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柯岩致本文作者的信件

山崎朋子致本文作者的信件

整理书信时，我发现了一封柯岩的信，一共有三页，用铅笔写在《人民文学》杂志社240字的蓝色稿纸上。因为既没有信封，也没有日期，大概不是通过邮局寄的，而是托人带来的：

小陈：

送山崎朋子便笺一纸，请阅后捆在我送给她的几本书里。

你译的三篇文章我都看了，觉得很流畅，有些地方说得不确切或不充分，是记者整理时省略了，或者在我讲的时候，他没听懂，与你无关。

《访中国女诗人柯岩》，我在第2页、第3页上按说时的原意整理了一下，因为照他那样整理是不定态，甚至是不通顺的，关于《诗刊》的那些说法更是不正确的。我不懂日文，但我想，我们刊文章、出书，这样做应该是允许的，因为不是把原意改掉，而是略加补充，使之能懂，不知你以为然否？

第4页，我补充了几句，我说时比这更明确。前一段提到的外国著名诗人、作品更多，可能记者不熟悉，都没有写上，而我们不写上不行，因为诗歌朗诵会确实有，而且影响很大，结果他把诗、诗人都省略了，光写了两个曲子，岂不成了音乐会？

另一段，传统文化、人民友谊等问题，不说也是不行的。加了两句，可能不忠实于原文了，也许你的日本老师会有异议，但忠实于原意，且与他整理的原意也不违背，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否则一篇文章说得不明不白，咱们出版的意义就不大了，你说是吗？

另外，“他是他我是我”，鸳鸯之类，挖也挖不掉，只得由它去了。这是日本人的情趣，也得保留他们的风格。另一篇，我只主要看了我自己的，虽然记者概括得也不很完善，但因为主要说的是周扬同志，我就基本没动，你是否还应请周扬同志看一看呢？因忙乱，写得潦草，请谅。

匆此问好。

柯岩

这封信可能写于1979年底或1980年初，当时柯岩是《诗刊》的副主编，常来中国作家协会开会，偶尔到外联部坐一坐。虽然我与柯岩认识，但没说过几句话，平素也没有往来，我之所以给她写信，是因为1979年5月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日本报刊也发表了不少真诚友好的文章，祝贺中断多年的日中文学交流重新开启，恰如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所说：“在日中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业中，这是一件大喜事。”

当时主持中国作协外事工作的领导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老外交家。他认为做外事工作说到底就是“交朋友”，但朋友有真有假、有好有坏，得经受时间和风雨的考验，所以要细水长流，持之以恒，这样才能找到肝胆相照的挚友，切忌人走茶凉，“雨过地皮干”，有始无终。在他的鼓励下，我从日本报刊上选译了《茅塞顿开的感叹》《两位女作家》《有意义的时刻》《杨沫与伊藤克》《访中国女诗人柯岩》五篇文章，前两篇文章以《友谊花束》为题，发表于《雪莲》1980年第3期；后三篇以《东瀛花海吐芳芬——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花絮》为题，发表于《江城》1980年第3期。

译稿完成后，我分别寄给有关作家审阅，并询问可否发表？按理说，这些译自海外报刊的文章，译者文责自负，可以自己决定，但我觉得译文只是照葫芦画瓢，文章的背景和作者的深意未必明了，还是请有关作家看看为好，一是表示对作家的尊重，二可保证译文的准确。但有时我认为的难得的佳作，当事人出于某种考虑，不同意发表，我只好忍痛割爱，“闲抛闲掷野藤中”。

在这五篇文章中，三篇都提到了柯岩，而且有一篇是专访，所以我写了一封信，请她抽空看看。柯岩很快看完译稿，对《访中国女诗人柯岩》那篇专访做了多处修改，并附信说明理由。

她在信中说，“关于《诗刊》的那些说法更是不正确的”。所谓“不正确”，主要是指对诗歌朗诵会的介绍。当时《诗刊》除了每月出刊，还有“街头版”，即把诗抄成大字报贴在出版社的墙上；也有“舞台版”，即举办诗歌朗诵会。但不知是那位记者对外国诗人的名字不熟悉，还是根本就没听懂，抑或翻译漏译，报道中没写诗人，只写了“《茶花女》片断”；《茶花女》是歌剧，这很容易使读者把诗歌朗诵会误解为音乐会，所以柯岩补写了“普希金、惠特曼、雨果……及著名歌剧《浮士德》《茶花女》《托斯卡》片断等等”。

第4页上，柯岩补充了一段文字：“但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割不断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也是割不断的。其中《茶花女》和日本的《拉网小调》是大家熟悉的歌曲。”

关于“他是他我是我”，是记者在专访中提到“她的丈夫是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贺是作家，也是诗人，在延安时代就写了歌剧《白毛女》，他们真是一对鸳鸯夫妻”。但柯岩似乎对鸳鸯夫妻不感兴趣，马上说“他是他我是我”，各搞各的创作。

至于她在信尾说是否“应请周扬同志看一看”的那篇文章，名为《茅塞顿开的感叹》，是日本作家写周扬、苏灵扬夫妇及欧阳山、姚雪垠到他家做客的。我已将文章呈请苏灵扬审阅，但这篇文章并未提及柯岩，她可能将其与阪田宽夫在《两位女作家》一文里对她的描写记混了。阪田宽夫说杨沫、柯岩到他家做客时，谈及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谣，柯岩当场朗诵了童谣《梳小辫》，杨沫当场朗诵了童谣《盼晴娘》……

她在信开头说的“便笺一纸”，是指她给山崎朋子写了一封信，夹在送给山崎朋子的书里，让我译成日文后与书一并寄发。事隔多年，信中写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对书还有点印象，好像是她的诗集、作品集和中国妇女的相关资料等。

我与柯岩不熟，但这封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增进了对她的了解。第一，她是认真的，对译文的每句话都仔细琢磨，力求准确。第二，她是平等的，以商量的口气，表明自己的看法，让译者考虑是否进行修改。第三，她对译者是尊重的、关心的，叮嘱有些文章应该请相关作家过目。第四，她是谦逊的，当记者说“在中国，《周总理，你在哪里？》这支歌家喻户晓，响遍万里山河”时，是想请她谈谈创作的心得体会，但她不讲自己，而是说：“人们之所以喜欢这支歌，并不是因为我的诗如何好，而是人们对周总理怀着崇敬的心情，对于我诗中的不足之处，人们怀着深情作了补充。”

大概就是从那次开始，我成了柯岩与山崎朋子书信的中转站，她们先把信和书寄给我，我把信译好后再转发。

柯岩一直关心山崎朋子“亚洲底层女性史”的研究，不仅给她寄书寄资料，还帮她出主意想办法。而山崎朋子每次到中国访问或是有新书出版，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柯岩——1998年，她的《底层女性史序章——望乡》中文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她寄书给我，并附了一封信：

陈喜儒先生：

东京从早晨就开始下雪，这是很少见的。北京的冬天如何？前几天有机会在东京的宴会上见面交谈，我很高兴。终于收到了中文样书，现呈上一册，同时也给柯岩先生寄去一册。给她的信是用日文写的，请您帮我译成中文。我正在写以北京为舞台的一本书，有人策划将它拍成电影。

期望与先生在北京见面。

祝健康。

山崎朋子

1998年1月8日

山崎朋子在信中所说“以北京为舞台”的书，即2003年由岩波书店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朝阳门外的彩虹——崇贞女校的人们》，本书讲述了日本一位基督教徒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北京创办崇贞女校的曲折历史。

柯岩与山崎朋子的书信往来持续了二十多年，一直由我翻译转发。我认为这是私人信件，属于个人隐私，不应建档留存备查，否则有悖于信任和厚道，所以每次都是将原信、译文一并发出，不留片语只言。

现在回想起来，我又有些茫然，甚至惋惜。因为在她们的书信中，不仅有相互的信任、激励、欣赏和友谊，还有对文学、对疾病、对人生、对子女、对家庭、对事业等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现如今，她们都走了，那些镌刻着时代和她们个人印记的书信，不知散落在何处，或许早已化为云烟？

每每想起这些，我心中总是充满不知对错的惶惑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