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跨文体写作与老舍戏剧的独特性(10)

　　除了以上三篇直接由他的小说改写而成外，小说创作更是为他的戏剧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来源(小说的情节、人物、时代面影等进入他的戏剧创作中)。以《茶馆》为例，《茶馆》中写了裕泰茶馆的关闭、改良的失败和旧有美德的沦丧。在此之前与此情节相仿佛的小说就有：《新韩穆烈德》中写了田记兴隆号的倒闭，《老字号》中写了“三合祥”的垮台，《牛天赐传》中写了牛老者经营的失败，可以说一脉相承。《茶馆》第三幕中写了明师傅、邹福远和卫福喜三人的生活遭遇。明师傅原是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现在去蒸窝窝头，邹福远和卫福喜一个是说评书的，一个是唱戏的，但都叫流行歌曲给顶垮了。戏剧通过三人写了传统技艺在时代面前的无奈和尴尬，这跟《断魂枪》、《老字号》的情节构思也极为接近——《断魂枪》中的沙子龙就是生活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阶段，他曾经是江湖上叱诧风云的“神枪沙”，却因为火车、快枪的出现而不得不改行做客栈的老板，小说写他在新时代面前所遭遇的“断魂”般的失落感。《老字号》也写了“三合祥”老一套的经营方式最终抵不过以新的经营方式管理的“天成号“商店的竞争，最终倒闭的无奈事实。最为称奇的是，《茶馆》第二幕写两个兵丁合娶一个媳妇的故事更是与他的短篇小说《也是三角》惊人相似。短篇小说《也是三角》就是叙述两个“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用遣散费合娶一个老婆的故事，其中有的情节场面与戏剧几乎完全相同。同样，在《龙须沟》中，丁四是祥子一类的人物，刘巡长则和《我这一辈子》中的巡警相似，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原型，而且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定位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戏剧中的人物形象。比如在老舍的小说中所有的巡警都是有人情味的，老舍从不把他们写成坏人，同样《龙须沟》的刘巡长也是。老舍把《龙须沟》中的刘巡长性格规定为：“能说会道、善于敷衍、心地很正。”但后来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旧社会的巡警是政府统治人民的工具和爪牙，本质上是坏的，所以演出时把刘巡长变成两个人，旧社会的巡警是坏蛋，新社会的则是好人，这其实是败笔，不了解老舍对人物的一贯把握，也使戏剧显得松散。

　　总之，在老舍的戏剧中有不少情节(人和事)取自小说或在小说中被反复表现过，这就使老舍把它们运用到戏剧中来的时候显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他的戏剧成功的背后有小说在支撑着。

　　(二)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

　　《茶馆》发表以后，就不断地被误读，对它的主题进行错位理解。先是张庚指责作品中有挽歌情调，他说：“我觉得这个戏里的根本之点，在于作者悼念的心情太重。他对旧时代里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徊凭吊之情。凭吊也是人之常情，未可厚非，但相比之下，对于那些也是生活在旧时代，但却在其中热情蓬勃地斗争着，甚至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人们仿佛有些冷谈了。”[102]张庚的意思是《茶馆》中对旧人物和旧的东西表现过多、过于同情，而革命的政治主题却有些淡化了，这实际上是用社会政治眼光来看剧本，而完全忽视了老舍作品中一贯的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的主题。用社会政治视角来批判和否定文化伦理视角无疑是犯了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所说的“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103]的错误。但这种错误还在继续，接着就有人指责《茶馆》“红线不足”，建议老舍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为主线，去发展剧情。后来周总理看了《茶馆》，也对《茶馆》的三个时代的选择不满意，认为不够典型，不能代表旧民主主义的历史特征，建议老舍改动一下。而且两次指出，《茶馆》这样的剧还应该告诉青年：历史的动力是什么，什么人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104]他仍是从社会政治视角来要求《茶馆》。实际上，《茶馆》表现的仍是老舍小说中一贯表现的主题：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他的戏剧不仅从小说中吸取有用的素材，而且也延续着小说一贯的独特的思考。

　　老舍自己说《茶馆》的主题是“埋葬三个时代”，但谁埋葬？这是一个无主句，并没有说共产党来埋葬三个时代；又如何埋葬？它不是从社会政治角度来埋葬，而是从文化思想角度来埋葬。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可以说是老舍小说中倾力最多、关注始终的主题，自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始至未完成的绝唱《正红旗下》，我们都可看到老舍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老张的哲学》中所反映的老张的“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市侩哲学；《二马》中写了马则仁得过且过、“好歹活着吧”的混世哲学，以及中国人生下来就像个老人，缺乏血性和英气的“出窝老”现象；《猫城记》中剖析了猫国人的自私、保守、贪婪、嫉妒、自相残杀的性格弱点；《四世同堂》中写了炮火落在家门口都要为自己祝寿的祁老人，以及因袭的文化重负对瑞宣的负面影响；《正红旗下》则对旗人文化所表现出的“文化过熟”现象作出了深刻的反思……樊骏在《认识老舍》的长文中说：“他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切入社会现实以至于整个人生的……老舍在作品中特别注意挖掘人物与生活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并且通过文化上的‘自我批判’寻求民族新生，履行思想启蒙的职责。”[105]

　　这在《茶馆》中也同样如此。《茶馆》中的王利发待人接物，圆滑变通，谁也不得罪，明哲保身，见人就“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这种处处谨慎，讨好以换取生存可能的顺民哲学并没有给他带来好的结局，最终还是落得个上吊的下场。作者对王利发是既有同情，也有批判的。在刘麻子、二德子、唐铁嘴等反面人物身上作者更是写出了他们的劣根性，像人贩子刘麻子的心狠手辣、贪婪卑鄙，唐铁嘴的无耻、麻木，二德子的欺软怕硬、蛮横无知以及宋恩子、吴祥子的“有奶便是娘”等。老舍总是习惯用“文化”来分割人，多数反面人物如刘麻子、唐铁嘴等并不一定是和反动政权直接挂钩的人，我们难以对他们作阶级划分，即使是那两个特务，老舍也不是只写他们的“政治”，而是刻划了这种人的灵魂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在《茶馆》中，作者还通过松二爷这个人物对旗人文化作出反思。松二爷是一个生命沉沦在“生活的艺术”中不能自拔的多余人，即使自己已经穷困潦倒了，仍要提着鸟笼，泡茶馆，追求生活的雅致和精巧，即他自己在剧中说的“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最终饿死后，连棺材都是常四爷给他化缘化来的，其文化批判的力量让人触目惊心。

　　至于张庚所指责的挽歌情调，实际上是与作者文化心理的复杂性有关，即老舍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传统美德不由自主的流露出一种亲近感和难分难舍的依恋之情。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小说中的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的主题，除了影响老舍的《茶馆》以外，在他的《大地龙蛇》、《龙须沟》第一幕中有关人物以及《神拳》等作品中都不乏表现。他在为《大地龙蛇》所作的序言中说：“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老舍全集》第9卷)当然，受政治影响，老舍的不少剧作都放弃了他所熟悉和反复表现的主题，而采用了社会政治视角去写政策、写运动，“石压竹斜出”——这是政治对艺术的扭曲。

　　(三)“三笔两笔画出个人来”和“开口就响”、“话到人到”

　　在前一节里，我们讲过“人物第一”、“突出人物”是老舍小说与戏剧沟通的基石，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戏剧创作，老舍都一再重申要重视人物的刻划，把人物性格塑造放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位，反对传统小说和戏剧重事轻人的写法。在他的小说和戏剧中，有不少作品即是以人物作为题目的，小说中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骆驼祥子》、《文博士》等；戏剧中如《张自忠》、《方珍珠》、《女店员》、《秦氏三兄弟》等，可见他对人物刻划的重视。老舍作品中对人的关注，一方面与他所受的近代资产阶级文艺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受到基督教和佛教的影响有关，他是基督徒，且受宗月大师影响也笃信佛教，而基督教是关注人的灵魂拯救的[106]；佛教也是用来度人的。

　　老舍的小说不仅为戏剧提供人物原型，其戏剧以描写“过去时态”的人物形象为最成功，而且在人物刻画的方法与技巧上面更是对戏剧人物塑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三笔两笔画出个人来”。老舍在《〈龙须沟〉的人物》中说：“我写惯了小说，我知道怎样描写人物，一个小说作者，在改行写戏剧的时候，有这个方便，尽管他不太懂舞台技巧，可是他会三笔两笔画出个人来。”[107]所谓“三笔两笔画出个人来”指的便是小说中常用的白描。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等剧出场人物众多，有的人物上场只说几句话就下台，因此不可能像传统戏剧那样对每个人物的个性特征作出详细而周到的描绘，也不可能把人物放在戏剧冲突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揭示其性格，他只能在人物一上场便勾勒出他的性格特点，三言五语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轮廓来，这就使他的人物塑造多用小说中的白描手法。李健吾在《读〈茶馆〉》一文中说：“我们只要听一听沈处长那个终始的‘好(蒿)！’就领会到我们敬爱的剧作者何等深入他的白描。”[108]这方面例子很多，坐在角落里的马五爷只三句话：“二德子，你威风啊！”“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我还有事，再见！”(外加一个划十字架的动作)立刻把一个得势的洋奴的形象给突现出来。

　　必须指出，老舍戏剧中“三笔两笔画出个人来”与老舍在小说与戏剧创作中惯用的“冰山创作”原则有关(这是我借鉴海明威的说法套用的——笔者注)，即他是在通晓人物一生全貌的情况下，选择最能表现他个性的言语和动作即“闪光点”来刻画人物。他说：“依我的十多年写小说的一点经验来说，我以为写小说最保险的方法是知道了全海，再写一岛。”[109]他还说：“也许在戏里，只写他的青年时代，但也需要知道他的中年和老年，不怕写的少，就怕知道的少，只有把人物看全了，才能把部分写好。作家的笔下一定要有富裕。《茶馆》中的人物，有时只说那么几句话，观众觉得他们还像个人，就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辈子的事情，而只挑选了一两句话让他说。”[110]

　　2.“开口就响”、“话到人到”。老舍曾经说过：“我没有写过出色的小说，但是我写过小说，这对于我创造(请原谅我的言过其实！)戏剧中的人物大有帮助。从写小说的经验中，我得到两条有用的办法：第一是作者的眼睛要老盯住书中人物，不因事而忘了人；事无大小，都是为人物服务的。第二是到了适当的地方必须叫人物开口说话；对话是人物性格最有力的说明书。”[111]前面在讲老舍小说中的戏剧性时，我们就说过老舍在小说中很善于写人物对话。通过人物对话刻划人物性格。同样，在话剧创作中，老舍也十分重视对话的性格化，往往人物一开口，便显出他的性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