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专刊——唐弢
1913年3月3日，生于浙江镇海县西乡古唐村，原名唐端毅，字越臣。
1919年，进入本村古唐小学读书。
1921年，净戒和尚据《说文》“弢，弓衣也”为之改名为唐弢，次年开始接触《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作品。
1923年，进入培玉小学，阅读《梦笔生花》《夕阳红泪录》《国粹丛书》《南社丛刻》等，接触鲁迅、周作人、胡适、沈尹默等人的新体诗和白话文。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后，影响波及宁波。唐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参演学生自编自导的戏剧《安重根》。
1926年春，前往上海报考华童公学，入预科二年级。入学后，系统阅读《南社丛刻》《国粹丛书》等，注重明史。
1927年，因喜爱中国古典诗歌，开始做律诗。创作诗歌的同时，次年，喜欢美术、绘画，还特别留心“野史”。
1929年，辍学，报考上海邮局，被录取为邮务佐。
1930年，结识共产党员沈孟先，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在旧书摊购买《莽原》半月刊合订本，阅读上面连载的鲁迅《旧事重提》（成书后改为《朝花夕拾》）。
1932年，组织读书会，系统阅读进步书籍。
1933年6月4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第一篇散文《故乡的雨》。其后，在《申报》不断发表作品。
1934年1月6日，在上海三马路古益轩菜馆，第一次与鲁迅见面。同年7月，致信鲁迅，希望能介绍社会科学方面的日语学习书。
1935年2月23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谈杂文》。4月17日，致信鲁迅，询问学习日语的方法、购买清史书及自己杂文结集出版的问题。
1936年3月15日，致信鲁迅，询问天马书店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等情况。3月，在上海天马书店出版杂文集《推背集》。5月10日，赠鲁迅《推背集》，同月22日，针对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致信鲁迅。5月30日，在上海新钟书局出版杂文集《海天集》。6月10日，在上海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10月22日，参加鲁迅送葬仪式。10月23日，在《申报》发表《鲁迅先生不死》。11月15日，发表《纪念鲁迅先生》。
1937年10月23日，参加中国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
1938年，参加《鲁迅全集》的校对工作。12月，参加《译报》编辑部组织的“鲁迅风”杂文论争诸方人士座谈会。
1939年1月，参与《鲁迅风》杂志的创办。9月、11月，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章修养》上下册。
1940年4月，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杂文散文集《投影集》。8月，发表《鲁迅思想与鲁迅精神》。12月，在北社出版杂文集《短长书》。
1941年3月，在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出版杂文集《劳薪辑》。
1942年，为躲避日军抓捕，躲入上海西区潜心写作。
1944年10月，在北平受郑振铎委托，拜访朱安，建议不要售卖鲁迅藏书。
1945年6月，发表《书话》十条。为躲避日军抓捕，蛰居在上海培真中学。9月，参与创办《周报》。10月20日，发表散文《记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12月17日，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大会，被选为理事。
1946年6月，经郭沫若介绍，结识周恩来。10月，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主编的《鲁迅全集补遗》（辑录）。
1947年1月15日，在《少年读物》发表散文《圣泉纪念》，纪念被日军杀害的散文家陆蠡。1月15日、3月15日，在《文艺春秋》发表书话十八则。12月，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杂文集《识小录》。
1948年10月，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落帆集》。10月15日起，在香港《大公报》陆续发表书话。11月，为躲避国民党迫害，在上海四处躲藏。12月5日，在《文风》发表《鲁迅书话三章》。
1949年5月，担任邮政工会常务委员兼文教科长。6-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中国文协委员、上海分会常务委员。
1950年10月起，在《文汇报》“上海新语”栏目连续发表短评。
1951年2月，在上海文汇报馆出版短评集《上海新语》。《文艺新地》创刊，担任副主编。10月，在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短评集《可爱的时代》。10月19日，发表《鲁迅，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0月19日，发表《鲁迅思想所表现的反自由主义的精神》。
1952年初，提出入党申请。3月，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同年冬，担任《文艺月报》副主编。
1953年9月，出席第二次文代会，当选作协理事。11月，在平明出版社出版论文散文集《向鲁迅学习》。
1954年4月19日，在上海《青年报》发表《怎样学习鲁迅的杂文》。
1955年2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弢杂文集》。4月，参加中苏友好协会访苏代表团，赴苏联参观访问。10月15日，在《文艺报》发表《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10月，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杂文集《学习与战斗》。
1956年1月9日，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为了创造性的一年》。3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24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献身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5月1日，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人类的春天》。
1957年1月，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4月，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鲁迅先生的故事》。6月10日，发表《杂文绝不是棍子》。12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鲁迅在文学战线上》。
1958 年4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杂文集《繁弦集》， 7 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莫斯科抒情及其他》。
1959年4月25日，发表《从鲁迅杂文谈他的思想演变》。5月10日，发表《五四时期的鲁迅》。9月，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1960年4月25日，发表《文化战线上的战斗红旗》。7月，参加第三届文代会。10月，发表《鲁迅和他的〈故事新编〉》。
1961年初，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4月起，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书话。10月14日，发表《论鲁迅的美学思想》。
1962年6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文史随笔《书话》。
1963年2月14日，发表《关于题材》。10月23日，在香港《文汇报》发表《〈白光〉和〈长明灯〉——为英文版〈中国文学〉作》。
1964年12月，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
1965年8月-1966年1月，在香港《大公报》陆续发表《书城八记》之一至之八。
1979年1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杂文集《春涛集》。5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海山论集》。6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团访问日本。10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史论文集《回忆·书简·散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文集《鲁迅——文化新军的旗手》。同年，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
1980年3月，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鲁迅的故事》。9月，在三联书店出版《晦庵书话》。
1981年4月5日，发表《一件小事——悼念茅盾同志》。9月，发表《鲁迅和周木斋》。11月11日，发表《鲁迅杂文一解》。12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
1982年1月，发表《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3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弢近作》。5月，发表《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7月，赴英国参加第28届欧洲汉学协会会议。10月，在成都参加郭沫若学术研讨会。12月，发表《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
1984年3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5月，在三联书店出版《唐弢杂文集》。8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的美学思想》。12月，当选第四次全国作代会理事。
1985年9月，在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鸿爪集》。
1986年3月7日，在北京参加冯雪峰纪念会。3月10日，参加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成立10周年纪念会。3月21日，在鲁迅博物馆谈鲁迅辑录古籍丛书第二函。10月16日，出席日译本《鲁迅全集》捐赠仪式。10月23日，出席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
1988年5月20日-6月10日，访问日本。10月29日，接待丸山升夫妇。10月9日-12月底，撰写鲁迅传记。12月19日，参加郑振铎诞辰90周年、逝世30周年纪念会。
1989年9月19日，与伊藤虎丸见面。10月25日，观看《鲁迅全集》微机检索系统演示。
1990年2月19日，出席鲁迅博物馆《高长虹文集》座谈会。次年2月，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鲁迅论集》。
1992年1月4日，在北京去世。
（该年表由慕津锋编写。）
唐弢先生代表作
□王锡荣
2023年3月19日，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上海颁发，让我想起今年是唐弢先生诞辰110周年，随即也想起了唐弢先生那张很有特征的脸庞，想起了唐先生浓浓的上海口音，也想起了唐家那份浓浓的上海气息，还想起了唐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想起了有关唐先生的很多事……
回想起来，第一次见到唐先生，还是远在46年前的1977年夏天。那时候，我和复旦大学的胡奇光等几位老师一起，前往北京建国门外永安南里的唐弢先生家拜访他，为的是向唐先生了解他与鲁迅先生的接触过程。因为，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承担了为《鲁迅全集》（1981年版）中的《日记（1927-1936）》做注释的任务，我也有幸忝列其中。我们那次是为了了解《鲁迅日记》中的人和事，到北京和各地遍访当时还健在的与鲁迅先生有过直接接触的文化界前辈。唐弢先生自然是必须要拜访的，因为他不但跟鲁迅先生有过直接接触，而且是参加过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校工作的人，还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记得那次我们进门后，唐先生一听说我们是上海来的，立刻眼睛放光，和夫人一起高兴地请我们坐下。首先聊的不是鲁迅，而是上海。他家里还放着上海居家常见的小竹椅，看得出，唐先生夫妇有很深的上海情结，看见上海来的人特别亲，那种乡情是溢于言表的。自然，那天的拜访十分顺利，唐先生尽可能详细地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材料。那次拜访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详细】
□袁先欣
唐弢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其经历具有特殊性。20世纪30年代，他首先作为新文学的作者登上文坛，以杂文和散文写作著称。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上海作协调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转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不仅是鲁迅研究的大家，还花费心血主持编写了首部国家级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许多后世学者都在唐弢先生身上感受到一种亦诗亦史的气质，或许就与这样的经历背景有关。
唐弢投身新文学写作，既是感怀个人遭际，也内在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唐弢出身于宁波农家。为了供他读书，家中负债累累，在巨大压力下，父亲竟精神失常，猝然早逝。在《生命册上》一文中，唐弢以沉郁的笔调回顾了少年时代一件触动自己的往事。父亲逝世前的最后几年，唐弢寄住于上海某南货店任事的同族长辈处，艰难地继续求学。此时，一边是背负着家庭忧愁的少年，在迷茫寻路中耽读旧体诗词和野史故事，另一边则是被时代浪潮激荡起来的同龄人们，由于参加五四运动而遭学校开除。北伐战争期间，校外密集的枪声迫着唐弢追问学校教育的意义，而放学路上，他目睹了几年前那位被开除的同学倒伏在血泊中的身影。按唐弢自己的说法，时代是贮满了热情和罪恶的燃烧的火湖，前后左右激荡。火湖在前，从此如何在“生命册上”书写自己的名字，成为萦绕唐弢先生一生的主题。【详细】
唐弢藏书《影梅庵忆语》（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再版本）封面及版权页
□宫立
1985年10月15日，臧克家致信唐弢，信中写道：
“昨天，看到《文摘报》上刊出你的一段谈话：为主编《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同志评价不当，自认‘罪责’，我甚感动。编‘文学史’、评价人物，十分困难！叫人人说评得完全公允，几乎不可能。”
那么，唐弢究竟是怎么自认“罪责”的呢？笔者暂时没找到《文摘报》的这段话，但却注意到浙江省富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富阳文史资料》第1辑刊有唐弢1985年9月在富阳“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摘要整理稿，题为《过去评价达夫 未达应有高度》，该文不见于唐弢的各类集子，照录如下：
我今天来参加会议，主要是向达夫先生请罪来的。达夫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在交往中，很尊敬他。对于达夫先生这样一位作家，以往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听说讨论会中，大家提出，中学教科书选他的作品太少；大学教材，例如现代文学史对他评价也不高……【详细】
从右往左：唐弢、巴金、靳以、孔罗荪、峻青
□田春英
唐弢与鲁迅第一次会见是1934年在上海的古益轩。在这里，两人互通姓名后，鲁迅将自己因以“唐俟”为笔名而替唐弢挨骂的事情跟唐弢聊起而相识。唐弢在鲁迅指导下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曾亲聆过鲁迅先生的教诲，参加了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又是国内屈指可数并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的前辈和专家。
信中“13日手书收到”，是指1974年10月13日巴金致唐弢的书信中写到的第一段话——“唐弢同志：《门外文谈》收到，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很好的注释工作。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成绩。”所以就有了此信中：“《文谈》注释，实为病中排遣岁月之作，曾于72年内部印过一次，后来人民出版社拟公开出版。为鲁迅文章作注，难免佛头着粪之讥。”可以看出，唐弢为人如此谦虚。【详细】
1963年7月19日茅盾日记手稿第3页，内文有“拟将此稿转交唐弢”
□姚明
1981年4月14日唐弢连续写就《侧面——纪念茅盾先生》《一件小事》《“待”“旦”解》回顾了自己与茅盾1936年以来的交往情景，作为对茅盾逝世的纪念。两位大家有着半个世纪的交往。笔者查询了《茅盾全集·书信集》，发现收录的一千多封书信中竟没有一份写给唐弢的，而查阅《唐弢文集·书信卷》，收录有一封唐弢写给茅盾的信，时间落款为1975年1月2日，大致内容为接到了茅盾推荐的宋某的关于旧诗的解释的回应。书信往往是双向交流的，当时很多书信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保存下来，两人的交往似乎在此中断，相应的历史细节也被淹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为此，笔者翻阅了茅盾日记，发现在日记中记录了诸多与唐弢的交往往事，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再现两位大家交往的故事。【详细】
《琐忆》手稿
□邱俊平
《琐忆》是唐弢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80周年所作的一篇纪念文章，追忆了他与鲁迅先生生前交往中的几件琐事。这篇回忆性的散文，早已成为研究鲁迅的极其重要的史料。
我在中学时就曾学过《琐忆》这篇文章，时隔多年，再次邂逅《琐忆》，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中看到唐弢的手书原稿。伴随着少年时的记忆，我再次重读了收录在高中课本上的经典文章。虽然手稿上布满修改和圈涂的痕迹，细细辨认，慢慢读来，却也有一番久别重逢的亲切感。那随处可见的涂抹圈画和比比皆是的修改笔迹，让我在感受到作者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的严谨之余，倒是比少年时更读懂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他对鲁迅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详细】
□曹禹杰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唐弢以其深厚稳重的学识素养奠定了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史撰述的重要范式。这种学识素养绝不仅仅等同于丰富的知识积累或理论视野，同时还意味着贯穿在字里行间的感受力。一方面，唐弢在上世纪30年代以作家身份闯入文坛，置身于风沙扑面的文学现场。无论是追摹鲁迅而灵活多变的杂文写作，还是信手拈来又不失深意的书话随笔，都是唐弢参与文坛现场和思考现实的直接见证。
但另一方面，亲历文学现场并非不言自明地意味着拥有对于文学的感受力，而在特定语境中开展现代文学研究，让这种感受力在相对受限的著述中力透纸背，成为“压在纸背的心情”更是至难的作为。当唐弢呼吁“文学史首先是一部文学史”时，如何以灵活的姿态在文学与政治间闪转腾挪，既不让文学史被政治史宰治压服，又不失文学与文学史的政治性？汪晖在追忆唐弢时特别提及：“文学与政治不能等同，两者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间距，但间距不等同于隔离，即文学和文学史的政治性是通过文学与政治、文学史与政治史的间距得以实现的。”【详细】
经典作家专刊——唐弢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