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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英汉大词典》经年编纂，终于面世。此书的主编人员为复旦大学外文系葛传椝、陆谷孙诸君。陆谷孙寄赠《英汉大词典》（上册）请钱锺书先生题签，钱先生给予揄扬：甚佩精详。这是对编者的认可，属于陆先生，也属于葛先生诸君。

葛传椝、钱锺书两位先生可谓学林旧雨。钱学专家范旭仑先生有文提及1946年《英文月刊》刊有钱先生的两篇轶文，只是两篇钱文未曾引起他人注意。笔者幸存多期《英文月刊》，发现钱锺书与葛传椝，大师互补论小注的趣事。

1946年3月《英文月刊》（第11期）首次刊出钱锺书的《书报介绍》。此篇论述了Henry Huizinga注解的英文书籍The Best English Essays（Vol.2Modern Authors）。HenryHuizinga（1873—1946），美国人，中文名何善杰，1907年获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早年服务于印度教育部门，1917年携妻来华，成为沪江大学教授，长年从事英文教学工作。他为中国学生编有多册英文读本，譬如《中国学生用现代短篇故事集》《世界短篇故事精华》等。The Best English Es⁃says即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英文论说文选》。此书分为上、下两册，分别选自古典文学大师及近代作家的文章。钱先生清楚何善杰“曾辑英文用书多种”，特选此书举隅，源自此书较有影响，书中注解“故有矫正的必要”，以便日后重印更正。此书于1935年1月初版，笔者存本（下册）为1935年3月再版。钱先生关注的下册，已是1941年7版。流行颇广，版次可证。

对于《英文论说文选》（下册）的选文，钱先生提出问题：像E.M.Fosdick等作品是否可与Conrad，Santayana，Lynd的作品并列？ 而且还占去30篇中的好几篇。Conrad即约瑟夫·康拉德（1857一1924），英国作家；Santayana即乔治·桑塔耶拿（1863—1952），西班牙哲学家、文学家；Lynd即罗伯特·林德(1879—1949)，英国散文家。E.M.Fosdick当为钱先生及编者的笔误，应 是 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即美国作家、神学家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H.E.Fos⁃dick）。钱先生还述及是否应该注解的问题：像“De Senectute”多注，像“resemblance”少注。

除去上述选文、选注的争议，注释是否准确的问题，更令钱先生感兴趣。他前后选出10余处注解，进行讨论。其中引起葛传椝关注的有几下几处。

1.Tothe manner born 出自美国散文家阿格尼丝·瑞普利的作品《女人登基》。何善杰对此注为：idiomaticexpression to denote having a life—long acquaintance with certain customs，即为习语——标志：天生熟知当地风俗。钱先生对此，提出异议：To the manner born属于“Proverbial phrase”。“idiomatic expression”通常译作成语、习语，“Proverbial phrase”通常译作谚语。钱先生认为此处不是习语，而是成语（Proverbial phrase）。西人的谚语，中国的成语，都是源自故事。因为钱先生清楚，此处的成语典故，源自《哈姆雷特》（第一幕）：ThoughI am native here and to the manner born，因此可以解读为denote having a native’s knowledge of local customs，即拥有当地人关于风俗的知识。《女人登基》中写的是泰戈尔。他是印度诗人，不会天生了解西方的风俗，因此钱锺书言之有理。

2.Unsympathetic还来自《女人登基》。何氏注解：如同男人的态度是 disagreeing with （不赞同的）。钱先生认为至少应该注解为：disagreeable（令人不悦的）。阿格尼丝·瑞普利精通法文。钱先生还推论，此处正是解读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的观念，所以瑞普利无意中将英文sympathetic用成法文sympathique，这属于Gallicism（法语风格词汇）。sympathique不仅有“同情、愉悦”的意思，而且常指“激发人同情、愉悦”。因此，钱先生解释，disagreeable才是对sympathique的正确注解，符合瑞普利的初衷，也婉转地点出何氏未能吃透原文，才有误解。

3.Anti—type取自英国散文家、诗人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的《散文家的艺术》。原注解读为：simi⁃lar to a type or pattern.（类似于一种类型或模式）。何氏还强调此处前缀anti不是“相反”的意思。钱先生认为“类似”“类型”用词都不精确，当是：correspond to a literary genre （对应的文学类型）。

4.Between devil and baker仍然出自《散文家的艺术》。何善杰只是注解：good and evil（善与恶），又坦言未能记起任何关于baker的典故。原文是拔河比赛between devil and baker，原注显然不通。钱先生指出《简明牛津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中便有解释：baker意为pull devil，pullbaker（各显神通）。由此，原文容易理解了。

钱锺书的《书报介绍》刊出后，上述诸点引起葛传椝共鸣。葛先生写下《杂谈用英文注释英文》，刊于是年6月第14期《英文月刊》。他论述中国流行的英文注本书籍，著者多是外国学者。他们体会不到中国学生的苦衷，因此鼓励更多中国学人前来注释外文著作。注者往往是无名英雄，需要奉献精神。不像吕叔湘诸君，常有注释文章刊于《英文月刊》。知名学者钱锺书先生初于《英文月刊》刊文，便是举例解读英文注释，葛传椝给予行为与学问的赞许。

葛传椝对于钱先生提出的选文问题，及上述后三点关于词性的替代问题完全认可。不过，他对钱先生也有提醒：1.注释未必是相当语（equivalent），何善杰对to the manner born的注解就不是相当语。如需追求相当语，那要处处相当：像钱先生注解的“disagreeable”（令人不悦的），不可写为“disagreeable to”（对人发脾气的）；解读dis⁃agreeable，也应用相当的否定形式unsympathetic，而不是钱先生原文例举的sympathetic。2.释文越简单越好，便于学生的理解。钱先生学贯中西，文言文、英法诸语、白话文，无不精通。他的注释，就像他的文章，用词精益求精，充满学术化，别人读来，往往很难理解。葛先生举出gallicism和genre（特指文学、艺术等类型）两个释文中的专业词汇为例，会导致释文再注的现象。素来严谨的葛先生，还幽默地提及英文儿歌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杰克造房》，其中语句多有重复）的典故，吐槽反复注解的现象。

对于葛先生的看法，钱锺书于《关于散文〈烤猪说〉补注二则》给予回应：我对于本刊第14期葛传椝先生论普通英文教本注释各节，甚为赞同。所谓“注释各节”，肯定包括上述的“善意提醒”——钱先生谦虚地接受葛传椝的看法。作为回应，及注解的继续讨论，《关于散文〈烤猪说〉补注二则》仍然写给《英文月刊》，刊于1946年8月第16期。

《烤猪说》是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的作品。钱先生很欣赏兰姆，在《关于散文〈烤猪说〉补注二则》中，点评甚细：兰姆读书的数量，只比诗人华茨华斯（Word⁃sworth）多些，但远远不及诗人柯立治（Coleridge）、诗人塞昔（Southey）。兰姆谈不上博览群书，但是他的散文充满书卷气，符合英国文艺评论家裴德（Pater）推崇的文笔条件：学者写作显学问。钱锺书创作散文，亦是如此。因此他读兰姆的作品，很是亲切。又因书卷气浓郁，钱先生觉得应当加注。

至于选择《烤猪说》的缘由：钱先生坦言此篇是流行于中国教科书中的“绝世奇文”。“奇文”是钱先生思考的主观论述，“流行”是钱先生经历的客观史实。查阅《叶公超传》等书，西南联大大一英文教材选用的是清华编辑的《英文读本》，不乏英美作家谈论中国的文章，其中就有《烤猪说》。清华是钱先生的母校，西南联大是钱先生的任职学校。他在联大时，讲解过《烤猪说》。多年后，许渊冲还回忆说，兰姆是英国的幽默大家，钱先生解读《烤猪说》，也不失时机地幽默了一下兰姆。《烤猪说》里说为了吃上烤肉，将野猪藏身的树木全部烧掉，可谓小题大做。钱先生“以牙还牙”，笑道：把吃烤肉的故事做成论文，不也是小题大做？

数年后，钱先生又为《烤猪说》中的几则注解，写成佳作，何尝不是一种“小题大做”。不过他的“小题大做”，很有价值，又招来葛先生的探讨。尤其是“Cho—fang”一词，原书没有注解。依据读音及中文简称的规则，钱锺书注解：“Cho—fang”意为“厨房放假”的简称“厨放”。葛先生读后，撰写了《兰姆〈烤猪说〉里的“Cho—fang”的另一解释》，刊于1946年10月第18期《英文月刊》。他认为“厨放”一说很近情理，赞誉：

像本志第16期里钱锺书先生所做的补注，很有价值；倘若有人肯把我国人读英文者常用的几篇文都这样细注起来，是很有帮助的。

在肯定钱先生作注有意的同时，葛传椝还罗列分析他人对“Cho—fang”的解读。他认为刘云舫（译有《工业进化论》）先生译作“蜡宾”（祭祀工作人员），更近情理，可与文章融汇贯通。葛先生还注意到陈福田先生的解读。陈先生编辑的《大学一年级英文教本》（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年2月初印，西南联大用书），对于“Cho—fang”未作解释，但认为Mundane Mutationgs是《易经》，与“蜡宾”呼应。钱先生对于《兰姆〈烤猪说〉里的“Cho—fang”的另一解释》未有回应。前后刊出4篇文章，葛传椝、钱锺书两人关于英文注解的互动，由此结束。

至于刊出两人作品的《英文月刊》（开明书店发行）也值得一说。1946年，此刊的编辑共有四位：金仲华、顾均正、张沛霖、覃必陶。其中金仲华、顾均正、覃必陶三位，和钱先生似乎不太熟识。剩余的那位张沛霖（1906—1960），江苏如皋人。清末民国时期，教育家、实业家沙元炳（光绪年间进士）携手张藩（张沛霖父亲）、张謇（南通状元），发展教育，创办如皋师范学堂、如皋中学。如皋涌现出大量优秀学子，其中张沛霖、杨同芳，成为优秀的英文专家。

张沛霖是资深的英文编辑。2010年11月24日《中华读书报》（第14版）曾刊出《从一张照片想到张沛霖》。此文述及张沛霖毕业于南通纺织大学，受到林语堂先生赏识，才进入开明书店工作。20世纪30年代，张沛霖入职开明后，深获林语堂激赏。林先生的英文教学著作，都交由张先生翻译。张先生又和叶圣陶、贾祖璋诸君，结为好友。（详见笔者《开明编辑张沛霖其人其著》）

林语堂、钱锺书都是杰出的英文人才。钱氏又素来看重编辑资质。论英文水准，张沛霖赢得林先生的信任，也会赢得钱先生的认同。钱学专家范旭仑先生于《海上文酒之集》提及钱锺书与张沛霖相识于1941年11月1日。据《王伯祥日记》记载，当晚，开明书店在万利酒馆宴请陈麟瑞、钱锺书等人，王伯祥、张沛霖作为东道主出席，五年后，张沛霖刊用钱锺书的两篇作品。

笔者还有些相关佐证。1.《英文月刊》的编辑署名时为4名，张沛霖是其中的主要负责人。抗战时期，张沛霖躲避上海兵燹，返乡蛰居。不过，开明书店没有忘记他的才能。1945年4月30日，贾祖璋先生致信章士敏（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之子），探讨出版诸事，第一件便提及：英文杂志，未审有否具体之计划。最好能犹如张沛霖先生等人，主持一切。9月，《英文月刊》创刊。张沛霖作为负责人，找到覃必陶，请他加入编辑队伍。（见《有一位学者型的编辑家——覃必陶》）。从《英文月刊》创刊到停刊，张沛霖有始有终，主持编辑工作。2.钱锺书、张沛霖，1941年相识之前，也许早已互知。张沛霖亲近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常有作品见诸《论语》《人世间》。他于第20期、第25期《人世间》发表《上海的外人》等作品。几乎同一时期，钱锺书先生在《人世间》第19期、第29期，发表《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马克思传〉》及《不够知己》的书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葛传椝在《英文月刊》上互动论注期间，第17期《英文月刊》刊出了张沛霖应叶圣陶先生之邀英译的《八年抗战木刻选集·序》。叶圣陶先生是钱先生非常熟悉的。两篇论述英文注解的文章，是不是钱先生直接交给张沛霖，或者通过叶圣陶等转交给张沛霖呢？ 这一细节，已难考证。不过非常幸运，经由张沛霖先生认真编校，钱锺书与葛传椝两位大师，互补论小注的精彩佳作，见诸刊物，给后人不少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