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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板雪山的石头

长板雪山有人叫亚克夏山，有人也叫马塘梁子。关于它的高度，说法也不尽相同，有说四千四，也有说四千八。但它却是一座地道的雪山，和这一带的其他雪山一样，高耸云天，山势陡峭，沟壑纵横，终年积雪，气候多变。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连续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红军两大方面军共同往返翻越次数最多的一座雪山。

那个地方海拔四千多米，常年积雪。

那一年，那个地方的一些石头被人收集集中到一处地方，他们用这些石头堆垒了一座墓。

从一尺多深的雪里抠出这些石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一年，一队男人被组织登上四千多米的雪峰在雪中抠摸，艰难地收集到这些大小不一的石头。他们要完成一件前人从没做过的事情，他们要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之顶修砌一座烈士墓、一座纪念碑。

这座墓为十二位无名红军战士而建。

一九五二年七月的一天，解放军某部剿匪部队翻越垭口时看见百米之外的地方有一排排列奇怪的小雪堆。这些雪堆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抠挖开那滩积雪，拨开积雪，眼前是一具尸体。然后，他们继续抠挖的工作。

确实没有出乎那些士兵的意料，另外的十二座雪堆，也是十二具尸体。

排列整齐的完整遗骨，一律头北脚南，旁边还有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十二具尸体出现在洁白的雪谷之中，还有相伴着他们活着和死去的十二杆枪。

可以认定的是，这是十二个军人，死于十五六年前，身上并无外伤，可以推断他们死于冻饿。

这十二个士兵来自哪支队伍？他们生前从属什么军队？十几年前，可能出现在这一区域的武装无非有这几方：一是当地土司武装，二是川军或其他国民党军队，三则是红军。

从逻辑上看，不太可能是当地的土司武装，他们不可能到这种地方来。当地土司武装还是川军，或者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的哪一支？也不像，据记载，国民党军从没上过山。再说他们有统一的军装，枪支武器也很统一。可这十二个士兵服装混乱，枪支型号也同样杂乱。

因此，士兵的身份就显而易见了。

这十二个牺牲的军人来自红军。他们是个建制班。十七年前，也是七月，他们负责守卫长板雪山的这个垭口，目送了自己的战友从身边走过，消失在视野中。任务完成，他们可以踩着前面战友的脚印追赶部队。但是，他们已经迈不动步子、挪不动身体了。在长时间的极度寒冻和饥饿下，他们已到生命的极限。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形。当生命的火焰在十二位红军士兵的体内已是零星残烬，那一刻，他们想着的是什么？

他们不是死于战斗，身上无刀伤枪伤，没有流血，他们死于极度的饥寒。这种死亡的形式，十二位红军士兵绝不会想到。他们当然不想死，但现实很残酷，死神伴着漫天飞雪和狂风在十二条汉子身边咆哮。十二位战士是经过抗争的。就是死，也不能死在异乡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多想死于沙场，至少死于冲锋陷阵，死在战火硝烟之中。即使不能这样死，也要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呀，在家乡的青山绿水间，和祖先躺在那片坟地，不会清冷，也不会孤寂。逢清明冬至，有子孙持香烛纸钱来祭扫。但现实的一切，让他们别无选择。

他们那样地死在异乡，没有坟墓，更没有墓碑。解放军士兵只在这排骨骸边找到一截木片。上面留有的字迹模糊不清，已经无法辨识也许部队的番号和十二位士兵的姓名。长板雪山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翻越的雪山之一。我们现在已经难以知道这十二位烈士的姓名和所属的部队，只知道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红军。

那一年，解放军的士兵把十二具尸骸收集在一起，用雪地里刨出的石头堆了这座红军烈士墓。几十年后的一九七三年，当地政府派人将这座烈士墓修葺。

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墓。

我站在这石砌的烈士墓前，想象着这十二位士兵弥留之际的情形。

远处，层峦叠嶂，皆白雪皑皑；近处风卷鹅毛，雪已及腰。他们是不是想像过这雪是白米蒸糕？他们肯定抓食过雪团，想象那是白米饭团，但……他们是不是想象过身下的无边雪域是云层，他们躺在祥云之上由神仙送去九天仙境，可……

做任何想象已是徒劳，他们互相对视，身体虚弱得已经说不出话了，他们只有通过渐熄的目光彼此传达着信息。他们彼此读懂了各自的心声。那就是：我们即使走向死亡，也得有战士的尊严。他们对一切已经无能为力，但可以整齐安详地走向生命终点。他们在雪地上艰难地爬着，爬到了一起。然后仰面朝天，拉直了衣服，戴正了军帽，整齐地排成一排，做出立正的姿势。他们的枪摆在各自的身边，就像往常一样背在肩上。他们的右手移至肩部，做出敬礼的手势。天空，一轮太阳放射着光芒，他们向太阳行着军礼。他们当然不知道好多年后有一支属于这支队伍的歌曲，就叫《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可他们牺牲时却保持着那种姿势。

三年来，我带着团队拍摄一部关于红军长征过雪山的纪录片。在行将完成时，我们想一定要拍到这座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我已经年过六十，同伴极力劝我不要冒险，但我想我必须亲临这座海拔最高的红军无名烈士墓。在我熟悉的赣南闽西，当年的长征路上，就有许多失踪的红军战士，我就想，这十二位士兵是不是就有他们中的哪一位？我得去他们的墓前，我要代表他们的子孙后代祭扫。

在漫天飞雪中，我终于来到那座墓前，我嘴唇发紫，大口喘气，但我还是在大风中喊出想说的那句话：我代表苏区的后代来看望你们了，历史会记住你们，有些人永远不朽。

我在长板雪山找到两块石头，在阳光下，那块石头的形状和纹路令人惊奇，看上去像一小截断裂的半朽了的木头。可经大家验证，那确是石头。是一块木化石，对于木化石在这一带的出现，我一点也不惊奇，阿坝一带的地质，经历沧海桑田，地理的变化，多少亿年前地震把森林埋入地底，变成化石，同样是地壳的变化，又把木头震了出来。

我想起那十二位烈士，他们的忠魂萦绕雪峰，这些坚硬的石头是不是他们铸就的？

里敖的石头

里敖是赣南一个小村的名字。那年，我十一岁。一九六八年的十月金秋，我随父母下放到赣南的这个小村，在那生活了五年，与那座村庄结下了缘。

我小时候，一直弄不明白那个村为什么叫里敖。随着“敖”是“垇”的意思，最里面的山垇？那应该是处在山峡里才对。但这村子，坐落于山脚下，背山面河，处在河流的冲积小平原上，视野很开阔，没有那种“垇”的感觉。

后来知道，“里敖”是“鲤鳌”的简写。这座小村庄依山面水，水是梅江，山是一条山脉，有两座峰。一座峰的山脊如鲤鱼背，另一座山脊如鳌背。古人就因形而名，叫鲤鳌。

里敖属于石上。石上在梅江边上，是个镇，我们下放的时候叫公社，因为建在一片丹霞地貌的岩石上，所以叫石上。梅江河在那流过，水冲不动大石，就在镇子前形成个湾。湾很大，水漩着漩着就形成大潭。小时候，大人们常提醒不要去那里玩水，潭中有水鬼拖脚。当然没“水鬼”，那是水流在起作用。每年都有几个胆大的野孩子在那溺水身亡，但一入夏，还是总有人去那潭里摸鱼。

那水潭里的鱼多，也很大。

镇子前是片冲积小平原，土地肥沃。石上自古是个繁华的去处。有一些独特的客家文化现象，形成了独特的风土人情。宁都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镇占了好几样。

里敖很小，我们家下放的时候，只有三十来户人家。大多姓刘，除我家外，夹杂了李扬赖胡四户外姓。一户是铁匠，也是从宁都下放来的，另一户是石上镇子上迁来的，理由有些意思，是来掺“沙子”的。里敖虽小，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红军不少，村民大多是“红属”。那个年代，村村都要有“五类”分子。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但当时找来找去里敖凑不齐。只找出个旧时期的白军逃兵，算是历史不清白，可列入“反”或者“坏”。但缺地主富农还有右派。那年头有些“领导”很具创意：那就分几个过去呗。

那几户杂姓就是这么分过去的，我对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母亲过世时正是腊月，请不到人为母亲筑坟，人家怕沾了晦气。那晚上几个“五类”分子在那块丹霞地貌的岩石上掘出一个洞窟，几个男人辛苦了一天一夜，才把那工程完工。那个李姓是里敖唯一的地主，其实只是在旧社会读过几年书，家里有些田的那种。李小春就是那个李姓地主的大儿子，到初中，他就辍学了。当然，那时候，即使继续升入初中，基本也不能上什么课。母亲过世后，父亲还在“牛棚”，弟弟还小，我得种菜砍柴……

我当年和李小春交往甚密，可以说是我少年时的“闰土”。乡间的一些农活和生活技巧，都是这个“地主崽子”教我的。李小春学过铁匠，后来购了台打米机经营。他弟弟做物流去了上海。改革开放后，宁都县做物流的人很多，形成了产业。全国各地只要说做物流的，肯定有宁都人。前些年李小春把儿子交给弟弟带去了上海，做了两年，李小春不放心儿子，便也跟去了上海。这一点跟“闰土”不同，中国的农民洗净脚杆上的泥进城如今成为常态。

想起当年，虽说生活很苦，但是很自由，想干嘛干嘛。

里敖村是个红军村，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家刚搬去里敖时，住一幢老旧的房子，天井对面是胡姓人家。我对那家人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胡姓的年轻儿媳妇难产，被人认作妖孽附体，放置在大堂的门板上。鸣铳响锣地闹腾了一夜，硬是看着那产妇死去。还有就是胡姓人家的老妇人。那老女人一条脚跛着，每天，她会搬张竹凳坐在屋门侧边，一年四季几乎就在同一地方，拈苎麻丝。这是夏布的一种原始的工艺方法，纯手工。我好奇那老妇人的腿，乡人告诉我，是解放前的事了，那婆婆上阁楼，不知道怎么弄响了藏在那的一枚手榴弹，把腿炸了。

阁楼上怎么会有手榴弹？乡民也说不出所以然。

刘名仁是个单身，过继了一个儿子。父子两个人冬天喜欢烧火盆，在火盆上吊只“锅”烧水煮东西。我仔细辨认，认出那是个钢盔。而且是那种德式的，“文革”期间也有一些二战的影片上映，主要是阿尔巴尼亚的，我们从银幕上知道了这种德式装备。刘名仁脚上有一处烂疮，似乎永远难以愈合。有人说那是枪伤，没伤着骨头，却彻底损坏了皮肉。我那时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把钢盔和枪伤与这个男人联系起来。

他们说到红军，说刘名仁是从白军中反水做了红军，后来又从红军反水做了白军。反正挺复杂。“文革”中就把他打成了“坏分子”，但这个男人并不坏，会点草药，也会抓蛇抓石鸡，当年，我是很崇拜他的。

当时的三十户人家里，几乎每一户就有什么亲戚当年参与了红军。

一九三○年，红五军团的前身——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起义前，其七十九旅池峰城部就驻扎在石上。当时对起义有抵触的敌军官李松昆逃跑时路过石上斫柴岗村时，拉走了七十九旅一个团。红五军团成立后，原七十九旅撕掉国民党军徽章转移石城里，从当地征了不少挑夫，其中里敖就有八人，这八个人后来都当了红军。有一个当时已经成家，生下一女儿。这个女儿后来嫁给一个叫刘书凤的男人，就是当时的生产队长。现在女人有近九十岁了，每次我回里敖，她总要掏出那张红军遗属证叨叨地跟我说上许多。

宁都一直是中央苏维埃的中心县，这一带的乡民积极加入红军。官方史志记载：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这里共有近六万人参加红军，以当时宁都县总人口计，每五个宁都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以当时参加红军赣南籍红军总数计，每五个红军中有一人是宁都籍。

这几年间，里敖“涉红”的人家也不少。

那时《闪闪的红星》在全国热映。那部电影，在梅江河中也取过景，后来也在石上放映。我们对还乡团恨之入骨。和里敖的当年那些参与者说起往事，问得最多的竟然是还乡团回来后是不是杀人放火。那个老者只摇头，笑笑。

好多年后我考察红军重回宁都，知道那年代当地“涉红”的人太多，法不责众，只有“宽宏大量”和“网开‘多’面”。是呀，地主们回来，把人都杀了，那田还谁给种呢？

那五年，说夏天的夜晚乘凉听老者讲往事，那是假的。有时我看南方同辈的作家回忆乡间的童年，说夏天乘凉听奶奶讲故事，看天上的星星月亮，就觉得假得不能再假。那年月，“全国山河一片红”，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北方不知道，但南方农村要“双抢”，起早摸黑，没有那么诗意浪漫的乡间生活。生产队收工，身上骨头累散架，倒哪都能入梦。

我听老人讲他们的经历，是冬天。冬天除了部分青壮被抽去修水利外，大多老人是冬闲中。

六十年代的乡间，现在想起来苦是确实苦，但天地大自然是纯纯的，没一点污染。我在我的小说《别样成长》中有过相关描述：

“……但日子过得神清气爽。看一切，都与先前不一样。周边一切，颜色怎么就多了，鲜艳了，更为丰富了？春天里，山野田垄嫩绿中夹杂各色鲜花。夏天来了，跨入季节门槛，那些绿就是清一色的了，浅翠变为深黛，田野、山岭全绿成一片，遮天蔽地。到秋呢，那支神笔又在大地上涂了新的颜色，竹木，绿的依然绿着，一些树木却想换装，就沾了黄，继而又换了红。花见少了，或者没了，是果的世界。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当然颜色也各个不同。好像才一眨眼，冬天就来了，云厚了，草黄树枯，田野萧瑟，乡人往常都猫在家里不出门，堂屋里放一火盆，火盆上搁一老树蔸。这种树蔸很大，刀斧劈不开，劈不成柴就塞不进灶眼，就都留给了这年的冬天。一入冬，这些柴蔸根蔸就有了用场，放火盆里烧，尽管烟焰满屋，时而被烟熏得眼红舌燥，一天下来鼻孔黑黑。但毕竟冬寒难耐，有盆火暖身何乐不为？再在那盆火上熬个狗肉什么的，吃了喝了，很惬意的日子哩。也有猫不住的，拎了只火笼走门串户。火笼是这一带客家人冬天必备物品，人手一只，就是篾笼里置一土钵。钵里装有灶里铲出的热灰余烬，那里面的余热能持续些时间，让腿呀手呀身子呀暖和舒服。整个冬天，客家人无论老少男女，人手一只火笼，白天拎手上形影不离，晚上放被窝里取暖抗寒。很神奇的是，居然鲜有弄翻了火笼点燃被窝的……”

猫冬的日子，我们喜欢围着老者，听他们讲“古”。红军的许多异乎寻常的故事，是从他们嘴里知道的，有很多，后来成了我小说的素材。

许多年后，我又回到那个叫里敖的小村，那些老者大多已经作古。

站在村口四顾，我有种莫名的怅然。后来，我就看见村口那块石头了，是黄蜡石的一种，有脸盆那么大。我想，当年那些红军，里敖的几代乡民，还有我母亲和父亲及我和当年幼小的弟弟，都是无数回踩踏着这石头进村出村的……

我把那块石头撬了起来，石头很重，但我还是将它运回了海南。

这块大石，放在我家宅院的路边。每天进出，我都能看见……

张品成，男，作家，导演。1957年生于湖南浏阳。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70年代未从事文学创作，出版文学作品800余万字。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影视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口市作家协会主席，海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赤色小子》、《永远的哨兵》；长篇小说《可爱的中国》《红刃》《北斗当空》等二十余部；电影文学剧本《我是一条鱼》等十余部；文章选入人教版小学六年级语文推广阅读教材，文章选入北师大版小学五年级语文教材。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第二届、第三届“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十四届冰心文学奖，第十七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第二十八届电影金鸡奖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