人教社新编初中《文学》课本收入一首海涅名诗《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的事，这当然都是极有意义的。

而吴伯箫与赵瑞蕻、杨苡夫妇就在这样巧合的机会在德国会面了。

赵瑞蕻的信，却是二十多年后的1980年从南京写给北京吴伯箫的，这封信也不短：

伯箫同志：

从北京返宁后，就赶上参加江苏文代会，开了十三天，很热闹，但也颇费时日。我和杨苡早去晚归，有时在那里看电影夜场，回家时已是半夜了。理应早点写封信给你问好道谢，却拖到现在，而你的信倒先来了，真是抱歉，又很高兴！

这次在京参加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座谈会，与你相见畅谈，又承热情招待，欣喜与感激之情，实难笔陈也。看见你身体仍很壮健，精神矍铄，仍在努力为社会主义祖国文教事业工作，至为欣慰。这次在工人体育场，由于水泥地才拖洗过很光滑，你滑倒而竟未损伤，足见体力坚强，正如在十年浩劫中，身体精神都能经得起严峻考验，可喜可佩！我前曾亲见新生产的自行车，为了检验它的质量，一个工人同志把一辆自行车从很高的地方故意摔下来，掷地轰响，而依然如故，未见丝毫毛病。此来给我的印象甚深，而引起我深思。所以，这次小事故而你安然无恙，特别使我感到高兴。你一定长寿，活到百来岁，是毫无问题的。愿我们都能看到祖国“四化”实现，大踏步地跨进2000年的门阶，到那时，你的著作早已春华灿烂了。

承告吕先生近况，谢谢，请便代为问候。

《南大学报》上拙稿，请多指教。这本书搞了多少年，终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帮助，定为本年出书计划，很感激。不过，现在还要作最后一次修订，并增译一两篇小说，争取今年夏全部送去审稿付印，以后当送上一册求正。拙作中提到leipzig（莱比锡）和莱比锡大学教授招待所主任朗太太（Frem Maria Lang）等，也许多少会引起你那年到德国访问、在莱比锡度过的日子的回忆。我记得你看见过那位玛丽亚·朗夫人（我为你介绍过的），是一位很好的典型的德国知识妇女，她的丈夫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她自己也已于一九六〇年冬逝世了。

我在德国工作了四年，曾于课余写了些散文，回国后也写了几篇（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莱比锡的书店》等）。明年如有工夫，想整理修订，编成一书，当先请你过目指正。

如年内有机会南来一游否？请事先示知，当赴车站迎接，陪同畅游金陵名胜，实企望之至！

再谈，祝

健康，长寿！

赵瑞蕻

1980年5月10日

杨苡附笔问候。

适夷先生，毕来与锡金先生便请代问好。

写作时间不同，涉及的背景自然也不一样。这回是赵瑞蕻在北京参加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相关筹备会议而与同时与会的吴伯箫重逢，照信里所写，吴伯箫热情招待了他，还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会议中滑了一跤。搜索相关文献，知道1980年3月底到4月初的几天里，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过一次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筹备会议和撰稿座谈会，赵瑞蕻所说的会议想必就是此会。因为据当事人说，当时“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学者集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盛会”，除了4月在另一场所开的小型组稿会，为了让大家集中精力写论文，这一年就再没有开别的有关鲁迅的会。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鲁迅一百周年诞辰时，才在北京正式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纪念大会。

信中谈及将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译著的时候，也提到了他们1956年在莱比锡见面的事！因在赵瑞蕻看来，他在文章中写到的莱比锡大学教授招待所主任朗太太或玛丽亚·朗夫人，吴伯箫应该也会有印象，故而才有“也许多少会引起你那年到德国访问、在莱比锡度过的日子的回忆”之语。这句话也同样证实了那年吴伯箫参加海涅学术讨论会，不止到了魏玛，也到了莱比锡，很可能就住在莱比锡大学的教授招待所里。

赵瑞蕻信里说到的事情也还有一些，如开头写他回南京后与夫人杨苡参加十几天的省文代会和看电影，又在信末说到他要整理出版有关在德国四年生活的著作。但该书后来似乎未能编成，仅在《离乱弦歌忆旧游》这部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包括《莱比锡的书店》在内的数篇有关德国的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中零散的片段。这也是令人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

在缺乏完整回忆文章的情况下，仅凭杨苡、赵瑞蕻两封信自然不好对他们一家在德国生活的详情以及与吴伯箫的相见有更多了解，但有两封信又总比没有的好。吴伯箫1982年去世后，赵瑞蕻曾在致吴氏后人的信中说，他1936年在青岛山东大学读书时就读过吴伯箫的作品，知道吴伯箫的文名，但直到1956年才在德国认识了吴伯箫，1957年后他和吴伯箫有几次通信，可惜皆遗失于十年内乱中了，内乱结束后又有通信，并答应找到后寄给吴家。现在我看到的这两封信，一封写于1957年，一封写于1980年，跟赵瑞蕻所说原先的信皆毁于内乱之年并不吻合，却也更见出这两封信的珍贵。

赵瑞蕻还在致吴氏后人的信中谈到吴伯箫签名盖章赠送给他们的个人著作，以为都是极好的纪念，还建议将吴伯箫的手稿以及写给朋友、读者的信件捐赠给巴金发起建立的现代文学馆妥为永远保存……

一个或许还有可能实现的希望是：吴伯箫写给赵瑞蕻、杨苡夫妇的那些信以及寄给他们的书，还能找得到、看得见！

写至此，吴伯箫与赵瑞蕻、杨苡的一段交谊大致交代清楚，但也似乎还有不足，那就是：既然赵瑞蕻、杨苡夫妇与吴伯箫那次在德国见面前并不认识，为什么却又在那样一个异国他乡的偶然机会认识了呢？是赵瑞蕻也去魏玛参加了海涅学术会议，还是吴伯箫除了开会同时负有顺便看望教育部外派专家的特别使命？或者赵瑞蕻、杨苡夫妇视吴伯箫为祖国来的亲人而到宾馆看望？不然，如何理解吴伯箫从魏玛又去了莱比锡，且在莱比锡大学与本不相识的赵瑞蕻、杨苡夫妇见面一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