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我们与张洁无法道别
著名作家张洁于2022年1月21日病逝于美国，过了头七，过了二七，又过了几天，她的读者才知道。秘不发丧是密室政治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背后必然闪烁着刀光剑影。而张洁是职业作家，为何也会如此安排？没错，了解张洁的人都能意识到，这应该是张洁生前的叮嘱，完全符合张洁的作派。虽然张洁生前说过，希望人们能够忘掉她，并且早在2014年就与读者正式道别了，但对于她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想忘掉她并不容易，因为她不仅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毫无疑问，这个“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虽已魂归道山，但她的形象和作品还将长留人间。
我第一次见到张洁是在2009年，地点是瑞士的伯尔尼。我是从德国慕尼黑赶去的，而她是从美国赶来的。当她穿着风衣，在德语译者的陪同下出现的时候，我立即认出了她。那时她虽然年过七十，但依然丰姿绰约，风风火火。有人给我们做了介绍，她迅速说道，我很喜欢你的《花腔》。这样的话，她后来又对我说过，还说恨不得是自己写的。正式离开中国之前，她在机场也对记者说过此话，所以不像是客套。考虑到她是《无字》的作者，而《无字》涉及的部分历史与《花腔》有些重叠，所以我能够理解她为何这么说。我说出这一点没有别的意思，一是想说明她对中国小说的现场比较留意，二是想说明这正是我与她的缘分。
那天她在伯尔尼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坐在高脚椅子上，上身挺得笔直，双手交叠平放在膝头，微仰着下巴。她的改革小说《沉重的翅膀》在西方影响很大，所以话题主要围绕着这部书展开，但她却主动介绍起了长篇小说《无字》，以及这部书的创作经过。她顺利地说起了自己的不易，但不像是诉苦，倒像是训话，神态却不是训话般的傲慢，反而有一种凛然之气。对于一些敏感的问题，只要不涉及个人生活，她也乐于、勇于回答。而对于国内同行的写作，她则巧妙地滑过去了。她显然有着极为孤傲的一面。待她从台上下来，我对她说：刚才，您，张老师，像个女王。她说，别叫老师，叫大姐。
在张洁那个年龄段的小说家当中，她是真正有才气的，甚至称得上才气逼人。仅就才气而言，在那代人当中，王蒙、张贤亮和张洁，可能排在前三位。作为晚辈，我在大学时代就阅读过她的作品，很早就读过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方舟》《祖母绿》。前两部作品，是当代文学课老师要求读的。就艺术性而言，只要熟读俄苏小说，你可能会觉得写得一般。我想，她可能受到契诃夫短篇小说的深刻影响。不同的是，契诃夫小说往往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张洁的情感浓度要大得多，是“乐而淫，哀而伤”。这两篇给张洁带来巨大声誉、她后来却不愿提及的小说，尤其是《爱，是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不仅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也是道德话语转换的重要标志。最重要的是，这关于爱的主题，日后将贯穿她的一生。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改头换面之后还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反复出现，构成关于爱的系列诗篇，这爱的诗篇最终还将与死亡的歌谣一起唱响。
她的中篇小说《方舟》和《祖母绿》，则实打实地显示出她的卓尔不群。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她更适合写中篇，在较为有限的篇幅内，情绪、故事和抑制不住的议论能够做到浑然一体，不致于过于漫漶。她的才气和痴气、舒缓与峻急、风雅和烟火气、坦承和此地无银三百两、敏感和牢骚满腹防肠断，在小说中纠缠在一起，扯不断理还乱，还跳跃着，捂都捂不住。张洁的矛盾修辞不是训练和理性认知的结果，更多是本性使然。这样的人，每天都会渴望正常生活，但正常生活她又根本无法忍受，如果忍受一天就会自我感动，但接下来就是自我厌弃；这样的人，一定会成为小说家，不管她此前有没有受苦，更何况她确实受了那么多苦，许多苦只能通过小说道出；这个人，如果不写小说，不闹你个天翻地覆才叫怪事，她的许多言论即使放在今天、放在别的国度，也是惊世骇俗的，所以写小说其实拯救了她。小说给她提供了一个宣泄通道，一个烟囱，使她能够短暂平复，与世界短暂和解。我是在图书馆阅览室的过期杂志上看的《方舟》，读得心惊肉跳。她笔下的女性个个浑身带刺，乌泱乌泱的就来了，说是有冤无处申其实还是申了。她本来是要数落男人的不是，造成的阅读效果却很惊悚。比如，涉世未深的男性读者，可能因为这部小说而对此类女性产生恐惧心理。
虽然写的是爱，但在小说中，张洁却是“以恶抗恶”。只是她说的那些“恶”，好像算不上什么“恶”，只是因为张洁写了，于是也便成了“恶”，必须身心俱反。这“恶”，源自爱的记忆，源自爱的逻辑。张洁无疑是极度敏感的，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对写作者而言，敏感有时候就是才华的同义词。张洁的敏感堪比普鲁斯特。在普鲁斯特笔下，一块玛德莱娜小点心，就可以成为“我”痛苦和幸福的源泉，必须用几万字的篇幅去细加呈现。正如普鲁斯特所说，这记忆，在某个相同瞬间唤醒、触动和撩拨起来的旧时记忆，最终能实在地从内心深处浮升到清醒的意识层面，从黑夜般的混沌中升腾起来。不过，奇怪得很，她的“以恶抗恶”，最后沁透出来的那个“我”，形象却并非丑恶，而是烂漫，接近于“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式的烂漫。这个事实说明，关于爱，她其实有着挥之不去的古典情怀。这个古典，有中国传统的影子，却并非中国传统，更可能是由俄苏或西方浪漫小说所建构起来。我对张洁的阅读谱系不太了解，所以在这里只是猜测。
看到《祖母绿》，我就松弛多了。小说的核心意象，那块名叫祖母绿的绿宝石，是主人公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它携带的七字真言成为主人公命运的写照：“祖母绿。终思求爱。”主人公是海的女儿，这部小说似乎有着自我升华的倾向，将个人的爱情、事业、与国家的命运相勾连，试图呈现主人公阔大的胸襟。坦率地说，这篇小说似乎缓解了我因《方舟》而产生的那种恐惧之感。对张洁来说，这篇小说显示了她试图跳出个人恩怨的努力。但“终思求爱”的那个“爱”，不管在语义上做出怎样的置换，不管你如何扩展它的外延，爱的私人性都是其语义的基本构成。主人公最后的选择，当然可以看成一种“大爱”，是突然涌起的爱的潮头和波峰。在当时的语境中，这当然可以做出许多正面的解读。但是，那其实是主人公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在小说中那是永恒的选择，那么在现实中却只是暂时的委曲求全。那不是和解，那是将要再次爆发的前奏。一个浅显的事实是，潮头终将落下，波峰终将滑入谷底，而且永不停息。
在波峰浪谷之间奔涌，时而撒欢，时而撒泼；时而凉爽宜人，时而悲凉彻骨；时而高歌猛进地抒情，时而进退维谷地反讽，这是人到中年的张洁在小说中留给人的印象。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她的故事皆是从男女关系入手，但因为她笔下的男女关系牵扯极广，波纹从同心圆荡漾出去，几乎能荡漾到各个犄角旮旯，所以她的故事又有着很强的社会性。看上去，她的私人性总是与公共性同频共振，但实际上，她又恒守着对于爱的最初的理解。公共空间里约定俗成的爱的形式的演变，在她看来那都不叫爱，她的不屑一顾几乎是必然的。她既与时代相契，又与时代脱节。某种意义上，张洁让我想起阿甘本所描述的“同时代人”。这当然令人尊重，但这给她本人带来的痛苦只能更深，而且简直是深不见底。在写作这个行当，张洁是知行结合得最紧密的人。甚至可以这么说，她有时候的知行分离只是知行合一的另类表现形式。我想，这也是小说家王安忆借用母亲茹志鹃的话，称张洁为“赤子”的原因。或许有必要说明一点，她的写作对于后来的女作家，甚至包括“70后”的女作家，都有着深刻的启迪。虽然后来的女作家，以职业作家的素养，大都能够将私人性与公共性做恰当地区分，只在作品中将两者勾连，以相互激发，推进故事，展示人物命运，但张洁的影响仍然依稀可见。再后来的以“身体写作”著称的女作家，或许更加突出了人物的身体性，小说人物一镜在手专照私处，快感即是幸福，但张洁的影响依然存在，不管她们是否看过张洁的小说。也就是说，讨论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问题，张洁是跳不过去的，因为她是源头性存在。
你得承认，张洁的语言感觉是极好的，而且到老都没有退化，这是令人惊异的。她有自己的语言节奏，而且在七扭八歪、七抡八砍之后，那个节奏竟然还在。可见她的“气”是很足的。她用词似乎不大规范，你一眼就能看出她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但她感觉好啊，“气”足啊，有些不大能够成立的话，不大能够捋顺的逻辑，从她嘴里说出来，反倒显得很准确，而且还能自圆其说。这就是她的本事了，就是她的才气了。才气，再加上满腹怨气，再加上飞蛾扑火的勇气，那就像烈火烹油了。因为烹的与其说是别人，不如说她自己，所以张洁也就大有一言不合、同归于尽的侠女风采。这种烈火烹油，表现在文本上自然就是鲜花着锦了。当然了，侠女也是会感伤的，你可以感受到，尽管她在作品中嬉笑怒骂，但却又弥漫着无法消弭的感伤情调。感伤确实是她的一个重要基调，她尽管反讽，却从不幽默。她的故事大多是跳跃式发展，但似乎又不同于我们所说的意识流，而是一种情绪流，某种意义上甚至接近于自动写作，这也是她喜欢反复修改的原因。借助修改时盘旋归来的理性，对小说进行必要的规训，对泉水般不择地而出的议论作出必要的校正。对她的手稿进行研究显然是必要的，或可看见她面对文本时内心的博弈，也就是张洁内心的“密室政治”。
新文学以来，绝大多数女作家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自传性，或者说非虚构特征。我这么说，丝毫不带贬意。因为男人带来符号，女人带来世界。进一步说，如果新文学以前的很多女性也拥有写作能力，那么我们今天对那个世界、那个时期的历史人文状况，可能会有更直观的感受。而在这些女作家中，张洁作品的自传性，可能又是最强的，至少是最强的之一。这么说吧，你甚至能够在她的改革小说《沉重的翅膀》中，看到她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情感，虽然某种意义上它更像一部应景之作。顺便说一句，张洁的应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应景，在当时的语境中甚至需要具有极大的勇气。这个勇气也包括，她敢于囫囵吞栆去写那些不熟悉的生活。当然了，在这些勇气的背后，她对个人生活的愿景也起了作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么说，《沉重的翅膀》就是一部特殊年代的情书。
她的《无字》，人们已经谈论很多。张洁所经历的沧桑人世，在这部小说中纤毫毕现，自然也最能见出她的性情、风采、卑微和自尊。很多人读出了张洁的柔情，并一洒同情之泪；也有很多人读出了她依然如何硬得硌人，刺得人发毛。我在《莽原》做编辑的时候，女编辑们讨论起这部作品，甚至会捶胸顿足、仰天长叹。当她们讨论作品的时候，如果有男人碰巧在场，她们的眼神都变了，都开始斜眼看你了。她们无数次讨论书中的细节，讲着讲着就不再斜眼看人了，而是喘着气，盯着你看，恨不得把你撕了。这些职业编辑，能够入戏到这种程度，可见张洁文笔之狠、之毒、之辣、之醍醐灌顶般的感染力。她们接下来又常常会讨论张洁在河南的一段生活。那段生活对张洁影响极大，在《无字》中不仅是情绪变化的酵母，平地一声雷，还是一条隐蔽的线索。我读到过不少关于《无字》的索隐文章，但是对于这条线索，批评家们似乎不够敏感。这个事实说明，批评家对张洁的阐释远远不够。小说家陈村认为，这部小说令他想起写了《简爱》的勃朗特又写出了《呼啸山庄》。这个说法无疑是有见地的。我想，某一天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或许能够证明，《无字》的文学史地位堪比萧红的《呼兰河传》。
有一点足以引人深思，长达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张洁竟将它命名为《无字》。是沉默才感到充实，开口就感到空虚，以致于近百万言将尽之时，才将它命名为《无字》的吗？她七十岁的时候，无师自通开始油画创作，选择用线条和色彩来表达她对世界的感受。她的所有油画作品都没有标题，只标注创作日期，可见她已执著于“无字”。关于她的画油画，李敬泽有句话说得好，他无法想像张洁提着毛笔去画几根竹子、涂几笔山水，画油画的张洁才是张洁。张洁以油画作品来和这个读者告别，告别仪式就选择在我任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此之前，她已将大量手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关于她的画展，我想尽量写得详细一点，为了自己能够记住她的风采，也为了方便读者见证她告别的仪式。张洁的忘年交、著名编辑兴安先生，是这个画展的策展人。兴安找到我之前，已和时任文学馆征辑部主任的计蕾谈过多次。我向李敬泽报告了此事，李敬泽对张洁很敬重，说一定要办好，为此各部门还不止一次开了协调会。我曾陪着敬泽到张洁家里去，以便知道张洁都有哪些要求。她住在北京文联的宿舍楼，与邻居共用一个走廊，走廊装了门。张洁或有洁癖，从走廊到她的门口，我们按要求换了两次鞋，在进门之前又按要求套上了鞋套。她正要给我们倒茶，突然又把茶杯拿走了，把杯子又洗了三遍：一次用自来水洗，一次用矿泉水冲，一次用开水烫。
那只后来在朋友圈传播甚广的豹子，是我们在她家中首先看到的油画。它是那么孤独、神秘，有如幽灵。豹子，油画中的豹子，当它蓦然回首，它看到了什么？莫非看到了画它的张洁？只见它全身笼罩着薄暮的暗影，只是在喉部有一抹微光，从光学角度看这应该是不合适的。显然，那光线并非自然光线，而是源自张洁的内心，是内心的微光照着自己的喉咙，但它却是无言的。这样一只荒原上的猛兽，同时却兼具猫之柔美。那么，这是张洁的自画像吗？我不知道。随后，又看到了荒原上的马车。我们说是马车，张洁说错了，是东北的板车。或许记反了，我们说是板车，张洁说那是马车。我后来又看到了这幅画，可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是马车还是板车，或许是马拉的板车？不管它是什么车，它都已走过漫长岁月，已被废弃且行将散架，野草已从木条中疯长。这也是张洁的自画像吗？我不知道。
当时她的那套房子早已卖掉了，家具也搬空了，这也是室内只有凳子没有椅子和沙发的原因。那时离她去国还有一段时间呢，她为何急着把家里腾空？她的卧室也挂着油画，所以她也领我们看了卧室。床还在，它是那么小，虽然是木床，但似乎与单人钢丝床差不多大。张洁的解释是，她只要醒来，绝不在床上多呆一分钟，要立即投入工作；如果床很舒服，就可能在床上再赖上一会儿，而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闻听此言，我对张洁，对张洁大姐，肃然起敬，但同时心中也有几分苦涩。她是个善于给自己创造困难的人，目的却是为了写作。当然，我也忍不住想到，在多部散文和小说中出现过的、曾被极度赞美又被彻底嫌弃的前夫孙友余先生，如何受得了啊。
后来在她那里吃饭了吗？应该没吃，又好像吃了，还吃得挺饱。有一个细节，很见张洁直爽的性情，不妨一说。就在我们告别的时候，张洁指着走廊上的两个纸箱，说她也要下去送垃圾。我和敬泽当然立即表示，我们可以捎下去。张洁对此表示感谢，说着又从屋里拿出来两个纸箱。我和敬泽肩扛手提出门，电梯门有点窄了，好在我们终于侧身进入，顺利下楼了。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认真准备，张洁的画展办得很好，至少张洁和兴安都认为办得很好。兴安说好不作数，张洁说好才叫真的好。那天来了很多人，几乎挤满了文学馆C座一楼大厅。文学界来的朋友大都是她的晚辈，来的读者却有很多是上了年纪的。铁凝、敬泽也都出席了，敬泽还给画展写了序，印象中那是敬泽第一次给画展写序。画展海报上的个人介绍，显然出自张洁之手，引用的是海外出版人的话，她显然在意海外的评价。张洁出现的那一刻，现场先是安静了几分钟，掌声才响起来。张洁即席发表的道别演讲，真是令人动容。谁都没想到，她会谈到遗嘱。因为谈到了遗嘱，我有理由认为那是关于爱的道白。在读者和朋友面前，她谈话的主题可以理解为向死而生，向死而爱。她依然风度十足，完全不像个老人，是老年模特儿的最佳人选；依然头脑清晰，依然有自己的节奏，依然话中带刺，既伶俐又凌厉。我又想起当年对她说过的那句话：您是个女王。当然，这话我没有说。我对敬泽说，张洁大姐不老啊，以后还能写啊。惭愧啊，我说出这话，说明我当时对张洁心中的“无字”二字，还没有足够的了解。
演讲完之后，有人看画展，有人拿着书请她签名。想签名的人太多了，张洁少有的来者不拒。我作为主办方的一员，边维持秩序，边帮助读者把书递给她。她每签一本，都真诚地道一声谢。上了年纪的读者总是对她说，太喜欢《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了，太喜欢《爱，是不能忘记的》了。由此可见，她的读者已跟着她走了许多年。但是张洁一遍遍地说，不要看，一定不要看，太傻了。换个人，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但不这么说就不是张洁。一抬头，她看见了我。她以为我也是找她签名的，立即柳眉直竖，用签字笔指着我，说道：李洱，你！起什么哄，就不能等一会儿？解释是没用的，于是我赶紧说：大姐，对不起，我错了。文学馆工作人员不明就里，后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惹得张洁大喊。他们担心服务没有到位，惹张洁发火了。我安慰他们说，没你们什么事，你们不知道，张洁老师的脑子永远比别人多转一圈半。
此后我再没见过张洁。她去国之后，我偶尔会收到她的电子邮件。我回过两次，问及她的状况，但她没有回复。但这并不影响她后来还会发来邮件。记得两年前收到她的邮件，上面竟然是乱码。我想，大概是她的电脑出了问题，也就没有再回。我没有想到，再得到她的消息，竟然是她的去世。真是伤感啊，真是可惜啊，因为这样一个作家，很难再有了。她随着新时期文学一路走来，她延续并创造了中国女性写作的传统，她的苦难是历史的见证，她的荣耀首先属于她个人，但又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所以我想，即便她郑重地与读者和朋友道别了，但读者和朋友不会和她道别。每个人都会死去，但在死去之前，我们的记忆里或许会为张洁留着位置。
《纽约时报》报道，已经做了祖母的张洁，临终时对女儿、女婿和外孙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I’m so happy，I feel so loved.”那从未忘记的爱，现在来到了张洁大姐身边，让她感到了快乐。想想《祖母绿》中的七字箴言吧：“祖母绿。终思求爱。”她真的满足了吗？这满足可以看成与世界最终的和解吗？惟愿如此！令人心痛的爱，纠缠了一生的爱，现在终于伴着从森林里来的张洁大姐，在这个严冬进入了长眠。我衷心祝愿张洁大姐安息。我想，陪伴她的不仅有石碑和花朵，还会有读者无法道别的怀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