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0年第5期｜张新颖：《洪昇年谱》及其他
写在废纸上的《洪昇年谱》
二〇〇八年春天，在东京神保町一家旧书店，我意外看到一本《洪昇年谱》，惊喜地赶紧拿在手里。这部著作是一九七九年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印数三万册，可见当时的影响；也可做一个例子，见证时代经历了长期的荒芜之后对文化学术的普遍饥渴。
我不够格做这本书的专业读者，它在我的专业之外，但我心里存着一个问题，很想知道这本书是在什么情形下，如何写成的。跟贾植芳先生读研究生之后，有很多机会接触章培恒先生，回想起来，无论是吃饭喝酒的热闹场合，还是我单独拜访请教的时间，他从未提起自己的这本书，而我也从没问过他写这本书的事。
书的前言有二十九页之长，只是在最后写了这么一笔：“本书写于一九五七至六二年间，当时我在蒋天枢师严格的、富于启发性的指导下，刚开始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章先生本科毕业留校，第二年开展反胡风斗争，他因与贾先生的关系被卷入，开除党籍，安排去图书馆工作。一九五六年回中文系任助教，系里指定蒋天枢先生为导师。许多年后，章先生写《我跟随蒋先生读书》，叙述读书、校点、写作等方面的受教，而关于《洪昇年谱》，没有片言只语；他特意记下了蒋先生这么一句话：“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地读书。”
章先生去世后，学生辈为纪念他编辑出版《薪火丛刊》，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有江巨荣老师的文章《不尽的思念——为悼念章培恒先生逝世六周年而作》，披露不为人知的往事，读来令人震动。一九六六年，章先生拿了一大包东西给江老师，江老师回宿舍打开，原来是《洪昇年谱》手稿：
令我惊异非常的是，全部手稿都是用零零碎碎的边角纸，一条一条，大大小小，长短不齐地粘在劣质的学生常用的练习本上。这些纸条中，竟也有一些常见的香烟壳纸。这些纸壳，或原样，或剪裁成长条后，粘贴在几本不同大小的笔记本上。在这些香烟壳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章先生抄录的各种古籍资料。练习本上则著录着与洪昇相关的历史年月和社会大事，以及谱主的生平事略。……
当时最触人心境的是，先生不抽烟，怎么会收集、并用这么多香烟壳纸来写他的书，抄他发现的文献？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贫穷，就是艰苦。我还清楚记得，当时他用的笔其实也是只有几分钱一支的简陋的圆珠笔，因为留在纸上的字，有时明显写不出，有时又漏着笔油，只有那种最便宜的笔才这样。
一九六九年，复旦的工宣队发动全校大规模、连续两天的抄家，手稿还在江老师那里，倘被抄出，至少可以作为“封资修”处置。“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也不能把它交还先生。如果从先生那里抄出，一定是罪加一等。”他把手稿和几本书捆在一起，放进纸箱，再放上几件杂物，听天由命。抄家的人没有打开纸箱，只是在上面贴了两张封条。“等到风浪已过，章先生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变，我才把这部手稿完整地交还先生。这是先生本身的洪福，我只是侥幸没有闯祸而已。”
江巨荣老师给我们上过明清文学史，课堂上只讲正题，不扯闲话。没有想到江老师心里还藏着这么一段往事，年近八十岁时写了出来。文章里说他从未对人说起此事，直到三十多年后才因偶然的机缘，告诉过章先生的两位学生。
赞美自己编歌唱的生命
《太阳下的风景》，黄永玉的第一本散文集，最初是一九八三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第二年天津百花文艺印行大陆版。此后有多个版本。我拿到二〇一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版，又重新读了一遍，生出一些年轻时候没有读出来的感受。
这之后黄永玉的写作持续不断，而且愈发丰沛不羁，回过头去看，这本书就有了开启的意义，它所蕴含的多种主题和各样因素，在此后不断地重现、强化、变奏、推进，从而连接、汇合成更为阔大同时也更加入微的“太阳下的风景”。
譬如其中的一种类型，写有交往的前辈，《往事和散宜生诗集》《太阳下的风景》等，不仅本身已经成为名篇，而且触发了写作同类作品的机制，勾连牵引、循声呼唤出后来结集为《比我老的老头》的系列文章。
《太阳下的风景》这一篇，沈从文看过，说：“黄永玉文章别具一格”，和他自己以前介绍黄永玉木刻的文章《一个传奇的本事》“同看”，“会明白我们两代的关系多一些，也深刻一些”。说到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故乡，《太阳下的风景》结尾一段文字，因常被引用而为人熟知、引人遐想和回味：“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个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写作这类文章的机制是什么呢？刘绍铭说黄永玉，借用了两句英语，一，“非笔之于纸公之于世不可（this story must be told）”；二，“I am the person who must tell it. 要说此故事，普天之下，除了区区，还有谁可胜此重任？”“他记聂绀弩、林风眠、李可染和张乐平等人的文字，都显露了I am the person who must tell it的承担。”“黄永玉的师友篇，就是这种‘舍我其谁’的信念和‘当仁不让’的精神驱使出来的成果。文字粗犷，散发着一股‘蒸不烂、煮不烂、捶不扁、炒不爆’的顽强生命力。”
我这次重读，感触深的，更增加了一些不那么被人常常提及的文章，或许是因为不起眼、不那么浓笔重彩吧，以前竟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现在却受到难以言说的震动。
比如，《江上》，还不到一千字。写某年坐船从汉口到重庆，半夜，船舱外过道上忽然唱起歌来，一个接一个唱。天亮后看到，八九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带着挑子坐在过道里，有说有笑，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吃午饭时候他发现，女孩子们吃的是没有菜的白饭，于是说：“来一点豆瓣辣椒，怎么样？”“要得嘛！”就这样，与这群“修理地球，上山下乡”的女孩子熟悉了——
她们原来是每人挑着一担柴和一小包衣服的。
“一个人一担柴到重庆去？”我问。
……
“是的，爸爸妈妈都在重庆。回家过年嘛！”
“回家过年，就挑那么一担柴？”
“你说嘛！又不去外国旅游买纪念品。不带柴带啥子嘛？”
“嗯！”我的话看样子要问完了，“——这一回，你们都回家过年了！”
“也有没有回去的。”
“为什么没有回去呢？没有钱？你们不帮帮，大家凑几个？”
“没有钱，也没有裤子……”
“什么？”我当时没有听清，“没有什么？你们刚才说……”
“没、有、裤、子！”
我好像忽然听到一声霹雳，几乎停止了呼吸，很久才发现汗水已经湿透全身。
这样简单的场景、质直的对话，聚集起那么多东西，让它们同时在场：一群涉世未深的女孩子，被荒谬的时代安排与束缚，在荒芜贫瘠中成长，既“懂事”又不觉，青春顽强地勃发；一个经历过风雨磨难的中年人，遭遇这个情景，遭遇这个情景中隐现的个人、时代、历史，猝然涌起尖锐的感受，疼痛、怜悯与爱……这些同时在场的东西纠缠在一起，都在发力。黄永玉同时听见了、看见了这一切，写下了这一切。这样的文字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思想、感情，不是单一指向的；而在根本上，黄永玉站在生命这边，赞美自己编歌唱的生命：
她们在继续说笑着，那么好看而快乐的孩子们啊！
江面上闪着模糊的光点，船走得那么那么慢，我勉强抬起了头：
“那些歌，昨天半夜那些歌——”我问她们，“哪里学来的？”
“咋子？是我们自己编的。”
“自己编的？……”
“好听不好听嘛？你说！”
我衷心地，像父亲赞美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好啊！你们真好啊！”
阅读随笔的“动力机制”
李伟长把他出的几本书一律称作阅读随笔集，眼前这一本，也是。这个朴素的叫法，并不像一眼掠过去那么“老实”。
阅读是什么？我不是要下定义，只是想说，阅读是一种渴望，渴望未知的知识、经验、智慧、想象，渴望阅读之前所没有的东西。因而，阅读的渴望是从自觉的匮乏和欠缺中产生的。
写随笔也是一种渴望，尝试着把阅读过程中的感受、想法表达出来。倘若是有效的阅读，体会不应该是固有感知的重复，会有初次遇见的东西。如何捕捉转瞬即逝或者连续冲击的感受和想法？如何把这些感受和想法整理、描述、深化、扩充、延长？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写作这一行为是否能够使之成形，乃至促其生长，开出花朵？
阅读随笔可以看作是一种渴望接上了另一种渴望，更准确地说，是同一种渴望的不断延展。根本上的“动力机制”和过程中的步步探索，使得这一类型的写作，比表面看起来要紧张得多，苦恼得多，兴奋得多，快乐得多。
伟长一本接一本地写，于此当深有体会，为之吸引，才欲罢不能。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写得好，我读得兴致盎然。
怎么个好法？
譬如他讲纳博科夫“危险”的洛丽塔情结，当然从《洛丽塔》讲起，但这本小说如此有名，还能讲出什么来？他讲它的前身，《洛丽塔》出版之前十几年俄文写成而尘封的《魔法师》，两部作品比照，发现了叙述的意义：纳博科夫经过漫长的时间，为危险的欲望找到了一个合法的叙述者。一篇短文，到此也就够了；但他没有打住，接着又讲翁贝托·埃科放肆地戏仿《洛丽塔》，虚构一个叙述者，杜撰一份来自监狱的手稿，写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乃莉塔》：一个美少年，爱上了一位老太婆。又翻出一层来；这下结束了吧？不，他还要再翻一层，干脆从书里翻到书外，讲了一个现实中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讲法，像写小说一样，他也找了一个叙述者，一个警察朋友。
有时候他不翻层，而是勾连点线，问迹追踪。钱锺书《容安馆札记》一百九十二条：“余一九三六年夏游巴黎，行箧未携英文小说，偶于旧书肆得The Diary of a Nobody，姑购归阅之，叹为奇作，绛亦有同好。一九四〇年此书收入Everyman's Library，而V.S.Pritchett复作文张之(见In My Good Books，pp．87ff)，知者稍多矣。John Betjeman谓T.S.Eliot亦喜此书（T.S.Eliot：A Symposium，compiled by R.March＆Tambimuttu，p．92）。近日圆女方取读，因复披寻，益惊设想之巧，世间真实情事皆不能出其范围。”这一条的信息，伟长利用尽致：不仅因此来读解《小人物日记》这本书，还留心关联的另外三个人、两本书，由此费力寻找、求证、确认，展开了一次美妙的阅读旅程；写下来，也就是纪行了。
还有另一种纪行，事关阅读和写作旅程中自我的成长、反省。伟长讲了一个故事：“许多年前，一个自恃颇有才华的青年，因为虚荣和稿费的诱惑，开始学写书评……”这个青年，就是他自己。他写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开头如何写，中间如何写，结尾如何写，当年的文章作为引文，赫然在目；如今再看，他看出了漂亮文字背后的空洞、匮乏，他自问这个青年人缺乏什么：“经验，积累，成熟（也可谓之狡猾），还有自知，尤其是对自我局限的自我感知和确认。”能做这样不留情面的检讨，当然是因为今日之我已不同于昔日之我；而如何理解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也就在这样的对比叙述中显现出来。
伟长的阅读随笔里有伟长，这似乎是句多余的话，但仍然要说出来，是因为印象深的缘故，读者自会到他的文章里去辨识。
张新颖，一九六七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沈从文的前半生》等；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斜行线》等；随笔集《迷恋记》《有情》《风吹小集》《读书这么好的事》等；诗集《在词语中间》。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