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2021年第1期|张炜:我行走,我感动
引言
什么是自然文学?自然文学写作应该遵循什么?自然写作中的困惑又是什么?著名作家张炜对这一题材的写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他的理解,还有探讨和追问。
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是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话题,就写作而言,也有描述不尽阐释不尽的丰富资源。但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既专注于表达这个主题,这种题材和领域,同时又非常警惕。一方面肯定其凸显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会自我设问: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已经做了什么?未来还应该做些什么?
在文学的创作与记录中,歌颂自然、表达人类对大自然的爱,具有崇高的意义。就世界自然环境来看,呼吁人类保护自然尤为紧迫和必要。无论是审美取向,还是社会层面的倡导,似乎都是正确无误的。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也会从中感受所潜伏的危机。因为如果一个作家的文学表达不能够超越公文、新闻式写作,不能超越这些层面的意涵及呈现方式,彰显自己的不同和异质,就容易走入另一种表面化和概念化,流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性言说。这就成为泛泛的非文学的文字连缀,甚至是更平面化的重复和衍生,无益无害或多少有害。
当代文学特别需要表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也特别需要那些呼吁保护自然的文学,这里不是嫌其多而是嫌其少,不是嫌其呼喊的分贝太高,而是希望进一步提高声音。然而如果从更高的艺术的诗性的要求,就会发现专门化和类型化的文学写作,在这样的领域里会更容易呈现普遍化的状态。就诗性的探究过程看,无论类型化的表现多么的生动强烈,甚至看上去那么诚恳感人,也还是会隐藏了流于平庸的遗憾。由于题材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标签,它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但这一切并不能够替代文学的审美价值,正如同仅仅是拥有好的价值观也仍然不能够替代审美一样。正确是一种美,诗性的美却不止于正确,它还需要包含更复杂的元素和特质。这二者之间有关系不可以混淆。所以社会上有一种批评话语,其中传递着长长的流脉,就是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或道德观念来代替审美。“自然文学”的创作就现在的情势看,必须回到个人、细节、审美,如果不能回到这个层面,就是可以被忽略的文字。因为这一类篇什实在是太多了。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呼唤人类爱护自然的人与文多到数不胜数。如果只是一味慷慨激昂的呼号、言说和痛陈,也就成为千人一腔千篇一律,就会使阅读者产生一种疲惫感,而且所获单一。不是丝毫未能触及心灵,而是这种触及的性质是直接和单薄的,是没有其他余地和略显笼统的、非个人化的群声。这时留下的记忆或者震动只是一时的,是统一归置过的内容和情绪的记忆,缺少永远不忘的形象和心灵,没有这样的诉说和回告。所以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关于大自然题材的写作,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粉碎大词和概念,回到个人的沉默思悟中,在沉浸中与表述对象有一番心灵的共振。由此,进入个人的生命体验。我们仔细回顾就会发现,古今中外所有扣人心弦的景物描写,都是人类面对大自然这个最大的生命背景而发生的个人感动、心弦的叩响,这种响与动是一次性的,与生命本体不可剥离,更无法取代和被他人重复。
谈到大自然的描摹和抒发,我们首先会想到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那里所诞生的一些伟大作家,像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肖霍洛夫、阿斯塔菲耶夫等,还有欧美的雨果、哈代、普鲁斯特、马克·吐温、福克纳和海明威等后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作品中充满了描写大自然的华美片段,这些令人始终难以忘怀的文字可以记忆、背诵,然后融入自己语言艺术的血液中,不自觉地流淌在个人的脉管中。这样动人心魄的所谓的“景物描写”,实在是太难以学习和模仿了,它们出自灵思一闪,出于物我交融之境。现在的文章练习中,许多人可能认为没有比景物描写更容易的事了,只需将河流山川、鸟兽虫鱼、绿树云朵的色彩、情状来一番花拳绣随的叹赞即可,然后也就成功了。这种自初级训练开始酿成的文学病毒会一直侵害下去。这里没有提醒写作者的是灵魂的地场和进入。
一种简单化程式化的认知,最容易操做的技巧和技艺,往往掩藏着最大的危险。那些大量肤浅的关于“景物”的渲叙已经让人受够了。表面化,无痛痒,成了写作中可有可无的调味品。那些廉价而庸俗的比喻与象征,也腐蚀了文学的品格与情操,不仅浪费了纸张,还浪费了我们的情感和时间。我们需要呼唤对自然的热爱,表现它无可比拟的美,但是廉价的敷衍和声嘶力竭的大言实在是太多了。
我主张行走和实勘,虽然未能一直坚持下来。《你在高原》的写作花费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它伴随着我对山东半岛,特别是胶莱河以东半岛的行走和寻找。那是一次次重复的访问和探究,它让我对这片老齐国的故地一再地投入心力体力和情感。主人公宁伽是一个地质工作者,也是一位地理学家,他从地质与地理的角度,忠实地考察和记录了那个半岛的地形地貌、山川草木,而且是把个人经验、民间称谓与学术表达结合起来。在自己的心里,我给这片山川大地画上了等高线,尽管这是旷日持久的劳作。比如说它几乎写尽了半岛上特有的植物品类和山川形貌,特别是关于植物的记述,都是拉丁文转译的学术命名。这种客观基础性的展现和录取很容易流为程式,成为再现而不是表现,所以这其中就埋藏了陷阱。尽管主人公是一位地质工作者,他的身份需要学术层面的再现。行走、描述、记载,一切属于人,人的体温和情感个性,他的爱和趣和恨和其他。
这是一个大自然的工程,一首关于它的诗篇。这种认识存在于整个写作中,完成得如何是一回事,建构这样一个框架拥有这样一种理念是必须的。生命与其生存的大背景要有一种关系,个人的关系。人、故事、社会事物,都是山川大地所包容和赋予的,是由它孕育和塑造的。它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而不是一个点缀,更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外涉之物。人与自然相依相存和血脉贯通讲得太多,人在这其间的渺小讲得还不够。
有大量的自然描述是很冒险的,因为特别容易与一些纪实文字混淆。各有不同,二者在质地上不能统一。这就像一个内涵丰富的生命,往那里一站自有不同。从群体里发现个体,是因为个体的特异。写作即追求特异性,朴素的差异。苏东坡有一句常被引述的名言:“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现在人们愿意讲的“自带光芒”。人可以这样,大自然更是如此。山川大地才是自带光芒的,文学写作说到底,不过是让其显露出这样的光芒,如此而已。我们再现自然景观,让每一块岩石、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河流、每一株植物、每一朵花,都能闪烁自己,这就非常困难了。我当年有一个小小的野心,一个目标,就是让这部长达四百五十多万字的行走之书、大地之书,它所涉及的所有动物、植物、河流、山脉,一概呈现出自身的光芒,这闪耀须来自它们自己,来自于主观对于自然万物的极其精准的认定和注视。
我一直忘不了阅读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袭击》的感受,那是一种神奇的精神经历、一次怦然心动的领悟。它写的是作家年轻时候在高加索山区当兵的经历,那一段不凡的岁月。托尔斯泰极其精微地描写了这片山地特有的风物,高山、岩岭、植物、河流和晚霞,细腻地描绘出月光下大山的轮廓,让人觉得每一笔触都精准确切、简洁而直接,这来自特异敏感的眼睛,更有捕捉微妙的心灵。这片山地有灵魂有气度,有尊严,有不怒自威的强大内力,有拒绝和冷静。这时候高加索自然风光的魂魄统摄了一切,让人产生出一种不可替代的感动和敬畏。在文学写作中,客观准确地摹写山形水色相对容易,然而以极少文字且无点染无夸张地写出它的神采,却是难而又难。山川的严整气概,浑然沉默,与人的不成比例的对视和对峙,写来一丝,都是很难的。这所有的,在《袭击》中让我们全部感知了,并有一种说不出的余绪缠绕心头。
托尔斯泰在那个时刻的主观观察、感受,除了准确再无其他,这个时候他笔下的山地,也就是平时说的大自然,的确是自带光芒的,这光芒照亮了许多年之后的我们。这部伟大的自然诗篇,具有所有美好的关于大自然的写作的典范意义。我们能记住那“光芒”,即记住了一切妙处,并可以寻找它的根源。这当然来自彼时彼刻的托尔斯泰,他的天才的慧目冲破了俗障的屏蔽,粉碎了平庸的大词。文学创作呼唤的其实不过是这样一种力量,它把人拉出普遍性的人云亦云,防止流入廉价的倡导和呐喊。一定要回到个人心的深处,回到生命情态和细节中。
专门书写大自然的篇什已经太多,它们要陈旧起来是很快的,因为它们是这样地难以出乎预料,这样地正确和积极。它们独享一种安全和太平,所以格调也就不可避免地下来了。它们不得不安于现状,而文学却又天生是不安的躁动的。一些忠厚的好心人会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倾吐自己所看到的大自然被伤害的哀痛,可是他们说出来的,仍然与写作者诉求的诗,有一大段距离。语言艺术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在司空见惯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当然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绽放和生发出来的异样笑容,诡谲、温暖、灿烂、陌生。我们不认识这笑容,不,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笑容。这神色有时候不给我们舒服和安慰感,有时还有刺伤的痛。但这笑容的深刻善意,会留在更长久的时光中,让我们一直记住,常忆常新。
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也是那些榜样的启发之下,对当代文学如何表现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期待。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二十一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