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0年到2013年间，兼具新闻工作者和诗人双重身份的阿克鸠射，曾一路攀爬藤梯，探访凉山昭觉大山深处的“悬崖村”，收集了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材料，写成了8万余字的报道《探寻昭觉古里拉达秘境》。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作为本地人，又对“悬崖村”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度跟踪调研采访，展示这一生活在云端的村落的惊人变迁。2019年，其长篇报告文学《悬崖村》出版发行。2020年，此书作为彝族文学作品入选并最终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中国文坛，和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项并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中国作协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奖项之一。本年度包括《悬崖村》在内的25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5个少数民族语言译者获此殊荣。

新世纪以来，骏马奖共完成了从第七届到第十二届的评奖历程。其中值得指出的是，与其说《悬崖村》是一部报告文学，不如称其为非虚构和民族志写作。阿克鸠射是凉山彝族双语作家、诗人，他所创作的作品不仅运用了现代文学的形式，立足当下，还汲取了十分丰富的彝族民间民俗资源。这样的创作历程恰恰折射出骏马奖及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民族”与“多元共生”的特性。

纵观本届骏马奖的获奖篇目，体现了新时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于文学生活不同维度的书写和想象。历史叙事一贯是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创作维度之一，冯良的《西南边》展示出了中国西南彝族地区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对半个世纪前凉山彝族社会转型时期多民族交往交融的日常经验和战地生活做出了生动的描绘；海伦纳的《青色蒙古》以蒙古族一家人的故事为主线，勾勒出了科尔沁草原百年来的生活图景；梅卓的《神授·魔岭记》则指向了更为久远的族群历史，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元素化为长篇小说写作，讲述了藏族少年阿旺罗罗历经各种磨难与修炼后成长为神授艺人的故事。

另一部分作品则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们立足当下，根植地方性知识，对本族群生活变迁的关注。比如瑶族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就讲述了近年来在精准扶贫背景下，河城县天马乡贫困村红山村是如何在多方努力之下改善民众生活的故事；《悬崖村》如前文所述，也是讲述了政府和民间如何齐心协力改造悬崖村民生条件的事情；仡佬族作家王华的《海雀，海雀》同样讲述了一个村庄的基层管理者是如何和村民共同努力，实现退耕还林、共同富裕的生动故事。畲族作家朝颜的长篇纪实散文集《陪审员手记》立足于法院等特殊社会空间，以陪审员的视角观察当下社会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萝的《檐上的月亮》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辑录了一系列极具地方性知识的散文。而本年度骏马奖获奖的诗歌作品则延续了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诗歌的抒情传统，呈现了白族、回族、蒙古族、藏族、苗族等多个民族丰富多样的日常经验。

回望新世纪以来的若干届骏马奖，体现出了文学奖项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推动作用。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提到“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相互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的多方面发展”，自此，政府开始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作家，并且从期刊编选、文学评奖等诸多方面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

回顾骏马奖的历史源流，这一奖项不仅是民族文艺制度层面的创新，还曾经有着一些变更。提议之初，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在1980年9月2日发出关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的联合通知，要求从1949年10月1日至1980年底的文学作品中评选出质量较高的获奖作品，然而由于时间跨度太大，无法顺利实施，根据征集意见，改为了将1976到1980年间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定为评选范围。此后奖项几经变迁：除了“文学创作奖”外，1986年8月，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举办了骏马奖（首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电视艺术奖项），评奖的种类分电视艺术片、电视剧、团结奖，时任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亲笔题字骏马奖。

由于国家民委参与和主办了同属于少数民族文艺范畴的这一骏马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因此后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启用骏马奖这一名称。自1999年以来，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正式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5年，第八届评奖时进一步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一直沿用至今。2002年第七届骏马奖的获奖者们，早已活跃在主流汉语文坛，比如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仡佬族作家鬼子等等，而2020年的第十二届获奖者，大部分是近年来活跃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领域的中青年作家和译者们。

新世纪以来，骏马奖评选以文学作品评奖的方式全新呈现，恰恰也与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风貌相呼应，大大推动和激励了优秀文学作品的生产。比如，在第八届骏马奖中，彝族母语作家贾瓦盘加的彝文作品《火魂》，是规范彝文推广以来彝族第一部母语长篇小说，堪称彝族双语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之一；另外，此届骏马奖中的理论评论获奖作品中，回族学者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在第九届骏马奖中，同样出现了壮文、景颇文为创作语言的文学作品，文学奖项对中国少数民族双语创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第十届骏马奖中，多民族的主题十分突出，无论是达真的历史小说《康巴》，还是亚生江·沙地克的维吾尔文小说《诸王传》，都体现了族群历史的多样性和多民族交往的真实族群经验，而此届获奖的报告文学中，更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钟日胜的《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讲述了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促进非洲卫生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而爱新觉罗·蔚然的《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则立足于公益行动，对中国粮食产业与民生做出深入的思考；鹰萨·罗布次仁的《西藏的孩子》描写了藏族汉族学生的交往以及藏族学生通往城市的求学之路。 第十一届骏马奖依然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化特征，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和苗族作家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都在展示本族群社会历史变迁的同时，开放式地呈现不同文化的族际书写……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骏马奖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生产密不可分，其中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和丰富的时代特征。骏马奖的评选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并重，不仅对文学生产起到推进作用，还对文化多样性、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传承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学层面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