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长书 | 《河山传》：多重主体的共生、博弈与杂糅
2024年，中国作家网特别开设“短长书”专栏，邀请读者以书信体的方式对话文学新作。“短长书”愿从作品本身出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愿从对话中触及当下的文学症候，既可寻美、也可求疵。纸短情长，我们希望以此形式就文学现场做出细读，以具体可感的真诚探讨文学的真问题。
数十年来，贾平凹笔耕不辍，《河山传》是他的第20部长篇小说。在这部长篇里，贾平凹如何处理和拆解当下的现实，又如何整合一地鸡毛的时间碎片，达成对切近历史的反思与文学重塑？“短长书”第7期，批评家张鹏禹、赵依共同对话《河山传》的叙事腔调、变格与仍在的天地世情，看贾平凹笔下的人物如何生活、如何思想。
——栏目主持人：陈泽宇
本期讨论
《河山传》，贾平凹 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入选作品。
《河山传》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2020年，交织记述了洗河等农村青年到西安奋斗的历程，和罗山等企业家事业起落的经历。
洗河从秦岭下的农村到西安谋生，结识企业家罗山，成为罗山手下。罗山与同是企业家的好友兰久奎一起在秦岭脚下建别墅三栋，派洗河去做保安……
别墅是他们忙碌工作之外的栖息之地，也是官商勾结、藏污纳垢之所，一时底层人士、商界精英、政治掮客、高级官员纷纷登场……
贾平凹以两个代表群体的命运来书写国家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生动描绘出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
作者简介
贾平凹，陕西省作协主席。代表作品有《秦岭记》《暂坐》《秦腔》《废都》《浮躁》《山本》《古炉》《老生》《高兴》《带灯》《极花》《高老庄》《怀念狼》《白夜》等。作品曾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和施耐庵文学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冰心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老舍文学奖、当代文学奖等五十余次。其中，《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秦腔》获香港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其个人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金棕榈骑士勋章。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捷克语、俄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等四十余种语言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戏剧、绘本等多种艺术形式。
短长书
张鹏禹，编辑、记者，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在《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长江文艺》《作家》《长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访谈约40万字。曾获丁玲文学奖·新锐奖。
赵依：
你好！
去年你在《中国作家》组织了一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约我写一篇评论，谈谈对年龄相仿的几位小说家新作的观感。我将题为《迷人的不确定性》的稿子交给你时，你谈到了“同代人”批评的必要性。我深以为然。在我看来，“同代”不仅指创作者和评论者之间，更暗含了同代批评者之间的相互切磋。毕竟，不同个体面向时代文学境况时形成的众声喧哗，只有在不断碰撞和震动中，才能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相对和谐的奏鸣曲，进而形塑我们时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态度。这其中，同代人因为年龄心智、成长背景、生活经验的接近，更容易打破不可通约性、产生共鸣。因此我早就萌生了和你一同围绕某部作品进行交流的愿望。
但我想和你探讨的这部作品，不是同代人写的。它的作者和我们相隔一代人，他是贾平凹。选择这样一个如雷贯耳的作家，不是想以子一代的目光审视我们的文学前辈，而是想观察作为一位创作生涯超过半个世纪、斩获无数文学奖项并曾引发巨大争议的“老作家”，如何处理和拆解当下的现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几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如《暂坐》）采取了一种与当下无限贴近的策略。如作家自己所说，“我写不了过去和未来”。不过，现时中包藏着过去，也昭示着未来，三者很难界限分明地进行切割，因此他的新作《河山传》还是将时间起点定格在1978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年份。小说中，作家延续了以往的现实关切，将40多年的人世变迁浓缩在两个主要人物身上——民营企业家罗山、农民工洗河。他们的名字各取一字，组成了小说的名字。贾平凹借鉴史传传统，以“传”为作品命名，可谓意味深长。要知道，在古代，能有“传”的都是帝王将相之类有头有脸的人物，而小说中的两位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够格。然而，作家还是这么写了，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群体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基础的那个底座。
《河山传》与鲁敏的《金色河流》、张楚的《云落》、格非的《登春台》、杜阳林的《立秋》等诸多作品一道，将商人群体作为小说的主角进行呈现，这种类似于“共名”的写作共识不能单纯用作家的集体无意识来解释，其背后更有对改革开放40余年历史的叙事冲动。如何整合一地鸡毛的时间碎片，达成对切近历史的反思与文学重塑，是作家的主体性所在，也是其难以推卸和回避的责任。这给我们带来了观照作品的两重视角——政商视角与城乡视角。写商不能不写官，作品中，罗山用金钱盘活了各种社会资源，在政策法规尚不健全的野蛮生长期成为一个时代英雄。但他又不得不服从官商之间的暗逻辑和潜规则，用金钱、字画、酒肉填补贪官污吏的永不餍足，以换取自己事业的飞黄腾达。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与道德评判保持了适当距离，转而专注于呈现现实本身的复杂性，揭开遮挡在普通人面前的厚重帷幕，让读者看到了所谓“上层社会”的褶皱和纹理。小说的描述性色彩远胜于解释性和评价性，正是作家不妄作评判的态度，揭示了某种社会运行的深刻逻辑。透视罗山和一众官员的关系，很难说是商对官的围猎或官对商主动的权力寻租，更不可能简单地用法规道德的缺失来解说，其中暴露的是传统向现代嬗变的社会转型期独有的一系列系统性矛盾和问题。作家在这里写出了一种现实的整体性，里面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富了就要贵”“万事讲风水”等传统思想的因袭，也有“金钱万能”“结果导向”“暗箱操作”等商业逻辑的侵蚀。落实到具体的空间或处所，这种整体性突出体现在罗山和生意伙伴兰久奎修建的双鼓坳别墅上。别墅是罗山供养父亲的孝亲之所，是自己享乐的山野乐园，是拉拢秘书长的行贿之物，是招待官员的夜宴行宫，是周边村民艳羡的“花房子”，也是部分村民打工的饭碗和洗河夫妇生活的家。它是城市对乡村的侵犯和掠夺，是乡土大地上长出的一颗赘疣。令人讶异的是，其兴建还大讲风水和传统民居美学之道，甚至文丑良都应邀写了一篇赋，真正是类似于包法利的复合帽一样的不伦不类之物。多重元素、多方力量、多重主体的共生、博弈、杂糅，对简化现实的警惕性，对二元对立的拒斥，成就了《河山传》的思想深度。
从城乡视角看，《河山传》用洗河及其乡亲在大城市西安的具体命运与乡村知识分子文丑良的理性思考，探讨乡村不足以供养农民的社会现实下，出走者如何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生活，嵌入变动不居的城市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小月前本》《浮躁》等作品开始，贾平凹便非常关注农村大地发生的震荡和变革，到了《河山传》，他又化身为乡村教师文丑良，表达了自己对农民工问题的思考。文丑良第一次发表议论是1994年，在村子里对村民们说的，他表达了对“农耕文明将急剧衰微”的担忧，指出农村真正摆脱贫困“至少得牺牲两代三代农民的利益”。到了2006年，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新一代农民工的现状思考》，用10位崖底村青年在城市的故事，表达了对新一代农民工无法立足城市的担忧。尤其是欲望的增长与本领的匮乏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让这些离乡的年轻人留不下又回不去。而到了2017年，文丑良有关农民工的新文章被呈红运营的微信号刊布后，被疯狂转发炒作，甚至作者本人也遭遇人肉和网暴，而始作俑者呈红却觉得“流量至上”，能变现就是好事。这样的互联网传播生态，让文丑良的严肃议题吃了瘪，最终导向一场网络闹剧和狂欢。文丑良在不同年代对几代农民工出路的拷问，不仅始终没有答案，甚至这种拷问本身都陷入无物之阵，不能不说从反面折射出人文精神消解的事实。另一方面，借人物之口的直接议论，只是《河山传》篇幅极小的一部分，小说更主要的是用洗河的命运与遭际、行动与情感写出了另类的农民工形象。洗河脚长六趾，在村里是个晃来晃去、游手好闲的游民形象。好不容易得到一份护林员工作，他转手外包给万林，自己赚差价。在林子着火后，他畏罪逃向西安，上演了一幕城市历险记。当听说罗山是西安的大老板，他拉起一个横幅，写着“到了西安，就找罗山”，没想到真的被前者收入麾下，成了一个“帮闲”。通过扶尸过线、反向敲诈、献苦肉计几件事帮罗山解决了麻烦，赚取了官商交易砝码，他一步步取得老板信任，成为董事长助理。洗河的另类之处在于，与一般遭遇肉体和精神创伤的农民工不同，他是幸运儿和成功者，这个人物身上有农民狡黠、取巧、投机的一面，而这天性里固有的品质正与弱肉强食的城市江湖相投合。因此，在苦苦挣扎、黯然返乡、勤劳致富三种农民工典型外，洗河走出了另一条出路，成为一个非典型的“典型”。之所以说非典型，因为这个传奇难以复制。洗河之路具有极大偶然性，他对“明主”罗山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他得到的所有，甚至妻子，都与后者脱不开关系。罗山对洗河几次“致命”错误的容忍，对他的信任和没来由的照护，更像是一种天赐。这也正是现实的可悲之处，作家好不容易给洗河们一条看起来光鲜亮丽些的出路，这条路却是瞎猫撞见死耗子偶然得到的。当然，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我想我们也不必纠结于洗河的成功是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更应该挖掘二人相处的模式及小说中的城乡权力关系。
已经说得不少，但感觉对《河山传》还远远没有说透。比如小说的人物关系，对洗河而言，罗山是老板，是恩主，还是伯乐？或者这几种关系兼而有之？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多，呈红和青梅恰能形成一种对照，哪个更有光彩？我想，赵依你作为一位女性评论者，一定有许多与我不同的看法，剩下的许多问题就洗耳恭听你的高见！
静候佳音！
张鹏禹
2024年5月16日
赵依，青年评论家、副编审。1989年11月生于四川成都。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理论评论，兼及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著有评论集《物色：文学的维度与标识》等。文学评论获“长征文艺奖”、首届“凤凰书评奖”、首届“川观文学奖”、北京市文联“优秀评论著作奖”等；小说作品入选《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新时代好小说》等多个选本，获“华语青年作家奖”“最受读者喜爱小说奖”等。
鹏禹：
谢谢你的信任。在我看来，《河山传》这部作品并不好把握，你谈得很好。
就我的理解，《河山传》在贾平凹的写作谱系中算是特别的一例，此外，不知你是否察觉，近来大家都在探讨文学的“当代性”，许多我们敬佩的作家还特别地由此潜心于对“当下性”展开思考和致意，这首先是一种冒险，其次呈示了意欲从迷雾中突围的普遍情感。当作家们纷纷尝试从总体上把握和处理现实，在美学风格上进行有意开掘，我们便从诸多长篇新作中发现“风景”的嬗变，这更多构成一种新的景观，对应情感与精神结构的转向。显然，《河山传》就在做这样的尝试。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从一大批新作中归纳出两种基本的答题路径，一种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另一种则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回归。
从《河山传》的文本形态和艺术形式来分析，“前言”和“后记”构成史笔文心，比叙事立场更为正统、深邃和复杂；正文则贵在直录，如其所是地呈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二〇二〇年间的切近历史，特别是九十年代至新世纪之初经济的野蛮生长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透过洗河、罗山的故事及其外围，贾平凹勾勒了商人、官员、两代农民工等人物群像及其命运，展示了特定阶段的中国世情，其本身可谓是一个写不尽的题材，即便作家对自我写作区块早有确认，依然感到一种“无法把握”——“我写《河山传》，是《河山传》写我”？在来信中你提到史传传统，我本科和硕士在人大国学院求学，受元典阅读的训练和洗礼，当我看到《河山传》后记里这句话，便想到了那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单来说，古人有一定的哲学和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经学，但经学思想的建构却是以诠释为方法，通过与经典的不断对话，形成注、疏、正义、传、笺等庞大的阐释体系，经世致用，朱熹、王夫之、戴震等莫不如是。具体到《河山传》，想必也是深谙文史之辩与微言大义。于是，小说以洗河为视角，在泥沙俱下的“闲谝”中结构故事，很多人物形象活在说话体中，一笔带过，成为时代的注脚。
《河山传》在新一代农民（洗河）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中推进，透过洗河的观察和生活视角，发散地反复地多角度地表达具体事件的部分真实，片断和细节横斜逸出，以外围（群像）来写核心（主人公）的策略，构成叙事风格上的众声喧哗与浑然一体。你在来信中提及人物关系，考量罗山究竟是洗河的老板、恩主还是伯乐。的确，洗河偶然捡到罗山的名片，便决心悬挂一幅白布书法来寻他，很快地，洗河果真巧遇了罗山，进而深受罗山信赖，见证一幕幕暧昧的内幕。大概是洗河同罗山一样出身农民，也或许是洗河具有处理乡土社会式的难解琐事的独特智慧，也可能是洗河骨子里的仁义——我们从洗河对几只“我来”的惦念就能感受到，总之，洗河在罗山这里无疑是受偏爱的，即使犯错也能得到破例的庇护，等到罗山意外离世，洗河的女儿鸽子嫁给罗山之子罗洋，罗山的财产归了洗河——如此好运，可谓天赐，可谓爽文！洗河是一个反传奇的传奇，农民出身的他再普通不过，进城以后却如此顺遂，种种巧合和偏爱，是否伤害人物和小说的真实，我想我们需要结合故事结尾来探究。
读罢《河山传》，我想读者一定会留下关于一类细节的印象，那就是送钱，为各种事、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向各种人送钱，“人走在后头，钱走在前头”成为罗山成功的底层逻辑，暗合规则尚未健全时期的短暂难局，承接当下反腐的必要所在。罗山也是农民出身，是我们俗称的暴发户、土老板，暴发户、土老板身上那种不太体面和粗鄙的习气，多半来自早年生活经验的创伤，是致富后畸形的心理补偿和对贫穷的暴力反弹。罗山的成功也与这种习气相通，野蛮跋扈且无规则，有其原罪。有罪则有罚，罗山无意义的突然死亡宛如骤降的神罚，财富从他大半生流过，终又流向洗河，实际上是一种财富的归还，城市的财富再次返还给了农民。这与“烧纸”的倒挂现象同构：洗河多年后返乡，把五万五千元全部买了香、烛、烧纸和阴币去父母坟前烧了，等到罗山去世，洗河想给他多烧纸，却被阻止，“城里不兴这个”，于是，生前是城里人有钱，死后在另一个世界，农村人倒都是富豪。从而，通过结尾的隐喻来理解洗河的天赐好运便顺理成章了。这种隐喻并不突兀，《河山传》中不单有对风水的笃信和种种预感、预兆的应验，还有不时发生的地震、陨石等自然之偶然，洗河的六趾和貌丑，以及过目不忘和打弹弓的本领等，从一开始就赋予了他非同一般的身份，既是主角光环也是异禀的威能，借以抒写作家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情感认同。
《河山传》里，洗河和梅青都具有一种自尊的精神状态，等到他们的女儿鸽子长起来，这第三代人已经完全摆脱了农民身份，不仅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再到国外的位移，还成为城市财富实实在在的主人，既是作家的某种心理期待，也遵循着大时代统筹一体的发展要求，如同“花房子”的修建和易主，是对乡土日常和人伦情常的双重回归。
你也提到，小说中还有不少值得注意的人物形象，在来信中你已经归纳得很全面，比如被洗河越位行使权力而调至城市的文丑良，实际上承担着社会的良心；比如梅青与呈红，一个是有道德的勤劳自尊的农村女性，一个是通过攀援积累财富的捞女，红肥绿瘦绿肥红瘦，两相映衬，写下时代洪流中女性对自我的把握；还有那些公司中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忽然出场，忽然淡出，推动罗山生意做大做强，经过时代滚滚车轮，脱胎为小说的典型环境……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小说对舆论场域和新媒介话语的借用，前言以网络流言起笔，讲述《河山传》的主体故事，洗河不愿成为舆论的主角，舆论却赋予他戏剧性，成为被嫉妒和被谈论的对象，呈红称其为“天意”，算是开释流量密码的不可捉摸——这显然也值得我们在当下警惕。
拉拉杂杂说了些想法，很久没写信，遑论用通信的方式聊文学或某部作品，也算应了《河山传》向传统回溯的文体特征。
有机会再聊。
祝好心情写好文章，过好生活和好人生。
赵依
2024年6月30日北京电闪雷鸣中
“短长书”专栏往期：
第4期 | 《沿途》：在新旧交替中踏浪而行，与时代交汇的心灵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