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专刊——梁斌 纪念梁斌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梁斌，生于1914年4月18日，河北蠡县梁家庄人，毕业于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原名梁维周，笔名雨花、梁文彬。著名小说家、国画家、书法家。代表作品包括《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其中《红旗谱》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评剧、京剧、电视剧等，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今年是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本报特邀请阎浩岗、刘卫东、宋安娜三位专家学者撰文，以此纪念这位中国当代文学大家。
——编 者
梁斌年轻时候的照片（1960年）
梁斌
《红旗谱》《播火记》：文学史上绕不过的存在
□阎浩岗
1957年至1958年之交，《红旗谱》如平地一声雷，震动了中国文坛；5年后，《播火记》又从北方平原刮起红色风暴。于是乎，梁斌从一个普通的革命干部，一跃成为闻名全国、享誉海外、青史留名的大作家。
长篇小说出版不久，报刊上铺天盖地的介绍、评论或转载，话剧、电影、戏曲、曲艺和连环画等对原作的改编与普及，是其他“红色经典”都享有的待遇；但像《红旗谱》《播火记》这样被郭沫若、茅盾和周扬等名家都予以重视、给予高度评价的，恐怕就不太多了。郭沫若亲自为两部小说题写书名，茅盾称其为“里程碑的作品”，周扬则誉之为“世界一流”。即使“文革”时期，《红旗谱》《播火记》仍然保持这热度。新时期初期拨乱反正，《红旗谱》在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占据突出位置。19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在“重写文学史”浪潮中“十七年”文学普遍被看低，但《红旗谱》在绝大部分的文学史书写中并未消失。199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蒙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小说卷》中，《红旗谱》位列收录的五部长篇之一。新世纪各种评论新历史小说的论著，每以《红旗谱》为参照。也许今天的读者阅读感受可能会有不同，但《红旗谱》一直是文学史上绕不过的存在。
《红旗谱》的文学史地位，取决于其独特的艺术性。该书塑造的朱老忠形象，是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人物类型。古代文学大多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人公，即使号称“农民革命的史诗”的《水浒传》，除了面容模糊的陶宗旺，书中主要人物也没有一个是以种地为生的地道农民。在《红旗谱》之前，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出现了鲁迅笔下的闰土，华汉笔下的老罗伯和罗大，茅盾笔下的老通宝和多多头，王统照笔下的奚二叔和奚大有，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李有才、张铁锁、王金生，周立波笔下的赵玉林、郭全海、刘雨生等农民形象，而朱老忠与这些农民迥然不同：他不是一个被同情、被怜悯的“受苦人”，而是富有人格魅力的强者；他有普通农民身上不具备的江湖气、侠客气，确又是一个平日里能屈能伸、过庄稼日子的地道农民；他不是完全由外力推动的被动反抗者，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人格精神的韧性战斗者，一个真正的“主体”，一个兼具真正农民身份与平凡英雄气质的“卡里斯马”。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主要是土地革命、农民革命，如果没有《红旗谱》和朱老忠，中国土地革命的文学叙事中就只有“被解放”的农民，而没有主动寻求自我解放的农民，文学对农民革命性的揭示就不深刻、不充分，或停留在“阿Q式革命”阶段。事实上，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涌现的农民英雄既有阿Q式或赵玉林、郭全海式，也不乏朱老忠式，即出身农民却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普通农民的类型。这样的农民，往往是生活中更常见的严志和、朱老星、伍老拔式的农民领导者，他们最终会成为出色的农民领袖乃至革命干部。
《红旗谱》《播火记》以乡村的小户与大户（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基本情节线索和故事发展动力。它在写接受党领导之前的斗争时，突出了农民之间靠友情与义气而产生的团结协作精神——老一辈的朱老巩挑战冯兰池，有其好友严老祥一家协助；朱老忠返乡前，由朱老明牵头，严志和与朱老星、伍老拔参与，共同与冯兰池打官司；朱老忠返乡后，他们又团结在朱老忠周围，有难同当。有了这样的人际关系基础，贾湘农来锁井镇“播火”就没费太多周折。小说写到朱老忠等接受党的领导之后，没有像“十七年”时期其他革命历史题材或农村题材小说那样将双方斗争一开始就写成直接对垒、剑拔弩张：第一部中的“脯红鸟事件”完全是普通的乡里纠纷：冯兰池喜欢那只鸟，但并不强取豪夺，而是想高价购买；朱大贵不卖，他也无计可施，他报复朱家，用的是“合法”的抓丁手段。“反割头税”则是在地下党暗中领导下通过不流血斗争取得的胜利。可以说《红旗谱》写的是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但这种阶级斗争之所以写得自然又富于张力，是因为它借助家族斗争方式而展开。小说中参加朱老忠一派的，是锁井镇和小严村最讲义气、最敢斗争的人，而非最穷的人——朱老忠和严志和应该属中农或下中农，与他们家庭条件差不多的老驴头、比他们穷得多的雇农老套子就没有加入。也并非所有地主都与冯兰池联合在一起，与朱严对垒，相反，锁井镇另外两家地主冯老锡、冯老洪与冯兰池是仇人。冯兰池所以霸道，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掌握了村长和堤董的乡村基层权力。据梁斌自述，民国时期冀中乡村的贫富分化并不特别明显。华北虽有地下党，但没有像南方那样建成苏区。这应该与当时北方农村的特殊社会形势分不开。《红旗谱》和《播火记》真实揭示了北方乡村革命的特殊性。
塑造这样的人物、讲述这样的故事，《红旗谱》用的是不一样的写法，即以日常性为基调，添加适度的传奇色彩。第一部完全是日常生活叙事，即使第二部写高蠡暴动和武装斗争，其写法也迥然有别于《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林海雪原》之类革命通俗传奇。《播火记》中参加暴动的农民起义军，领导者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参加者没有军事斗争经验，所以一触即溃。作者没有违反历史事实，将失败写成胜利。作品中地主和农民的言语与行为，均未脱离日常生活逻辑。作品中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只有朱老巩、朱老忠父子以及白洋淀中的绿林人李霜泗，但在添加这些传奇色彩时，作者掌握了分寸，使之不显得与日常性基调不和谐：朱老巩与众不同，是因他参加过义和拳；朱老忠眼界高于普通农民，是因他下过关东，甚至跨出过国界。李霜泗父女的身份有别于农民，属于另一类型人物，梁斌也并未将其写成燕子李三式的飞檐走壁者。至于小说在民族风格探索方面取得的成就，早已成为学界共识，在此无需赘述。
能写出这样不一般的作品的作家，必有其不一样的性格特征与艺术追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写作时普遍有“赶任务”的压力，用创作配合政治政策宣传是其内在驱力。梁斌也不可能不考虑当时的政治要求与基本规范，但他创作《红旗谱》却是“蓄谋已久”——早在青年时期，在抗战之前，他就以二师学潮为背景写过短篇小说。抗战期间，又多次以中短篇小说以及话剧的形式，写过后来写进《红旗谱》三部曲里的人物和故事。《红旗谱》是在具有强烈创作冲动、不写不可的心态下动笔的。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他无心当官从政，只想获得更多的创作素材和更好的创作条件。他有明确的精品意识，一心要写出传世之作，而非迎合一时一势。他有强烈的个性追求，不想重复《白毛女》《暴风骤雨》以来写地主农民斗争的老套路，一定要将故事和人物写得与众不同。他对中外文学遗产兼收并蓄，取其所长，探索出独属于自己的“比中国传统写法细一点、比西洋写法粗一点”的雅俗共赏的艺术之境。
熟悉梁斌的人认为梁斌本人的性格特别像朱老忠。我认为，《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外形设计就有作者本人的影子：小说原作中的朱老忠，身材并不像影视剧中的扮演者那样魁伟，而是个“小敦实个”，说话声音洪亮，有膛音。而生活中的梁斌也像他笔下的朱老忠一样，个子不高，但刚烈侠义，敢作敢为。虽然经历过特殊年代的磨难，他的这一性格也不曾改变，除了天赋个性使然，也与其革命老干部的资历及重义气、讲友情形成的广泛人脉分不开。如此，他才可以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与独立个性，坚持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红旗谱》手稿 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
《红旗谱》，梁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再版
《播火记》，梁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初版
《红旗谱》（1960）电影剧照
对人民的忠诚与爱 贯穿生命始终
——我眼中的梁斌
□宋安娜
梁斌出生于1914年，逝世于1996年，享年82岁。他是杰出的人民作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当代文学巨匠和著名书画艺术家，梁斌精神和其文学艺术遗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世纪80年代，梁斌先生从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文联主席任上离休。他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文件，梁斌同志以正部级离职休养。有关部门征求他的意见，房子、车子、秘书如何安排，他说，一概不要，只要我看病的时候派个车能送我到医院就行了。
梁斌殚精竭虑创作出《红旗谱》后，身体一直不好，多次入院治疗。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晚年几次闹悬。1988年，有一天，他参加老画家的书画聚会，心脏病突发。老朋友劝他，赶紧向有关部门要汽车，他说，他们太忙。他请人打电话通知他的女儿，用自行车推着他，步行十几里路，将他送到医院急诊。接诊的大夫说，再晚来一会儿就没救了。家属禁不住后怕，而梁斌从此次病危得到启发，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手稿，亲自穿针引线，像乡村小学生缝作业本那样，将手稿一本本缝制起来。
梁斌说过，手稿是从作家身上掉下来的肉。一位西班牙收藏者看中了梁斌的手稿，找上门来想购买《红旗谱》手稿。送走西班牙收藏者，梁老笑容满面。孩子们问他笑什么，他反问道：“你们猜猜，开价多少？”孩子们说：“10万人民币。”梁老大笑道：“10万美金！”笑过了，他将手一挥，说：“10万美金我也不卖！我的手稿属于人民！”后来，梁斌果然将全部手稿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事后，老人家亲口对我说，现代文学馆来人取走时，他特意与自己的手稿合影，全部手稿摞起来，比他的人还高。
梁斌先生最后一次入住医院治疗是1994年。那一次他住了2年。经天津市总医院的大夫、护士精心治疗和护理，他的病情稳定下来。他叫人在病房里支起画案，重新挥毫作画。梁斌的画作，被誉为红色文人画。他在蠡县高小曾接受过正规的美术训练，绘画基础扎实。他的书画题材与他的革命生涯息息相关。北方农村的瓜棚豆架、白洋淀的映日荷花、太行山的嶙峋山姿、武汉江边的清秀风光，都是他百画不厌、推陈出新的绘画题材。他画荷花荷叶，水墨淋漓，一花一叶见白洋淀浩渺云烟；他画枇杷葫芦，果实丰满，枝枝蔓蔓缠绕着乡土气息；他的焦墨山水更独树一帜，千里太行一派荡荡长风。
文学家能书善画，古来有之，历代都有佳作流传，形成文人画。文人画不拘泥于师承与技法，讲求感情和兴会，捕捉事物最感动自己的特征，抒写胸中最激动自己的感情。但古来文人又多怀才不遇，将满腔不平怨愤倾泻于三尺熟宣，所以文人画多高古荒寒之气。梁斌的画，画的是他的革命生涯，抒发的是他崇高的信仰。他一改古代文人画风，不论字与画，均大气磅礴，激情满纸，看了令人精神振奋。
梁斌一生创作了8000多幅书画作品，其中3000多幅毁于“文革”之火，余下的5000多幅大部分收藏于故友新朋、普通民众手中。
黄胄与梁斌是同族兄弟，黄胄在国画领域俨然大家。两兄弟谈笑之间，梁斌常说：“黄画不如梁画”；黄胄为《梁斌画选》作序，坦言道：“梁斌的画和文学创作一样，充满激情和希望。看过他的画的人，都认为散发着新时代的书卷气，表现意象凝重厚机。梁斌说，他的画比我的画好，就这一点说，我是同意的。”
听说梁斌先生在病房支起画案，慕名来索画的不少，梁老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每有得意之作，也欣然赠送。他在这期间创作了不少精品，但毕竟是久病且高龄的老人，画作断断续续。
1996年４月，梁斌先生一连几日不适，体力下降，提起笔来手颤不止，他已经许久不动画笔了。一天清早，他忽然说很想画画，叫人铺开宣纸，一气画了三个多小时，画出一组四扇屏：梅花、牡丹、枇杷、樱桃。花朵生机盎然，果实丰硕繁多，洋溢着生命的蓬勃和收获的喜悦。大家看了，都暗暗称奇，说这哪像一位久病老人的画作，简直就是出自血气方刚年轻人之手嘛！由此，人们还私下里庆幸，期待他终会战胜病魔，慢慢康复起来。谁也没有想到，两个月之后，他便与世长辞了。
梁斌先生的书法绝笔，是“梁庄小学教学楼”七个字，那是他为家乡河北省蠡县梁庄村的小学题写的匾额。这座小学，是他个人捐款50万元建起来的。这是一笔“秘密”捐款，全部现金连梁老的家人都不知情。那时他还没有住院，老家村党支部书记带着小学的校长来了，诉说学校的难处。梁老说，再难不能难了孩子读书。过了一些日子，他把书记和校长叫到天津，当头对面交给他们一个提包，里边装着50万元现金，说：“盖吧，给孩子们盖一所最好的小学校”。他还嘱咐那位书记，别告诉孩子50万元是他个人捐的，告诉他们学校是县委、县政府为孩子们建的，让孩子们感谢县委、县政府。
以我对梁老的了解，要想搞到50万元，他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找老战友、老同事批款，他1927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冀中工作，战友、故旧不在少数，其中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也不在少数，他出面为乡村的孩子们说一句话，问题应该不难解决。第二个办法简单，便是自己拿出钱来。但梁斌身边没有这么多钱。几十年来，他的生活由夫人散帼英照料，年轻时从不称油打醋，老了更加不问家庭琐事。一个没有购买使命的人，要钱何用？但他需要50万元。
大约10年之后，梁斌的家人才对这笔巨款的来历有了片段回忆。原来，有一段时间，家人经常见他携画外出，将他几十年来珍藏的名人字画，卷一卷就拿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家人无意间发现了一张卖画的单据，款项很大，问他，他将手一摇，说：“你们别管，我有用。”家人只知道他在卖画，想做一件自己的事情，就没人再问起，包括数字和用项，这之后就发生了一提包装了50万元现金的事情。
在梁庄，流传着许多梁斌关心家乡百姓的故事。梁喜来患羊角风，四处求医不治，梁斌把他接到天津，请了名医调治，回乡后，梁斌又一次次买药，亲自包裹好邮寄回去，直至他的病痊愈。３年困难时期，梁斌生活也不宽裕，但他得知梁振兴家生活艰难，袁营家缺衣少被，便多次给梁振兴寄钱，还给袁营家寄去了棉被。1988年，梁斌托人将一台电视机和一批图书送到村里，在村办小学开辟了“梁黄”阅览室，鼓励乡亲们读书。
梁斌先生捐出的50万巨款结出了果实，1996年5月，新的梁庄小学竣工了。那是梁庄村里最美丽的建筑。两层高的教学楼坐北朝南，楼体向东西两侧伸展，恰似一个正做着广播体操的小学生，在阳光下尽情地张开他的双臂。教学楼的中部设置了一座弧形过厅，采光充分，厅堂里阳光灿烂，灿烂的光芒将琅琅读书声熨烫出绸缎般的质感。
此时，梁斌先生已经入住医院并两次病危又转缓。听到梁庄小学落成的消息，梁老欣慰地笑了。６月６日，应乡亲们之邀，梁老终于又挥毫运笔，高兴地题写了匾额“梁庄小学教学楼”７个大字。1996年6月20日，梁斌先生与世长辞。这日子与他为梁庄小学题匾只隔14天。
2004年我曾去梁斌先生的故乡河北省蠡县梁庄采访。村里的乡亲告诉我，近年来，有30多名农民子弟考上了大学。一位以书画艺术之精粹著称的作家、艺术家，他的书法绝笔不是恢宏的长卷，也不是精美的小品，而是一座乡村小学教学楼的匾额。梁斌先生用他的一生印证了他的话：“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永远忘不了农民父老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活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不能忘记八年民族解放战争中，广大农民父老不怕牺牲他们的身家性命，献出他们的一切；不能忘记吃了他们多少小米；不能忘记坐了他们多少渔船；不能忘记睡了他们多少热炕头；更不能忘记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没有他们对我的教育，肯定没有我这个梁斌”。
也许梁斌先生对自己的生命极限已经有所预感。在他离世两个月前，在画了梅花、牡丹、枇杷、樱桃四扇屏之后，他余兴尚浓，意犹未尽，又大笔一挥，写下一幅条幅：“一华落地来，满天星斗日。”写这幅条幅时，他的手一丝不颤，运笔刚劲有力。这幅条幅成了他书法的峰巅之作，与花朵生机盎然，果实丰硕繁多的梅花、牡丹、枇杷、樱桃四扇屏，相映生辉。盛开的梅花、牡丹象征着祖国的繁荣昌盛，枇杷、樱桃象征改革开放硕果累累，满天星斗象征人民光辉的未来。然而“一华落地来”，此时梁斌先生已经预知了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却创作出这样的书与画。梁斌先生将他对人民的忠诚与爱，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
（作者系作家，曾任天津日报社文艺部主任、高级编辑）
纪念陈庄战斗五十一周年 梁 斌 作
十月廿五日伟大的早晨 梁 斌 作
梁斌先生在文坛蜚声中外，画坛更是独树一帜，造诣非凡。早在先生少时，绘画便崭露头角，先后得到任艺圃、张化鲁、姚萼三位先生的专业指导，七岁写大仿，十二岁画静物及速写，高小三年级时画了一张《秋风红叶》，老师赞曰“我们出了个画家”。张化鲁老师更是谆谆叮嘱：“你是有绘画天才的，要好好学习，法乎其上，要看好画帖，临好字帖，艺术这一行就是勤奋，是无止境的……”这段时期的积淀，为梁斌先生日后的书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的梁斌先生参加革命，一手秉笔，一手持枪，戎马倥偬，直到1957年重新拿起了画笔，晚年大写意画更是直抒胸臆，六十年后，凭记忆又画的《秋风红叶》充满了浓浓的回忆。
梁斌的中国画笔法源于传统，发自心源、取其意气，下笔干脆磊落，苍老沉着、势状雄强而直达灵府。类如《平原仲夏》《花架之下井台之上》《滹沱河畔》无不因他“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真切地将岁月留在画作中。
——范 权（画家）
论“青年梁斌”的创作
□刘卫东
梁斌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57年的《红旗谱》。对梁斌不熟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梁斌属于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历史叙事”中一举成名的作家。其实不然，梁斌的创作始于1930年中期。1932年7月，梁斌积极参加就读的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学潮运动，学潮失败后，保二师被解散。因为上了“共产主义思想犯”的嫌疑犯名单，梁斌离开家乡，跑到北平，加入“左联”，以笔为武器，继续战斗。当时他与失学的保二师师友一起，白天到北平图书馆（现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分馆）自学，晚上写作、投稿，在平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作品。之后，梁斌参加抗日，南下湖北开辟新区。1950年代初期，梁斌开始撰写《红旗谱》，并因此轰动文坛。此时，早期作品对于梁斌来说，是价值不大的“练笔”，并没有很关心。可以说，梁斌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自从发表后，就隐没在文学史深处，长时间内默默无闻。
直到1980年代初，这批作品才得以走出故纸堆。当时，河北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唐文斌因为编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梁斌专集》，发现了10多篇梁斌青年时代的作品。梁斌写了《关于早期的几篇作品》（《莲池》1981年），详细记录了这批作品写作、发表情况，并表示作品写于“初学练笔时期”，是“微不足道”的。此后，梁斌发表于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受到关注。201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梁斌全集》，将当时已发现的梁斌早期作品悉数收入。近年，数据库提供了便利的检索条件，又有多篇梁斌佚作被发现。笔者统计，1931年到1933年，不到20岁的梁斌发表了诗歌、小说、散文等共30多篇作品。单是1933年，就发表了18篇。这些作品支撑起了一个以往文学史不太熟悉的梁斌，为表述方便，本文称之为“青年梁斌”。
“青年梁斌”关心政治局势，忧国忧民，在很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农村问题。《读了〈如此农村〉之后》（《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3月18日）是一篇佚作，梁斌借题发挥，谈到农村的“破产”，“封建势力，和新官僚的残酷，已到极点”，而农民“不会奢华，只知道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劳动。然而所得物，经过捐税、地丁、高利贷等等的剥削后，到年终结账的时候，还得个债台高筑，连过年的饺子都吃不到——甚至于破产流亡”。从中可以看出，当时19岁的“青年梁斌”通过观察和体验，对农民水深火热、农村危机四伏的情况非常了解。二、军事问题。东三省沦陷，华北危如累卵，然而城市青年麻木不仁，仍旧沉浸在个人生活情趣之中。佚作《春》（《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4月21日）中，“他们”泛舟湖上，依偎亲吻，情话绵绵，沉迷于醉人的春色，根本没有意识到“冀东撤防，冷口失陷”、危机四伏的战况。三、女性问题。此前梁斌的作品中，较少有直接论述女性问题的，新发现的《时代中的牺牲者——乡村少女》（《世界日报》1933年5月22日、23日）、《从中国农村妇女生活论到“健美的女性”》（《世界日报》1934年3月26日）两篇佚作，填补了这一空白。在文中，梁斌充满对女性的同情，提醒“研究妇女问题者，应该注意到这些农村妇女所受的痛苦”，“中国的劳动妇女，努力的挣扎在饥饿的线上，再没有时间去注意其他”。
“青年梁斌”关注的问题很广泛，但并非夸夸其谈，而是有自己的“心结”，即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亲身经历“二师学潮”，耳闻目睹高蠡暴动，这两件事对梁斌产生了很大震动。梁斌青年时期就不断书写，继而逐步积累，终于在《红旗谱》三部曲中得以完整呈现。佚作《“十节一”的话——献给被忘却的朋友》（《京报》1935年10月5日）中，梁斌隐晦地提到了“二师学潮”中的战斗。“已是三个年头不曾听人提得这件事：那是一个六月的拂晓，敌人拿着刺刀和枪炮攻破围墙，来对付这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我的朋友——那斗争的一群，被严密的军警围在学校里，吃尽了所有的食粮，吃尽了河里的藕，吃尽了看门的狗，把狗皮悬在城门上，向同情者求援。他们未曾有丝毫的‘个人’与‘自私’，是要负起他们的使命。”关于高蠡暴动，文中也提到，“后来敌人要镇压某地的农民暴动起义又给枪毙了四人”。当时，“青年梁斌”就立志用笔写下这一幕作为纪念：“有时几个朋友坐在一起，也想过要纪念朋友们：把它用文学的笔写出来，并且希望，使它永久的存在世界上”。
在“青年梁斌”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带有很强的左翼特征。《姊姊》是一篇小说佚作，发表于《北调》1936年第3期。《姊姊》写的是姊姊，用的是弟弟若霖的视角。家庭中父亲缺失，母亲又没有收入，姊姊萍倩担起了养活一家三口的责任。姊姊无奈，与男人周旋，“卖相不卖身”，以此获得利益，引起若霖不满，也被周围同学嘲笑。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文学“家”的故事，若霖就是那个“叛逆者”，冲出家庭，向黑暗、荒诞的现实发出怒吼：
他狂了：咬着牙，瞪着红的眼睛，立着头发。一个骷髅，在他前头耍鬼脸。他撒开腿就追，穷追。
他要找王新玉，要找张先生，他要拼命！他想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他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找不到要找的门，愤怒了，挺起腰来，伸出拳头，向着黑暗的天空狂击。
“谁怕死，谁是懦种！”他喊。
读“青年梁斌”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强烈的、超过同龄人的使命感。佚作《誓》（《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5月14日）是一首诗，首先写道：“何必悲愤怒号，/只求血在狂涛。/若忘不了，九一八的奇耻，/终有一天我们恢复失地的歌声也会响彻了三岛”，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口号，而是将其视为奋斗目标，“夺回了我们失掉的国土，/救出了我们被蹂躏的同胞，/这偌大的使命呵！/就在你我立志的今朝”。从诗歌中可以看出，“青年梁斌”并非利禄之辈，而是将夺回国土作为“使命”，有宏大的抱负。
整体来看，“青年梁斌”的作品中，可以明显体会到其中强烈的“启蒙＋救亡”意识。原因有如下方面。其一，1930年代的冀中蠡县，革命基础深厚，党组织活动频繁，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都发生在梁斌青年时代。梁斌13岁就在县高小参加了共青团，在党员教师的指导下读书、思考。其二，1933年，梁斌到了北平，参加了“左联”，自觉接受和传播进步思想，还因此被捕，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其三，“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平津与其邻近，抗日救亡思想和活动非常活跃。
此前，梁斌1930年代的创作已经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多种研究成果。更多时候，研究者受到梁斌自我界定的影响，将其看成不成熟的“习作”，而把更多目光投向“红色经典”的代表作《红旗谱》。不可否认，“青年梁斌”正在寻找革命道路，与《红旗谱》时期相比，选题和写作技巧上都有青涩之处。但是，置于五四运动后流亡北平的左翼青年创作的语境，“青年梁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青年梁斌”的文学活动，与当时北平左联的指导有很大关系。梁斌在《我的第一篇小说》中回忆说，他的《夜之交流》（《令丁》1936年第2期）曾通过组织关系，给当时中国大学的进步教授吴承仕看过，吴承仕还提出了阅读意见。另外，与“青年梁斌”的创作相比，梁斌《红旗谱》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经过抗战期间“新世纪剧社”的战斗生涯和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理解，梁斌的语言发生了巨变。类似的变化也体现在丁玲、何其芳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的写作中，不过，因为“青年梁斌”长期被忽视，更为典型的梁斌的语言“转变”，还较少有学者关注。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