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这样一位作家、思想家，作家王安忆称“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把时代抛在身后”，许知远直言他是自己的偶像，“他的身上代表知识分子永不停息的批判精神，拒绝和时代潮流妥协”。他的声音一直是中国台湾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声音。他就是被称作“台湾鲁迅”的陈映真。“要了解现代中国，就要读鲁迅。要读懂当代台湾社会，就要读陈映真作品。” 他用朴素的笔写普通人的历史，写时代“后街”上的小人物，写下每一个平凡人无告的痛苦和血泪。从台北夜市的面摊车夫妇，背负着战争与历史伤痕的乡村教师，到“华盛顿大楼”里压抑的上班族，信仰受禁锢的青年……他走过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用小说触碰历史与时代的大问题，寻回左翼知识分子“第三世界”的视野。他说：“文学，为受侮辱的人重新找回尊严。”

作为当代两岸知识分子的文学“偶像”和思想先驱，陈映真的故事、他所亲历的时代、他作为文学家的丰富性和知识人的精神信仰，都值得在今天被好好地讨论。近日，理想国推出陈映真小说全集，是在大陆首次完整出版。全集共分三册，包括《将军族》《夜行货车》《赵南栋》，完整收录作家1959-2001年创作的37部中短篇作品。据悉，理想国之后还将出版陈映真的散文、文论卷《鞭子和提灯》《知识人的偏执》。

10月13日晚，由理想国主办的“人的体温、人的骨头、人的勇气——阅读陈映真·文学沙龙”活动在京举行。学者戴锦华、汪晖坐客文学沙龙，围绕他们与陈映真之间的故事，一同探讨陈映真作品的价值内涵。活动由《单读》主编吴琦主持。

活动现场

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世间万变

汪晖第一次见到陈映真，源自当年写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这篇文章于1994年发表在韩国重要刊物《创作与批评》上，后来在中国大陆引起热烈讨论。陈映真在韩国时看到文章，托人希望能够和汪晖见上一面。当时，陈映真正在密切关注台湾乃至整个亚洲在战后经过新一轮发展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冲突。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汪晖在台湾与陈映真第二次见面，那时正值台湾文坛展开关于“皇民文学”的论争，陈映真公开在报纸上非常激烈且深刻地批评了“皇民化”这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历史问题以及“皇民文学”的本质。这给汪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陈映真“像一个界标一样，无论世界潮流怎样变化，他始终以一个态度屹立在这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潮流当中，看见、听到他的时候，能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我们在历史中，随波逐流的时候很多，有时候一个历史时代需要一两个这样的坐标帮助人看清自己在什么位置上。”

汪晖谈到，陈映真是一个具有宏大历史观的人，他不仅是出于道德或者一般的政治义愤，而是经过非常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问题。同时，他也是较少拥有世界性视野的中国作家，陈映真的作品中，涉及到很多有关越南战争的问题，关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问题，关于不同社会的观察，比如小说《六月里的玫瑰花》写到一个美国黑人与台湾妓女的情感故事。这种关系背后都带着他对世界性关系的观察。

1983年，作家王安忆和陈映真同在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她在之后的很多文章中回忆了对陈映真的观感以及陈映真对自己“文学引导者”一般的影响。和绝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戴锦华是经由王安忆的描述认识陈映真的。作为文学爱好者，戴锦华最早将陈映真作品看作台湾乡土文学。之后，在台湾的一场学术会议上，戴锦华看到陈映真以明确的态度，侃侃而谈自己的中国认同，当与陈映真在同一时空有了接触之后，他的形象在戴锦华眼里逐渐变成了一个思想者、行动者，一个孤独的坚持着的人。

一个手持批判现实主义“火把”的传递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文坛的主流地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崛起并壮大。谈及现实主义文学，汪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重新思考陈映真当年坚持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及其背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法国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深厚的文化沉淀。汪晖认为不应将陈映真划归过去的时代，陈映真的作品具有充分的当代感，他笔下描绘的事物和文学图景直至今天，依然会重新激发我们的自我认知。阅读陈映真，可以成为重新认识自我以及这个时代的契机。

当再次阅读时，戴锦华在陈映真的书中发现的不仅是鲁迅的风格和政治经济学图景，更多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情景、人物、情感、内在行为逻辑，她在这些看似时代久远的作品中看到了当下时代的踪迹，“而且这个‘当下’是在目前的文学场域中无法找到的‘当下’。我们虽置身其中，却已不再书写”。这对于戴锦华而言是一种完全始料未及的阅读经验。她突然意识到陈映真在台湾文学中扮演的角色是将自己接续到了“鲁郭茅巴老曹”的传统批判现实主义脉络上。

在戴锦华看来，王安忆和陈映真的历史性相遇正是中国社会再一次转向的时刻，那时的陈映真就像一股代表外部的改变性的力量，王安忆将陈映真视作文学的榜样，这意味着从陈映真身上接续的文学力量，又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批判、关注现实的一部分。戴锦华突然意识到，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传承者、接续者，一个火把的传递人”，陈映真是真正的中国作家。

与戴锦华相似，汪晖也在第二次阅读中对陈映真的作品有了重新的理解，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曾经他和陈映真的接触多是关于思想性以及社会政治历史的分析，重读陈映真的小说，他更多看到的是陈映真的文学态度与鲁迅有着极大的关联。比如《将军族》中有篇作品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过鲁迅去理解中国、爱上中国。鲁迅笔下多是对中国社会愚昧与落后的批判，但鲁迅的作品又带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即把对祖国的批判与眷恋融为一体，反而令爱和眷恋更加深刻。同样，“民族”的概念在陈映真作品中也有着很强的正面性，汪晖以《将军族》为例，这卷书在语言风格和人物性格上明显与鲁迅的创作风格有着极深的联系，有些描写方式甚至带着模仿，而这种模仿又具有完全的当代性，在陈映真的笔下，鲁迅的叙事方式又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此外，汪晖认为陈映真始终注意人物的心理问题，这让他的创作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有了新变化。他对笔下的人物带有深厚的同情之心，哪怕是他批评的人物，也不会简单的否定。如在《夜行货车》《六月的玫瑰花》中，陈映真将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度描写与对整个世界历史关系的叙述完全咬合在一起，表现出对世界和人性深刻的洞察。

一份当下的启示录

今天，当更年轻一代的读者再次阅读陈映真，是否会存在阅读上的障碍？文学界有哪些方式，可以让青年读者重新发现阅读陈映真，甚至是鲁迅等经典作家的意义？

汪晖再次说到了“界标”——他每次看到陈映真的时候总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两个字——在每个时刻，陈映真坚持诚实且深刻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受外界的影响。“或许这些表达未必能说服自己的同代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你重新回顾这个过程的时候，才发现他还在那，而我们已经跟随这个时代走出很远了。但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提供了可能性和自我认知的契机，让我们无论走得多远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戴锦华在阅读陈映真时感受到，始终关注和熟悉的场景往往被忽视了，她更多关注的是对人物心理情态的描写，比如《六月的玫瑰》中那个黑人士兵最后怎样成为美莱村的施暴者，又如何患上战后创伤应激障碍综合征。这个人物形象“戳”到了戴锦华，文学阅读的时刻也是情感上受到冲击的时刻。她不认为人们在当下时代阅读陈映真会有障碍。“我们文学地进入陈映真，文学地与陈映真再度相遇并不困难。困难的倒是我们的文学相遇能够让我们更多地分享什么？或者说这个文学的相遇是不是同时打开一个不同的文学世界？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戴锦华希望读者在阅读陈映真作品之后，能够分享到在当代中国文学，包括世界文学当中，开始缺失的一种文学必备的品格，即共情能力，人们首先应该理解那些弱势的、底层的人群。她虽然也在《将军族》中读出了鲁迅的影子，但不认为陈映真像鲁迅，因为鲁迅有一种更决绝的冷硬，而陈映真的作品中更多的带有一种“广漠的悲悯”，他充满了悲悯，但这个悲悯不是以情感丰富、廉价的同情来表述的，而是以一种广漠的姿态朝向他故事中的人物。

此外，曾经在陈映真作品中所揭示的造成苦难、卑微、悲剧的社会结构并没有改变。如今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文学了解这个世界，并做出选择。在戴锦华看来，今天大多数人觉得无所选择的原因在于，人们丧失了对不一样生活的理解和认知，也没有从异己的生命或者他者给定的结构中去想象和选择文化、心理、文学的空间。“所以大家在阅读陈映真时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不被封闭的世界，获得一种不那么陈词滥调、不再被人们言说的认知？

面对未来，我们能做点什么

吴琦坦承最喜欢的是《赵南栋》当中的《铃珰花》和《山路》。小说中的主人公听到关于历史和所谓仁人志士的故事都是道听途说，通过不断的偶遇、听闻，让时代在不经意之时经过个体生命，引起人们对于无法亲身经验的事物的情感共鸣。吴琦提出疑问，当代人每天都经历一种像陀螺一样被动的、被驱赶的忙碌，我们也许可以从情感共振开始了解时代，那么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汪晖表示，陈映真的作品在悲悯之外还有一层忧郁，是一种不能马上投身行动才会有的忧郁感。他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合理性，人越来越不像人的生活，可是又找不到改变的力量。而这种忧郁感恰恰是对“怎么办”的一个追问。他的作品带有极深的悲悯，然后不断启发人们思考整个社会构造如何造成了人的异化。他不停滞于忧郁，而是持续地投身于社会分析和理论论战，尽可能地寻找解决当代社会结构的可能性。一方面他是孤独的斗士，无论他人信与不信，他一直在持续地说话；另外一方面，他持续寻找自己的友军同盟，保持高度敏感。无论他的思考还是文学写作都明确包含一个方向，他并不是让人停留在忧郁里面，而是指向行动。

他还谈到，陈映真作为生长在台湾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整个世界思考台湾的命运，进而不断寻找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正是基于对位置的探求，他对包括作家、知识分子和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事件做判断。再读陈映真的时候会重新理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这也正是鲁迅所代表的文学传统中最深刻的部分。陈映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当下置身的情境。

《赵南栋》中有一段病重的老人和儿子的谈话：“我们，和你们，就像是两个世界里的人。我们的世界，说它不是真的吧？可那些岁月，那些人……怎么叫人忘得了？说你们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见的，全是闹闹热热的生活。” 吴琦说，陈映真的思想、写作还在当下的世界中产生着影响，每每想到这里，前面的种种困难都得到了某种暂时的解答。（中国作家网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