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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森玉全集》（柳向春编，责任编辑崔燕南）。全书总计26万余字，分为论文、序跋、讲话及报告、书信、其他和日记残片等部分。书末附有柳向春所作《吴兴徐森玉年表》。

外公森玉老人（1881-1971）并没有留下多少他所擅长的文物鉴定文字。现存的六篇论文《〈郁孤台帖〉和〈凤墅帖〉》、《〈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宝晋斋帖〉考》、《兰亭续帖》、《西汉石刻文字初探》、《〈兰亭序〉真伪的我见》等，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所撰，那时他已八十高龄，文中注明查阅资料往往都是青年同志代劳。

柯灵、施蛰存和王辛笛（至左自右）

外公一生大半是以实地考察古迹、当场鉴定版本目录金石碑帖书画为主，与友人则以即兴交谈、书信往来居多。据说，当年琉璃厂的文物只要挂出“徐二爷鉴定”的牌子，立刻就有人买下，当然，后来也有假冒的事情发生。台北故宫博物院庄严先生曾回忆，抗战期间在贵州安顺守护故宫珍贵文物时，外公曾有过多次关于鉴定、保护文物的漫谈，他都做了记录，可惜战乱中笔记本丢失，也就没能留下外公的经验之谈，甚为可惜。梅兰芳大师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曾记载“徐森老”从观察王国维先生著述研究“博专细”的方式，告知做学问写文章的秘诀，多少年后我读之依然受用。但外公自己却绝少著书立说。这些年来，上海博物馆柳向春博士尽心尽力到处搜集外公的相关论文、讲话、为他人所作序跋、书信等第一手史料，终于辑录整理成书，实属不易。

我对外公学术领域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常有无法企及之感。这次有幸帮忙校对全书，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长了不少知识。我发现书信一辑占全书的37%，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家信，重读外公写给我妈妈的信，看他为妈妈欲赴欧洲与爸爸一起留学而思考了一夜，列出七条建议，仍为之感动，也倍感亲切。家信中发现有一通提到施蛰存先生（1905-2003），也让我想起一些往事。

1978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曾旁听过施蛰存先生给77级学生上课，之后又随研究生同学一起去施先生家问学，对施先生的淹博学识印象深刻，尤其他在逆境中仍然坚持研究学问，更是从精神上引领着我们学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我有时会去看望施蛰存先生。一次，他与我提及抗战期间，外公曾到长汀，和他在那边碰到。当时我记下施先生具体的回忆是：“抗战时期徐森玉从重庆飞到福建，在长汀厦门大学和我住过一阵。当时重庆飞上海的路线到江西中断，只好飞福建，然后走公路，经浙江杭州才能回上海，有不少朋友，我都是送他们走这条路线，我自己也是这样回上海的。”他对外公的印象是——“徐森玉学问好，研究古文献。”但他不知外公已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而且并没有留下多少著述。1941至1945年间施先生任教于因战乱迁到长汀的厦门大学。他与外公在福建相遇这件事，没听外公提到过。但在怀念施先生的文章中我记录了他的这一回忆。

这次校对家信，看到外公在福建长汀给儿子（文坰，字伯郊，1910-2002）即我大舅的一通信函，也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信中外公写道：

徐森玉从福建长汀写给儿子的信

文坰知悉：余经营纸业，四日来临汀，市肆虽繁盛，而客栈极少。全城走遍，始得一榻可居，然污臭不堪。所事几经磋商，往返询问，顷得确信，成行有日，即作书告汝，望转告诸亲友。城西有苍玉洞，宋人题名刻石数十段，近年为修工者损坏多处。又北山之麓，有梅万株，绿荫宜人。若初春来此，真香雪海矣。施蛰存写示《武夷诗》三十首，颇有大谢风趣。此地人物如鲫，而同调绝少，渠甚念馨迪不置。上海生活日高，汝事事宜小心，至要至要！此询近佳。父森字。六月八日

过去老人们通信一般不写年份，往往只落款月份日期，幸好此函留有信封，邮戳清晰，寄出为长汀“卅四年六月八日”（1945.6.8），收到日期是上海“卅四年七月十一日”（1945.7.11）。战乱期间道路受阻，此函路上竟走了一个多月！那时日本还没有宣布投降，所以施先生回忆“抗战期间”，是准确的。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初版）作者沈建中先生提供施先生那一时期经历的史料如下：“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先生应戴克光之邀，与邹文海、万鸿开以及周长宁、叔园等诸位教授一起脱离厦门大学，迁居福建三元接受江苏省立江苏学院之聘，出任文史学系教授。”“九月一日，先生正式出任省立江苏学院文史学系主任、教授，月薪为400元。”所以，在此之前的6月上旬，外公与施先生确实在长汀见过面。

与施先生回忆外公是从重庆飞福建略有不同，实际情况可能是倒过来，外公从上海出发，经浙赣闽，最后从福建再赴重庆。1945年开始，外公的家信写得含蓄，对收信人的称呼、写信人署名往往用代称，或换一种不同的表达，所谈之事也多用暗语。可能时局变得更紧张，所做之事也需更小心，因此写得更为隐晦。如此，信中外公所谓的“经营纸业”，柳向春博士认为恐怕不是实指，而是指与古籍调查运送相关之事；他所作年表提及1945年“先生曾再次赴渝，约八月间返沪”。从家信可见，外公在1945年4月27日从上海抵浙江杭州，28日游湖，29日品茶——5月3日从杭州起行——4日抵场口，夜宿商元——5日泊八铺汊——6日经桐庐，船过七里泷，登钓台并西台——7日到建德，食角黍，味颇佳——又到一地（未写日期地点），候车二日——直到12日才由淳安乘车前进，因车机损坏在仙岭住宿——13日车机又损坏三次，夜二时抵稻坑宿——14日车机坏两次，饭于华埠，夜宿常山——15日过江西玉山，抵上饶——16日来铅山——25日从铅山起行，渡分水关（赣闽交界处），山峻路险，幸车机甚好，未稍停滞。午饭在福建崇安（铁观音茶价甚廉），过赤石，饱看武夷山色，晚抵建阳——26日过建瓯，游街市一周，下午二时抵延平，市中颇繁盛——27日抵永安，梅雨已至，诸溪水大涨，闻前途桥断路坏——候车二日，29日来朋口——6月4日来临汀——6月8日信函提及成行有日。

可见外公一路确是走公路，坐汽车或渡船从浙江、江西来到福建的；施先生所提从福建回沪路线大致也是如此反方向而行。外公信中将长汀称为“临汀”，系因长汀古时称汀州，临汀曾是汀州之别称。

施先生“写示《武夷诗》三十首”，外公评价“颇有大谢风趣”，大谢是谢灵运，擅写山水诗，此语颇见外公于旧体诗的鉴赏趣味。据《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记录，1941年5月下旬，施先生由永安出发前往武夷山旅游，独行山里十天。又在1942年元宵节，为编定誊录所作诗《武夷行卷》（一卷）题序：“既归永安，又仆仆来汀州；逾月，始得展席定居，迺发箧出宿藁，时一润色之；至岁阑，遂写定为卅五首，曰《武夷行卷》，录以诧亲戚故旧暌违既久且远者。”此时已至1945年，大约施先生从中特地抄录了三十首自己较为满意的诗作送给外公。施先生《北山楼诗》选有吟咏武夷山水的诗二十余首，第一首即拟人化颇带风趣的《入武夷先见玉女峰髫秀无伦》：“开门临白水，对镜贴黄花。独宿清溪畔，娉婷惜鬓华。年年三月半，日日夕阳斜。莫逐行云去，行云未有涯。”

此信又写了长汀风物景象，特别提到“城西有苍玉洞，宋人题名刻石数十段，近年为修工者损坏多处”。略早在1942年秋间，浦江清先生返回西南联大时，途经长汀，由施先生陪同参观苍玉洞，皆可见当年学者对祖国文化遗迹的重视。

外公信中反映了他逗留长汀与施先生交游，还提到施先生“甚念馨迪不置”。馨迪（1912-2004）是父亲的本名，看来父亲与施先生此前已相识，也许是他俩都写现代诗，而施先生与戴望舒先生是好友，父亲又曾在戴望舒编的《新诗》上发表诗作。我只知道他俩在四十年代后期有来往。施先生也曾谈起那时他到中南新邨我家做客，还记得“你家的栗子粉蛋糕极好！极好！”当时施先生和几位友人在我家聚会，父亲赠送了刚出版的诗集《手掌集》，封面是英国版画家裘屈罗·赫米斯的作品——手掌上的一朵花，而父亲不取作者所起的《花》之名，而是看重与自己诗作相应的“手掌”之意。但直到五十年后，在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访问团授予上海文坛三老作家施蛰存、柯灵、王辛笛敬老奖时，父亲和施先生才再次见面。

为施蛰存先生作百万余字编年事录的沈建中先生建议我写下外公和施先生交往的这一段史实，那样施先生以前的回忆就不是孤证，而有了旁证。我遵嘱照办。适逢冬至临近，谨以此小文怀念早已仙逝的外公、施蛰存先生和父亲三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