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沿着历史的河岸，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也一路想着。

我们尊重对人类历史所有已有的见解，但更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和判断的独立性……

车轮是这样转动起来的

走在时间的旷野上，人类是孤独的，更是无助的。因为进化，他（她）已经永远地走出了动物的世界，所以能够与他（她）相伴生存的朋友一个也没有了。于是，他（她）不得不孤独地行走在时间的旷野上，只以感觉为导航，无助地应接着生存中的一切未知。好在进化还为人类孕育出了一个叫智慧的自助能力，伴随人类穿行茫然的前路。若不然，不知会迷失到哪里去了。

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人类没有迷失，而是把生活推进到了足以引发大面积深度思考的复杂形态和繁华程度。人类的没有迷失和能将生存形态复杂和繁华起来，仰仗的就是人类不断发育的智慧能力。其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数字的概念在人类大脑中的形成和被广泛的使用。

数字的概念可能就是哲学的源头。不过，我们尽量按实用主义说事。在进化到被称为智人之前，人类先民的大脑里究竟有没有数字的概念，我们不得而知。据史家们提供的知识，人类是在进入了智人时代的7万年前之后，开始有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方式，认知的革命便是从此开始的。如果我们坚信动物的大脑里没有数字的概念，那就可以认为数字概念在人类大脑中的形成不会早于7万年前。为什么有别于物态存在的空洞概念突然出现到人类的大脑里？研究家们可能给出的答案是“基因突变”。因为研究家们普遍认为，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研究者们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着可靠的证据。因为，他们从东非迁徙而来的智人的DNA里发现了突变，而原在中东及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的DNA里却没有。所以，他们谨慎地说，这是偶然发生的!

不过，这个偶然带给人类的机会太大了。在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的思考”中，与很多新鲜的认知一道，数字的概念也悄然进入了人类的大脑。这个空洞的概念，在人类的大脑里虚幻地存在了多长时间，史家们并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是，这个空洞虚幻的概念被转换成文字符号的过程，其中对阿拉伯数字尤其了如指掌。

原来，被我们称之为阿拉伯数字的这个数字符号，并不是阿拉伯人的创造。只因传播过程中途经阿拉伯地区，欧洲人误以为是阿拉伯人的创造,便称呼成了阿拉伯数字。于是，天长日久，全人类都被误导到了阿拉伯数字这个称谓上。至于这样，并不是因为欧洲人的错觉是美丽的，而是证明话语权有时候是蛮横无理的。

其实，这个数字的创造者是古代印度人。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印度河流域居民对数字的使用就比较先进，并用十进位的方法进行计算。待到公元3世纪时，古印度人大脑中的数字概念已经创造出了1到9的数字符号，已应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公元320年到550年是笈多王朝对四分五裂的古代印度进行空前统一的大好时期。就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在1到9组成的数字家庭里降临了一个新的成员，这个成员就是神奇的“0”。开始时，0的写法不是一个圆圈，而只是一个点，后来慢慢就变成了圆圈。

有了0的数字符号，随着古代印度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交往渐渐走向了四面八方。公元7世纪时传到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将它接受并运用到生活与生计之后，又把它传到了欧洲。于是，欧洲人认为它是阿拉伯人的创造物，便将其称之为“阿拉伯数字”了。好在古代人没有知识产权意识，不然这该是多大的侵权啊!

数字符号的出现虽然并不太早，但数字的概念在人类大脑中产生的时间却早到不得而知的远古了。也许，就是从基因突变的那一刻起。就是从那刻起，它就变成了人类最大的隐形帮手。虽然，这个帮手不像石器那样用途实际，也不像农耕那样解决温饱，更不像权力那样摆布利益关系和社会的存在形态。但自生成于大脑开始，它使人类有了对物态世界进行量化把握的工具，尤其是使人类有了料理生计的心灵和经略社会的意识尺度。由此，人类不再像动物那样毫无记性地茫然一片，而是心中有数地安排和归纳生存活动的目标和结果。所以，我们很难从由简单到复杂的社会发展中，从苏美尔、古埃及、古印度、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建筑工程中，从日益增多的财富积累过程中，从人类曾经有过的一次次的重大行动中，甚至从某个人对未来生活的小小算计中，都无法减去数字概念的参与和发挥的作用。

就这样，数字的概念帮着人类经营生存的过程中，一步步被符号化，最后使书写便捷的阿拉伯数字成了人类通用的数字符号。

就在数字概念使人类有条不紊地经略生计的过程中，进化使他们有了一个更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比其他的发现要稍晚一些，但它带给人类的帮助却是很大很大。这个被发现的东西就是铁!

铁，并不是人类最早发现的金属，但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人类古代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仅次于农耕的作用。关于发现铁的时间，虽有一些不同说法，但多数史家认为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小亚细亚赫梯帝国的人把它应用到生产与生活当中来的。据说，赫梯帝国存在期间一直没有把冶炼铁的技术传播出去，从而确保了它稀少而昂贵的身价。所以，当埃及法老想要一些铁的时候，赫梯国王能够理直气壮地要求用黄金来交换。物以稀为贵!中国的这句老话很有道理。

铁，贵如黄金的身价是随着赫梯帝国的灭亡而走下神坛的。史家们认为，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赫梯帝国灭亡后，冶铁技术从那里开始向其他地方传播。也许是古代人类间的少有来往吧，冶铁技术的传播较为缓慢。大约在公元前800年时它才走出地球西部的生存圈，蹒跚走到南亚生存圈的中心印度地区。它向中部欧洲的传播也很蹉跎，到公元前750年左右时才悠然而至。而传到东方生存圈之中心——中国的时间则更是晚于印度200年左右。

冶炼技术传播开去后，铁在各地都以什么形式存在，史家们没有明确的说法。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它不会再像黄金那样贵重稀少了。可能受权力的管理和量的限制，它被广泛应用到生产活动的过程很是缓慢。所以，史家们说，从发明铁到将它大量运用到日常生活，期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不过，进化着的人类不会让它长期徘徊在真正的用途之外。

果不其然，炼铁的技术传播开去之后，在东西两大生存圈里引起了明显的变化。对生存资源产地上的人们来说，铁的最大用途在于农耕生产上。用铁做成的犁、锄头、斧子、镰刀等农具，使劳动对自然的作用大大增强，让人们很轻易去砍伐石木工具所尴尬无奈的森林树木，并能刨出它在土层深处的根须，使荒野的土地能够变成一块块丰收的农田。即便是石木工具时代无法开发为耕地的非河流冲积之地，在铁制工具的劳作下都可以被打造成丰产良田。所以，地球西部生存圈的资源产地从亚述帝国的某个时期开始，从苏美尔和美苏不达米亚迅速向外扩展，在迦勒底帝国和波斯帝国时期，已经扩展成了从美苏不达米亚向北到小亚细亚及黑海沿岸，向西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再到埃及的基本相连为一体的生存资源大产区。而南亚生存圈的古代印度与东方生存圈里的古代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也大致相同。在印度，尽管种姓制度制约着社会发展，但在铁制器具的帮助下，人们把耕地从印度河流域向东拓展到了恒河流域。古代中国人则不仅把黄河流域的生存资源产地向整个中原地区拓展开去，还同长江流域地区一道，开发成了生存资源的大产区。

耕地大了，收成多了，五谷之香就会飘向生存资源匮乏的外围地区，引起那里人们不由自主的获取之欲。这就是铁所带来的变化，铁所推动的社会发展！

而对生活在生存资源产地外围的，靠狩猎与游牧生存的人们来说，铁的用途就在制作征服猎物驯服牲畜的器具上。于是，这些人的狩猎能力得到大幅增强，猎获的动物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于是，动物虽然有着再生繁育的能力，但在日夜不停的猎杀下灭绝的灭绝，减少的减少，让人类捕获到的猎物越来越有限了。相反的是，猎物充足时增长起来的人口数却不会随着猎物的减少而自动减员，而是将大量的生存需要转移到尚还原始的游牧畜群上。对此，被游牧的动物们很是委屈。在过去，与野生的动物一起承担时，压力是可以撑得住的，可现在压力的大部分滑到动物的身上后，动物却难以撑得住了。于是，狩猎游牧的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挥舞着用来征服动物的器具等冲向生存资源产地了。因在开始时，把铁用到了类型不同的生存需求上，所以在碰撞产生时用到征服性器具上的一方则展现出了较大的冲击力。海上的人，也因多用于对付海岸陆地人的器械上，所以也有着与狩猎游牧人同样的冲击力。

对需求的迫切，保有的冲击力是绝对的怂恿者。于是，古希腊人在迫切需要的驱使下，挥舞着指向明确的器械，向小亚细亚以及生存资源产地的深处进击而去。希腊人拼死攻取特洛伊城，怎能会为一个女人呢。波斯人也毫不例外，没有无花果做的点心，更没有酒的他们，仗着自有的冲击力，不仅征服富有且远远文明于他们的吕底亚王国，掌控从美苏不达米亚到埃及的生存资源产地，还和另一个保有冲击力的希腊人开展了强对强的冲撞。

在东方生存圈，铁也被用于同样的需要。不过，在狩猎游牧人的冲击尚未大面积形成之前，铁制工具所帮助开发出的良田沃土诱发了东周诸侯们自立门户的欲念，导致出现140多个诸侯国。随之开始的列国间的吞并之战，又迫使他们把铁主要用到武器的制作上去了。后来，秦朝将他们统一后，用铁来制造的武器较长时间地成了抵消周边狩猎游牧人冲击的法宝。东方生存圈里的狩猎游牧人大规模挤入中心地区的现象晚于地球西部生存圈的原因就在这里。

一眼看去，貌不惊人而脸色冷清的铁，就这样将人类的生存活动热血沸腾起来。其神奇不仅在于对耕地的任意开发，作用于作物的增产和群体冲击力的形成，还在社会分工的复杂化，手工业能力的发达，建筑行业的发展壮大，制造业的扬帆，乃至到饮食器具日常用品的改善等方面都如同雨水对植物，使它们繁茂起来了。

用数字概念装备了经略能力的人类，因为有了铁，在亚欧非各大生存资源产地上迎来了能够收集的大地滋养越来越多，能够创制的人造物品也日益繁多的新时代。如果去比喻一下的话，这时的人类就像是一个算计精明的人，双手抬起了推车的把子，而在车上也装好了很多让人垂涎的物品，但这部车子还没有使它轻便推动起来的轮子。这个轮子，对人类的生存活动而言，就是钱币!

对钱币没有好感的人，在当今这个世界可能很难找得到。因为，叫钱币的这个有价之物，如今已将地球上的一切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自然物体和社会创造的意义成功地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上，成了人类生存活动顺畅运转的灵魂性工具，成了每一个人解决生存需求的万能之物。可它，在原来的人类生活中是没有的。

货币是人们对钱币最有涵养的称呼，而在民众的意识中它的名字就叫钱。钱究竟在什么年代出现，史家们意见不一，但不会早于青铜器开始的年代是时间的上限。作为中介物,钱肯定是交换在人类生活中频繁出现后才能出现。而且必须由权力的信用来保证它的价值。史家们发现，作为印欧人祖先的雅利安人在定居之前通常用牛作为价值的中介，所需要的交易物都通过牛之后，才能各得其所。所以，罗马帝国的“货币”一词就是从“牛”字演化而来的。而早期的亚洲地区则是用金属作为价值的中介物，为硬币的出现画下了历史的伏笔。这便是赫梯人留给人类永远的纪念。而中国的史家们发现，他们古老的祖先曾用海贝来做价值的中介物。

在史家们的发现里，酒瓶、烟叶等都有被当作价值中介物的历史。其实，用什么做价值中介物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有了权力的担保和诚信的抵押后，人类已经有了进行价值转移并能将其虚拟化的能力。在这样的能力之下，任何一种物品都是可以用来作价值的中介物。当然，喜欢讲究的人类会对用来作价值中介物的物品进行精挑细选的。所以，在后来的发展中，人类用来作价值中介物的物质从五花八门的杂物逐渐走向了铁、铜和金与银。

车轮终于缓缓地转动起来了。那个算计精明而抬起车把的人，终于将装满了物品的车子向翘首以待的需求开步推去了。于是，史家们看到，货币的出现使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有了可能的条件；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劳动产品而无须物对物的交换，尤其是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非食物。结果是大大地促进了各种商业，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和经济专业化的深化。也许，史家们所看到的是，作为价值中介物的货币的可以看得见的作用。而它不被看到的作用可能更复杂、更深刻。

因为，货币是人类的交换活动从直接到间接的产物，它的使命不在于满足需求，而是为实现价值的转移提供可靠的中介，使生存所需的一切物品成为商品，使一切为生存的劳动和劳动的成果成为商品，使曾经那方便间距内的物对物的交换发展成为远距离价值间的间接交换，使曾经流动在人们手里的增值缓慢的物本转化为神奇的资本，使权力对社会经济的有效管理等都提供了必要的可能。于是，经略能力被数字概念装备而日益精明起来的古代人类，在各自的生存圈内借助铁等金属带给他们的力量，生产出了日益增多的物品，又在权力的支配下构建起了引起释迦牟尼、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耶稣等圣人，深深思考而不得其解的社会存在的复杂形态。

是啊，在时间的旷野上，人类虽然孤独无助，但在智慧的陪伴下，他们总是能够迈出有利于自己的脚步!

未被读懂的古老提示

在有无之间，有着人类最大的隐患。

在向人类方向进化之时,我们古猿祖先除了生命以外是一无所有的。然而，他们那仅有的生命这一神奇之物，不允许他们一无所有于这个世界，而是需要不断获取滋养以供它们的存活。这是人类基因里携带的需求，无法更改，更不能违背。所以，在这一需求的驱使下，祖先们动用进化所带来的一切之能，解决一无所有的问题。于是，他们打磨着石器和木器，走向了大地自然，走向了开花结果的植物和桀骜不驯的动物，开始有意识地获取供养生命存活的资源。

不过，一个问题刚开始解决，另一个问题随之又出现了。那就是，虽然进化给了人类使用石器与木器的智慧,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用它获取所需。不能获取所需的这些人就成了问题。如果这些人的需求得不到解决，初期人类的生活中必将盛行六亲不认的大哄抢。怎么办？后来，人类发展了，家族变成了部落，部落又变成了部落联盟。而且能力也提高了，用在手里的工具更锋利，更灵便了，也发明了驯养，发明了耕种，能够更多地收集大地的滋养了。可是，收集到的这些滋养或资源，并不是均衡地分散在各家、各户、各村、各地。而是有多的，也有少的，还有没有的。于是，少有的和没有的这部分人就成了问题。如果这部分人的需要得不到解决，发展起来的人类必将面临不知休止的偷盗与抢掠。怎么办？再后来，人类进一步发展，部落联盟又发展成了权力的利益版图，人们被分割到了一个个国家形态的管辖之内。这时，人类用上了青铜，用上了铁，但青铜和铁让他们在有的地方不仅发展出了农业，增多了收获，又兴起手工业，丰富了各种日用品，使生活变得琳琅满目起来。可是，青铜和铁在一些地方无法发展出农业，也无法发展出手工业，进而无法生产出丰富多彩的生存物品。于是，生活在生存物品匮乏之地的人们就成了问题。如果这一类的需求得不到正面回应和合理解决，人类必将不能摆脱连绵的战火与硝烟。这又该怎么办？

面对这些，人类并没有无动于衷。在早期，在用采集和狩猎的方法获取生存资源的时候，他们处在原始公社阶段。这时,他们人数不多，家族血亲生活在一起，形成了生死与共的生命体。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实行了劳动成果共享的原始共产生活，不仅滋养了亲情，繁衍了族群，还以本能的慷慨化解了存在于人类生活有无之间的隐患。后来，解决有无之间隐患的这一方法行不通了。因为，原来那个人数不多的氏族或家族已经繁衍成了人数众多的部落，后又发展成了人数众多、占地辽阔的部落联盟。那些曾以血缘维系的生命组合已经演化成了一户户人家、一个个村落。而且，在村落与村落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还被长短不一的距离分隔起来。在这个时候，有与无的问题已从血缘家族走向了家户与家户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甚至部落与部落之间。面对有与无分布的这一新变化，人类并没有手足无措地任由其隐患发作。而是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以解决相互间的有无问题。

这个方法就是交换，就是人们之间进行有无的互通。起初，有无间的这个互通是实物对实物的，没有什么通用的价值标准，需要是唯一可靠的价格。用一头牛换一根针，谁也不觉得亏了。后来，有无互通的范围需要扩大，人们需要与更远的地方、更陌生的人们进行有无间的互通，以丰富生活。于是，实物交换的方法又行不通了，人类又用一个新的发明，继续支持更大范围、更远距离间的有无互通。这个发明就是价值的中介物，就是史家们所说的货币。开始时，人类并不知道用什么做价值中介物最好，所以，海贝在古代中国，牛在西亚，烟叶在北美，甚至杜松子酒的瓶子在西非都曾做过有无间互通的价值中介物。后来，随着间接的，远距离的交换活动的继续发展，一种价值可信度更高，更便于携带与存储，且持久耐用的价值中介物应运而生了，那就是硬币，就是用金银铜等金属锻造的硬币。

需要是无形的招手，有人看不到，有人则能及时地看得到。商人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群。当交换的需要出现在人们之间的那刻起，他们就以另一种人群形象走上历史的舞台。不论在初期的实物对实物的交换之中，还是在随后的远距离间接的贸易之中，他们或走村串户，或跋山涉水，不停地忙碌在人类生活的有无之间，对接和实现着它们的互通。当然还富裕着自己。由此，他们历来在人们的眼里,既像天使，又像魔鬼。像天使是他们满足了需求，互通了有无；像魔鬼是他们又附加了盘剥，为难了道德的判断。不过，权力为他们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需要由这些人来调剂社会，互通有无。

据记载，公元前6世纪时的后巴比伦帝国国王尼布甲尼撒对商人和价值中介物结合而形成的互通有无作用非常重视，在他所统治的版图内修筑了很多方便商务活动的道路。他特意叮嘱他的史官：“记下，我曾把许多羊肠小道拓展为康庄大道。”也许，在那个时候，修筑道路一事，可能比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还要重要，还要有功德，所以，一代名王尼布甲尼撒才特别在意这一美名的流传。虽然没有像尼布甲尼撒一样留下刻意标榜的专门记述，但当时的各大王朝们都较为精心地开修过纵横版图的大路小道。其中较有名气的是，波斯帝国的“御道”，罗马时期的驿道和古代中国的水陆连接的驿道交通。波斯人修筑的“御道”，从波斯湾以北的苏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从底格里斯河延伸而去，经叙利亚、小亚细亚，最后通到爱琴海沿岸的城市以弗所，全长1677英里。古代中国人开修的则是水陆连接的交通网。自春秋时期开修的运河自北向南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与随后开发的丝绸之路一道，不仅连通了内地，也与外面的世界实现了连接。而罗马时期修筑的驿道，与他们的军事活动关联在一起，四通八达，其中亚壁古道至今仍被使用。在这条把罗马城及意大利东南部阿普利亚的港口布林迪西连接起来的古道上，后来曾发生钉死斯巴达6000起义者的残忍事件。这些被用来互通有无的古道，远比尼布甲尼撒修的路名气大。

到处都是需求。作为价值中介物的货币越来越便携了，实现需求间对接的商人们也越来越职业化了，使他们赶着驮载货物的车队或驼队往返其间的道路也越修越长、越修越宽了。于是，人类的先民们就在这连接了需求的有名或无名的羊肠小道或康庄大路上成功实现了古代世界里许多方面的有无互通。印度的棉花、甘蔗和鸡互通到了东部的中国和西北边的西亚与欧洲。其中的棉花曾使大史家希罗多德不屑地说：“这不过是某一种野生的树，不结果实只长出一些羊毛，但其美观与质地都超过了羊身上的毛，致使印度人民都用它来制作衣服穿用。”中国原有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山茶和葡萄等被互通到了西亚和欧洲地区，而葡萄藤、苜蓿、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等则从外面的世界被互通到了中国。

热闹而繁忙的有无互通背后是商人们不断的发财和腾达。所以，他们聚精会神地寻找和搜索需求所在的地方和需要互通的方向。在他们的眼里这已经不是什么人类有无间的互通，社会需要间的对接，而是散落满地的金子银子的召唤。陆地上的路被充分利用起来，水上的路也没有被他们忽略。最初的航海线路并不是为商业而开发，而可能是为了谋生、逃难或可以想象的其他目的。在较早的年代，海是无主的野性领域，对人的本性有着极大的放任作用。当被称之为商业的贸易活动在海上出现时，从印度河流域到波斯湾，再到红海，从地中海大小各海域到黑海，到欧、亚、非各环海城市都开辟有较为成熟的航路。精明的商人们沿着这些航路穿梭在地中海、黑海沿岸的各个城市之间，航行在波斯湾、红海及非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对接着人们之间的有无需求，也填充着自己不断鼓胀起来的钱袋子。参与海路谋生的人群和民族是较多的。早期的苏美尔人、美苏不达米亚人、古埃及人、阿拉米人、多里安人，入住前希腊沿海各岛屿上的人，都曾留下恶斗海浪、抢掠他船、交易获利的身影，只是海水没有一一记住。据史家们考察，腓尼基人可能是其中最精明的海上商人之一。

曾生活于今叙利亚和黎巴嫩沿海地带的腓尼基人来自哪里，有过什么经历，史家们尚还不很清楚。只知道他们是闪米特人系列的一支，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腓尼基这个族群称呼也不是自己所选定，而是从希腊人对他们的称呼中延传下来。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是长约100余英里，宽只有10余英里左右的狭长地带，背后有大山的屏障，他人不易侵扰，而前面是茫茫的大海，任何一处彼岸都可能是单独的国度，不同的民族。

据史家们考察，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腓尼基人已经是地中海上的霸主。开始时，他们用自己善于制造的玻璃及金属器皿，从其他地区换回生活必需品，以对接自己同他人的有无。后来，他们的业务渐渐超出对接自己与他人有无的范畴，向对接他人之间有无而自己从中获利的方向发展开去。据说他们曾经商盗不分，弱则用抢，愚则用骗，不弱不愚，才做规规矩矩的生意。有时，他们公然抢劫海上的商船，还把人们抓来做奴隶。有时，他们把船开到沿岸国家的港口，热情地诱人上船参观。人一上船，便开船而去，运到远方贩卖为奴。尼布甲尼撒时期，商业发达的巴比伦市场上有很多被贩卖的奴隶，其中肯定少不了腓尼基人拐骗过来的。虽然劳动力也是自古以来的需求之一，但贩卖奴隶的出现，人类必将道德的罪责记到商人的名下。可曾经的商人们是不在乎这些的，腓尼基商人也毫不例外。

只要互通有无的需求在，只要银子繁殖的生意在，闯荡天涯他们都是在所不惜的。希罗多德注意到，“初出海的腓尼基青年，前一两年，他们最远只敢到直布罗陀。第三年后，他们便能行经直布罗陀，环绕好望角而达埃及了”。如果这是真的，在能够环绕好望角的航行能力下，去一趟西班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区区小事了。有一次，他们装了一船油到西班牙，也许当时的西班牙还没有加入到货币流通区域，于是他们用这些油换到了很多很多的银。这些银的重量远远超出了船的载荷，他们开来的船已经载不动它了。怎么办？扔下，于心不忍；留下，谁知能不能还来。于是，精明的腓尼基人卸下船上用的所有器皿，甚至包括锚链在内，然后一律用银打成那些器皿及锚链等后，开上船回家了。路上他们没有发生意外，于是又回到西班牙，雇用当地人开起了银矿。

地中海之大，能够容得下腓尼基人的船，也能容得下其他人的船。于是，在利益的巨大诱惑下，大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人、各样的船下海航行了。其中有希腊人的船，波斯及其被征服地区人们的船，埃及人的船，阿拉伯人的船，西班牙人马其顿人罗马人的船，还有印度人和其他一些无名人士们的船。这些难以数得清的船只或驮载着农田里的谷物，或装载着作坊里的制品，或运送着此地充裕而彼地紧缺的物资，抑或是满载着能够换回一船银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货物，日夜不停地航行在地中海的海面上，穿梭在沿岸各个不同疆域的港口间，对接着不同国度里不同人群的有无需求。

可是，商人们无论怎样地忙碌，舟船们无论怎样地急驶，终究还是未能化解存在于人类有无间的那个隐患。

在地球西部的生存圈，由于无法违背和抗衡对生存资源的必然需求，一拨又一拨的闪米特人涌向苏美尔，使以城邦形式存在的这个地方依次推入了阿卡德帝国形态、巴比伦帝国形态、亚述帝国形态，并将苏美尔这个生存资源核心产地扩展到整个美苏不达米亚地区，还将其同另一个生存资源核心产地尼罗河三角洲连接到了一起。闪米特人的需求得到了解决，可是还有很多人的需求仍未得到解决。于是古希腊人从地中海里边，波斯人则从不远的东边，开着战舰或鞭打着战马，向这个已经发展成丰腴的生存资源产地进击而来。

而在东方生存圈，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当黄河中下游的肥沃土地被开发成为生存资源产地后，人们就开始涌向这个地方。在争夺中，打败神农部落和九黎部落后，叫有熊的部落就以这个地方的主人自居，将周边其他的人排斥性地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但排斥性的称呼不会挡得住需求的脚步，自这个地方五谷的芳香飘散八方的那天起，那些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人们就纷纷迈开了挤向这个地方的脚步。直到这个后来被称为中原的地方，在人们不断挤进来的脚步和继续开发的努力下，与长江中下游的沃土连接成为一体的生存资源产地，不论朝代如何更替，不论对土地的占有形式如何发生变化，只要生存资源被生产着，周边人们挤进来的行动就没有停止过。虽然，结束了生存资源产地分割占有形式的秦始皇，把他的帝国组建得很是强大，但还是未能震慑住匈奴人挤过来的步伐，只好筑起又高又长的一道墙，给他们制造更多的障碍。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精明的商人们没有发现这些人群的需求？或是他们那点折腾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还是生活在生存资源产地周边的那些人群生来就是野蛮不化、贪婪无度？或他们天生就是好吃懒做、侵扰成性？抑或是人类间互通有无的努力，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都不是。被我们认读和阐释为商业的那个互通有无的交换行为，开始时就是为生存资源的再分配而出现的。这里所说的生存资源，指的就是能够满足生命的存延与完善之需要的，自然的、人工的、地上的、地下的，一切产品、物品和制品。正如本文前面所讲到的，起初的时候，人类只能从自然界中获取所需的生存资源。因为这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老弱病残幼妇没有获取的能力。于是，在亲情的驱使下，他们以共享的形式实现了生存资源的再分配，确保了生命的存续与人类的繁衍。

再经进化和发展后，人类对生存资源的占有形式从公有变成了私有。有无的差异从家族、氏族扩展到了社会，其存在的范围也已经不是家族内部的成员之间，而是转移到了家庭与家庭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社会地位与社会地位之间。导致有无差异的也不只是劳动力一个因素，而是自然条件、社会分工、资源分布和利益关系等成了主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生存资源的再分配，让人类的社会安稳和谐地发展下去？人类智慧的盲区被暴露出来了。面对有无差异的复杂形态，本性掌控下的人类已经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对生存资源进行有效的再分配了。于是，只好以交换与贸易的形式对接社会分工和资源分布所导致的有无互通需求。而由社会地位和利益关系导致的有无需求，因难以得到互通会导致盗抢行为的猖獗，或导致间隔性的造反与起义。

人类智慧的这个盲区，在面对由生存类型导致的有无差异时，表现出了那样的愚痴、无奈、本性和无策。然而，生存类型间的有无差异是人类始终面对的客观现实，战争、杀戮、毁灭等人造灾难都隐藏在其中。因为，生存类型的差异并不是人为导致的，而是由地球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所决定的。由于，天地的眷顾，一些地方发展起了农耕，使这个地方变成了生存资源的产地，渐渐地又把它发展成了一个生存圈的中心区域。而生活在周边的那些人群，在古代条件下根据天地所赐的气候与土壤情况，只能按狩猎与游牧的方式生存和生活。然而，猎物和牲畜给他们带来的生存资源总是单调的，不足的，难以满足愈加丰实复杂的生活需求。这样，巨大的，等价交换所难以满足的需求就会出现在两种不同的生存类型之间。这是人类间最大的有无差异，也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再分配之需，同时又是人类间重大纷争产生与否的关键之处。不论是西部生存圈，还是东方生存圈，或是南亚生存圈，人们都因未能正视和寻找生存资源再分配的有效途径，以化解存在于其中的隐患而不断演绎了周边人群强行挤进中心地带的历史故事。直到西部生存圈的波斯、古希腊时期，东方生存圈的中国秦朝时期，智慧的盲区使人类未能摆脱有无间的巨大困扰，使他们深陷在朝代更替与征战不停的泥泞之中。而且，定将继续挣扎在这一泥泞之中。

不知人类智慧的这一盲区何时才能开亮，何时才能让他们实现不同生存类型之间的良性互动，找到生存资源再分配的适当途径，使他们生活得平和一些，安稳一些，幸福一些……

——全文请见《草原》2021年第1期

本文节选自长篇历史文化散文《人类笔记》

特·官布扎布，内蒙古库伦旗人。诗人、作家、历史文化学者。曾任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内蒙古文联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放牛娃》《二十一世纪的钟声》《蓝天飘云》等蒙古文诗集。后向蒙汉双语写作转型，翻译出版《现代汉语版𡿨蒙古秘史〉》。著有长篇历史散文《蒙古密码》、传记文学《蒙古背影——萨冈彻辰传》。曾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朵日纳”文学奖等奖项。主张文化的大众化传播，提倡以宽角度、正立场观察和讲述人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