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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告别的一切》写于2020年初，完成于2021年底，关于1985-2019年成长于小镇的作家李白和父亲李忠诚的生活。故事起始于母亲白淑珍未曾告别的离家出走，此后，李白会面临人生中的一次次告别。在这部小说中，路内想试验语言的强度，关注语义，探索极限，他同时也希望写一个好看的故事，有在推翻早期风格基础上重建的野心。

《关于告别的一切》封面上，一个穿泳衣戴泳帽的女子正在跳水，背景是南极大陆的地图，“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沟通采访的时候，路内说。

《关于告别的一切》，路内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既然要推翻，就得在原地找回来

记者：《关于告别的一切》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印象中，您曾谈到过是积淀了很多年的结果？

路内：小说是2020年开始写的，通常对我来说，积淀多少年意义不大，基本思路从开写时候算起。但现在大家都会习惯讲自己积淀了多少年，其实一个小说从有这想法到具体实施，中间如果隔很多年的话，我作为作者的意识会随着经历的时间改变，有时连主题都会变，只剩下一个故事的壳。这样的话，从2020年初开始，到2021年冬天，差不多写了两年，二十三万字，写得不快。写久了会让我有一点失真感，跟小说里的这伙人纠缠两个寒暑。

记者：《关于告别的一切》中有很多是你的老读者熟悉的元素：南方、小镇、少年成长，有人认为表现出某些你早期作品的特点，回归了“路式”风格，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路内：它推翻了一些早期作品里的观念（文学层面而非道德层面），但并不是以换一个格式来完成。换一个格式的话，很好弄，必被人说超越自己。但既然要推翻，就得在原地找回来。首先是语言风格的变化，《少年巴比伦》那种口语化的叙事现在转换成局部繁复的句型，其次是那种专一的纯情少男不想写了。

事实上我过去没写过小镇，都是百万人口的工业化地级市，生态不一样（部分大城市读者看来可能是一样的）。但这次决定按既往的误会，真的写个小镇、县城、县级市的转换历程，也是时代背景，成全一下自己。少年也一直成长到中年。我希望自己写中青年男人也不会有隔膜，还有老年人。

记者：每一部新作对作家来说都是新的开始，在这部新作的创作过程中，有哪些挑战（自我设定的或是创作过程中偶遇的）？

路内：这本小说一开始用第三人称，越写越乏味，后来启用主人公的第一人称，以心理活动或辩白的形式穿插，觉得层次丰富起来。因为时间轴太长，人物在每一个阶段处理的关系都带有符号性质，最后他处理的似乎不是对方，而是把自己处理掉。他阐释世界的方式和小说阐释他本人，是有点割裂的。这是话语层面。表现层面是故事有点难写，它需要“好看”些，戏剧化一些，而不是通篇强调观念和写作手法。好看的故事总是少，过度戏剧化容易让故事收不拢。

作家路内

经历了一次次告别，但并没有机会弥补开局

记者：年少时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在爱情上接连失败，似乎给李白的人生定下某种基调，是否可以套用那种流行的说法，李白“用一生治愈童年”？

路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他也企图治愈他父亲，但最终没有弄好，在“无法治愈父亲”的大隐喻之下他才知道，自己也无法治愈。关键是，他需要被治愈的是什么呢？他的身份也是个作家，对写小说的人，什么童年创伤本来就是一个可供大写特写的东西，它们根本不是秘密。到后来，连普通老百姓也知道什么叫PTSD了。一种早已被大家所知晓的创伤，还能算创伤吗？也许那种“知晓”才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而“无法忍受大家的知晓”又反过来成为他创伤的结构之一。

记者：作家李白人到中年，为什么已经用到了“告别”？作家路内呢，为什么在中年这个时间点想起了关于告别的一切？

路内：这一告别来自小说的开始，他的母亲用“不告而别”的方式消失了。这个确定无误的开局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但现实中也是可以找到案例的，它的乏力在于，尽管主人公经历了一次次的告别，但他并没有获得机会去弥补开局。直至小说终局，他能做的是和在世的父亲在灵魂意义上告别，阿兹海默症意味着他们会有一个漫长的仪式。

至于我，手面上有很多素材，大部分是别人的。它们要单拆出来的话，比较弱，但合并起来我想看看它语言上的强度到什么级别。长篇毕竟是长篇。以后可能就不写这种句法的小说了，所以现在写掉了。

记者：爱情对于李白和父亲李忠诚而言是重要的，但他们总是无法在爱情方面获得成功。李白与他生命中一个个女性关系令人印象深刻，有初恋也有露水情缘，有从小到大的玩伴也有文学圈的红颜知己，还有可以托孤的情分……这些关系也无法用爱情来笼统概括，李白不断寻找又不断告别的仅仅是爱情吗？“一切”之中除此之外还包括什么？

路内：我想用一个很大的词来说，他寻找与告别（还有被踹掉）的是“自我”，但李白本人未必会同意，因为这个概念压迫感太重。我们的“自我”只不过是心理医生眼里的一份货品，如今登录某个网站、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分型的。这种当代算命法在他看来和周公解梦差不多，只是从一个比喻到另一个比喻，并不会使事物回到原位，除非他真的相信这一套。小说里引用了尼采的话，这种永久性的悬置只是暂时的安慰，事情恰恰倒过来：一闪念的比喻是永久悬置（人类永远不缺言辞），漫长人世是暂时安慰（终将离别或老去）。这本小说要处理的也就是两者之间的分离或合并。

我想，所谓一切，也只是一个虚指，它似乎意味着，我们无法道尽一切。

“他在自身愿意的层面讲完了故事”

记者：李白的作家身份让我想起某个文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每个人在回顾自己过往经历的时候都是在做一次文本细读。书中作家李白也写了个关于往事的作品，是否也可以看成是通过创作完成的对于自己的“文本细读”，整个小说就是一部个人史？

路内：对的，但这种细读是经不起推敲的，充满悖反的。这是老生常谈，确实，每个作家都在写这种悖反性，也都在把个体做“文本细读”，我希望在表现层面上能有一些不同之处。

记者：2020年的某个采访中您提到正在写一部“怪异的人物传记体小说”，就是这部《关于告别的一切》吧，您说它的“怪异”主要在于哪些方面？

路内：就是前面说的，一开始我以为由我来写他们父子就行了，后来发现主人公要跳出来讲话，要主导这个小说的走向。我曾经想象他应该能再见到白淑珍，或者有一件极其五雷轰顶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照理说，以我的笔力都还是可以设计出来的，但最终都没有发生。他在他自身愿意的层面上讲完了故事。

记者：小说中对李白父子过往的回忆虽然是片段式的，也有某种荒诞之处，但整体上透露出一种怅惘的情愫，是否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都会凸显某种抒情意味？

路内：好像是这本小说的语言方式决定的，在最后部分，李白问方薇，世界上的人有各种贱相，抒情是不是一种贱相。实际上他想问的是，抒情是否庸俗。这就要看情况了，在小说中，在现实中，我们凸显的到底是抒情本身呢（并不怕过度），或根本只是一种庸俗感（只怕境界太低）？

记者：但作品中又充满了自嘲、戏谑和幽默，这是平衡和化解“告别”之重的一种手段，认真的半真不假？

路内：表现上是这样的，这本小说里的幽默是故意放低的，可以说是“低级”，如果口述的话必须补充一句，加引号的低级。我当然承认世界上有很多精神高洁的事物，只是在日常，我们并不这么讨论问题。那么，在小说中（而不是生活中），什么东西可以挽救这种低级。又或者，在日常中，什么样的低级会被小说摄取并放大。一句对白，在人物没有念出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文字，感受力是减半的。一次倒叙，没有影视蒙太奇，人去读的话是容易糊涂的。人们指认一个电影角色，常常直接用演员的名字，因为人记不住那么多角色名字，但在小说里可没有演员来帮助读者记忆。凡此种种，其实我的意思是：这部小说里的戏谑在平衡戏谑自身。它有时是真幽默，有时是真低级。

记者：动物园的部分也在评论和创作谈中多次被提到，狮子咬人很恐怖，特别是结尾再次回到动物园，像是某种人生的隐喻，路内老师要不要亲自阐释一下它的意义？

路内：我想他跳下去以后就后悔了，他清醒了，问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我讨厌的家伙跳了下来？”问题是，像他这么一个拒绝被阐释、不承认童年阴影的人，实际上通篇都像跳进了熊山。只是在结尾，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为了一只小母猫。他并不在乎这一标的物太小，愿意为之付出代价，其结果可能是上报纸，变成社会新闻。在过去年代，如果有人这么干，一定会被他嘲笑或喟叹。这个结尾是2021年写的，我想，那个庞大危险的事物显形了，就像我们面对疫情。只是李白还没有跨入，他仍然不大严肃，但他会变好的。这是一个必须为自己负责任的年代了。

记者：老套的收尾问题——接下来的创作计划？

路内：我想写一些中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的语义问题，在我手里已经高于故事情节了。我指的是，语义是我们要永远讨论的，但它对我个人来说产生了极限感。就因为写了这本书，我居然被某些人硬栽是中年怀旧意淫，好像我天天没事干、就在怀念前女友似的。中篇小说应该可以让写作回到情节的框架里。另外还有计划中的两个长篇，也许明年开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