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追思李国文老师
我与李国文老师成为忘年交已三十几年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那时我是北影厂的组稿编辑,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国文老师凭《冬天里的春天》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
北影厂将《冬天里的春天》拍成了电影,导演是水华的“徒弟”马秉煜,长我几岁,我俩是好友。“徒弟”是北影厂习惯的说法,意指哪位年轻导演多年做过哪位老导演的助手、副导演,等于是被后者带出来的。
我的好友第一次独立导片,我自然特别关注,便也怀着崇拜的心情读了《冬天里的春天》,读后感慨良多,此前那类长篇小说在中国尚未产生过。国文老师与王蒙老师,从维熙老师、陆文夫老师以及高晓声、张贤亮、张弦等老师辈作家有过共同的一段人生经历;我这一代作家,不论获奖早点儿的晚点儿的,大抵都从他们的作品中吸收过创作营养,几乎集体地称他们那一代作家为老师。
马秉煜请国文老师到北影厂看样片,由我和水华前辈作陪。他向国文老师介绍我后,国文老师笑道:“你太瘦了,以后要吃好点儿。”
他的话将秉煜、水华老师和我全逗笑了。
我认识的国文老师一向善于打破拘束,将人与人初次见面的气氛调节到各自放松的程度。
后来我和他共同的朋友如桂晓风、聂震宁、林予、李岩、臧永清谈到他时,共同的体会那就是:“和国文老师在一起很舒服,是种相处的享受。”
并且,我见证过那样到情形——如果某种场合使他觉得不舒服,他往往悄然早退。如果是研讨会,必定在发言后,歉意地说明早退的因由;如果是社交性聚会,则一般在一小时后,离去得十分礼貌。
他是一位不愿在违心应酬方面浪费时间的长者,也是一位不愿使任何人感到不自在的长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显然是他做人的原则之一。
那日在北影厂看过样片,我们四人座谈了一小时左右。
秉煜问他为什么将小说定名为《冬天里的春天》?
他的回答是——人生也是有四季的,大抵如此。处于逆境如同度严冬,但人心里应始终有春天。心里有春天的人,好比有抗寒能力的树木,我对这样的人心存敬意......
他的原话我已记不清了,基本意思却不曾忘过,并且对我日后的创作具有长期影响。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中的主人公们,其实也是虽身处严冬般逆境而心里有春天的人物。同样之人物是我全部长篇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送走他后,秉煜自言自语:“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我问何意?
他说:“他的人生中有过十九年多逆境,好漫长的冬季啊。”
我一时无言以对。
水华老师则说:“他是心里一直有春天的人。小马你记着,再与他通电话时,代我问他好,还要代我表达对他的敬意。希望你们两个年轻人,以后成为他的朋友,他身上有值得你们年轻人学习的方面。”
后来我果然与国文老师成了忘年交。我俩毕竟同在文坛,接触机会多,那是情投意合之事。马秉煜却没有我幸运——他后来当了副厂长,除一部儿童片,没再拍电影;自觉有负国文老师的期望,不好意思再面对他。然与我在一起时总会问:“国文老师还好吗?”他成了国文老师的书迷,见了必买。
我曾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影制品厂文艺部主任,犹豫当还是不当,便去国文老师家征求他和刘阿姨(他夫人)意见。
他问我顾虑什么?
我回答说怕影响创作,也少了稿费收入,经济上帮不了家里了。
他说:“理解。”并问刘阿姨:“你的看法呢?”
刘阿姨说:“我觉咱们晓声当作家还行,恐怕一旦当了官,会使他愉快的时候反而少了。”
国文老师说:“对喽,说到点子上喽。除了理解,我和你阿姨也希望你愉快的时候多些。”
我也有机会当北影厂文学副厂长,当或不当,最后也都是在国文老师家作出决定的。非是他夫妇替我作决定,而是对我已然作出的决定表示充分的理解。理解就等于支持,我在人生的那样一些十字路口,需要被我所敬爱的长者理解。
我从北影厂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再从童影调到北京语言大学,都是在国文老师家,或在电话里汇报了想法,获得了他和刘阿姨的理解后,才最终迈出那一步的。我的种种考虑,不唯权衡自身利弊,还要结合对老父老母和弟弟、妹妹、哥哥的现实及日后的长远影响考虑——那些考虑是对亲人们也无法言说的。
在北京,国文老师和刘阿姨之于我,简直如同家长,如同亚父亚母。我在面对人生那些重大决定时的种种想法,若我自己不写出来,便也只有他和刘阿姨了解。知我者,国文师也!刘阿姨也!
凡我做之事,只要是对的,国文老师都特支持。如1990年前后,文坛痛失四位好作家——周克芹、莫应丰、路遥、姜天明。我去他家汇报我和铁凝主席(她当年在河北任作协主席)的想法,欲筹一笔钱,一一寄出,以体现同行之情。
他说:“好想法,需要我做什么?”
后来他便陪我去到四通公司,会见了段永基先生。
又后来,铁凝主席还想再为湖北麻城的一所小学捐笔钱,国文老师更加支持,陪我与一位知青企业家共进晚餐,我们三个便也将那事办成了。
我没少麻烦他。
林予老师任哈尔滨作协主席时,求我邀请几位作家去哈市参加笔会。
我话还设说完,他立刻表达:“林予是好人,支持好人的工作义不容辞。”还替我邀上了叶楠老师。
第二年冬天我又请他去哈尔滨。
他奇怪地说:“夏天不是去过了吗?”
我说:“这次是市里请。不少台商要参加哈尔滨的冬洽会,他们希望能见到几位大陆作家......”
“作家还能对一座城市起那种作用吗?这是咱们的光荣,那就去吧!”不但替我请上了叶楠老师,也请上了谌容大姐。
当年,那都是没有一毛钱劳务费的。
就连我的大学同学莫贵阳也由我引荐成了他的忘年交。贵阳要编一部面向贵州高校的文学教材,他极富热忱地担任顾问。
我心目中的国文老师,他身上有米里哀主教那种仁者的某些方面,不唯其仁,思想也有共同之点;他身上有蔡元培、胡适那种可敬师长的某些方面,一向以提携年轻人与时俱进为悦事;他身上有鲁迅的某些方面,都并不体现在与人的关系,而体现于杂文;他身上还有竹林七贤们的某些方面,乃是文坛一位真的将名利参透的清醒长者。
他不但是我敬爱之人,也是我为人处世的楷模。
24日中午,晓风将国文老师猝逝的消息告诉我,午饭我就吃不下去了。
25日下午两点,刘阿姨发来短信再告。
我六十五岁后去国文老师家那次,曾称她为嫂子——她一怔,诧问:“怎么改称呼了?”
我说:“我都往七十奔了,不好意思再叫人阿姨了。”
她说:“这成理由啦?辈份可以随着年龄变的?不许,什么时候你都得叫阿姨!”
国文老师庄重地说:“对喽,理由不成立嘛。”
“晓声,我是国文老伴刘阿姨......”
“刘阿姨”仨字,使我不禁再次泪下。
在他们夫妇眼里,我似乎不曾长大过。
国文老师曾对我言:“晓声,要不是几位好人救了我一命,我也许早已被狼吃掉,活不到今天了。”那事似写成了散文《路伴》,我在许多场合讲过。
我的人生却是被多位好人、贵人簇拥着一路走来的。国文老师和刘阿姨也是我人生途中的“路伴”,并且伴我之人生走了三十几年,忧我之忧,悲我之悲,悦我之悦。
谁的人生没人疼过?
谁的人生没人爱过?
倘论“理解”,疼你爱你的人,未必就是特别理解你的人啊!我的几位中学老同学也都是非常理解我的人,但对于同时是作家的梁晓声,他们又谈不上多么理解了。
全面理解我的人,早年有林予夫妇;他们逝后,便只有国文老师与刘阿姨了。
国文老师竟也猝逝,这人世间全面理解我的人,便只有刘阿姨了。
我之怆然、愀然,亦为此生后日之孤独也!
若有神鹤知天意,
当负我师上天堂!
梁晓声
2022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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