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儿童文学中的女孩形象
20世纪50-70年代，在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与斗争中，一大批表现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应运而生，讲述了一个个出身贫苦的农家少年在战火的洗礼与历练中，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英勇顽强的小英雄的故事，为我们贡献了海娃、雨来、小马倌、孙大兴、张嘎子、潘冬子、铁强华等一长串熟悉而响亮的名字，成为了一代少年儿童的精神偶像。回想一下，这些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似乎都是以男孩为叙事中心，很少见到女孩的身影。事实上，20世纪50-70年代的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中有不少被人们忽视的女孩形象，具有丰富的社会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附属性：作为小英雄同伴的女孩
每个人的童年都缺少不了玩伴，英雄也不例外。在智勇双全的少年小英雄身边，经常会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孩形象，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战斗中协助他们，在形象上衬托他们。这些女孩出场时间不长、性格个性也不鲜明，其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功能性的、附属性的。但正因了她们的存在，让残酷的战争多了一丝温情，给小主人公苦难而不幸的生活带来一丝安慰，她们承载着少年英雄重要的精神寄托，也是英雄成长的见证人。
《小兵张嘎》（徐光耀，1962）是红色经典儿童文学中公认的杰作，塑造出了嘎气十足、生动活泼的嘎子形象（13岁），他胆大机智，同时又符合这个年龄的儿童特点：爱炫耀、争强好胜、冲动贪玩。文中小嘎子受伤后去荷花湾杨大伯家养伤，杨大伯的闺女玉英（13岁）成为了他的好伙伴。玉英“是个温柔、俊秀而又淳朴的小姑娘”且“一向少言寡语”，符合中国传统女性的审美特点。小嘎子受伤天天躺着不能动，嘴巴却从没闲着。他给玉英讲战斗故事，把从老钟叔那儿听来以及自己参加过的事情，全数倒给了她。这使得玉英不仅把他看得英勇、伟大，也羡慕起他那神奇有趣的生活来了。后来，玉英跟着嘎子在部队里做了卫生员，在鬼不灵战斗中还协助嘎子立了功。通过嘎子与玉英的对比，不难看出他们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这个角色是附属于主人公的。而且，玉英的父母最初是打算把玉英和嘎子凑成一对的，显示的是女性最终以婚嫁为归宿的传统观念，玉英在嘎子的启蒙下，对这个传统有所反叛，向往着穆桂英、女八路的建功立业，开始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意识。
《野妹子》（任大星，1964）这部儿童小说虽以“野妹子”来命名，其实主角依然是男性——17岁的“我”（少年曾天秀）。小说讲述了“我”失去父亲后寄住在乡下野妹子家，在野妹子（十六七岁）及其三哥（共产党员）的引领下，一步步认清乡长陈步云的汉奸面目，最后和野妹子一起去参加游击队的故事。“我每次去，野妹子总在忙着做活：纺纱、劈柴、喂鸡、补渔网，光着脚跑来跑去，和我说话的机会不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家笔下的少女以劳动妇女为最高审美标准。并且，野妹子总是“扮成男孩子模样”，或许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却也映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常常是“无性别”的。野妹子在三哥的影响下思想是进步的，她一直秘密参与对敌斗争，帮助“我”，接应“我”，看到“我”的进步由衷为我高兴，但是，我们却无从得知野妹子的内心活动。相比懦弱爱哭的“我”、阴险老辣的陈步云以及壮烈牺牲的昌外婆（野妹子的母亲），野妹子的形象是平面而单薄的，具有一定的附属性。
秀银是《小砍刀的故事》（勤耕，1965）中“小砍刀”郭顺（14岁）的邻家姐姐，因她从小跟从父亲习武，一出场就举起棍子和小砍刀比武过招，像一个飒爽英姿的女英雄，这为她后来协助小砍刀手刃仇人赵坡儿埋下伏笔。然而，秀银身上更多承载的是一个“代母亲”的角色：她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打从小砍刀父母死后搬到她家来，一家三口人的穿的戴的、鞋脚袜子，就全落在她身上了”。秀银是生活的一把好手，纺线织布、裁衣裳、扎花绣朵，样样儿精通。请看一段对秀银的描写：“秀银钉完最后一个扣子，咬断线头，拿扫帚扫扫沾在棉袄上的棉花毛儿，把身子挪到炕沿边，撑开棉袄，披在小砍刀的身上，说：‘试试合身不，这是拿俺爹的一件旧褂子改的。’”这完全是一个传统的劳动妇女形象。小砍刀去参加八路军时她千叮咛万嘱咐，小砍刀心想：“女孩儿家的心眼儿想得可真周到。”可见，秀银虽然具备英雄豪杰的条件，但对男主人公而言依然是协助性、补充性的角色。
英雄性：从边缘走到中心的女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中，除刘真、杲向真等几位女作家较为擅长写女孩外，作家很少将女孩作为主人公来书写。这种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了改观，女孩不但从配角变为主角，还成为了掌控大局的女英雄，对男孩起到引领作用。
《烽火三少年》（原题为《山高水长》，邱勋，1978）中的冬梅（14岁）和两个弟弟留孩（11岁）、石头（9岁）相比，是绝对的主角和引领者。留孩和石头还会收集子弹壳作为玩具、捉弄恶霸潘彪家的儿子金库，冬梅虽只比他们大几岁，但她的精神世界早离这些孩子气的事情十分遥远了。作者对她的苦难经历进行了铺垫,“爹被潘家逼走，娘被潘家害死，14岁的贫苦女儿，瘦瘦的肩膀早就承受了无比沉重的痛苦和灾难”。14岁正是少女爱美的年纪，冬梅为了执行任务，毫不犹豫剪去了长长的发辫，变成了半大小子。为了保护受伤的陈虹老师，她教育弟弟“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吐口”；为了替陈老师弄到草药而不被怀疑，冬梅不假思索用剪刀划伤了自己的手臂。后来伤口快要愈合了，冬梅想：“为什么陈老师的伤好得那么慢，自己的却好得这么快呢？”为了继续给陈老师弄到药，她故意往伤口上洒冷水，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至此，冬梅的坚毅与胆识，已经令她的形象过于高大了。而后，冬梅忍受住了严刑拷打，一刀捅死了潘彪精明的老婆卞桃花。被捆绑示众时，“她心里没有恐惧，没有哀伤，没有遗憾”。最后在与潘彪的扭打中，14岁的少女擦枪走火杀死了潘彪。整个故事中英雄豪杰的壮举都由冬梅完成，她被树立为一个无坚不摧、无所不能的女英雄，还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成熟的共产党员，这对于一个14岁的少女来说，显然有些失真了。
《奇花》（陈模，1979）中的许英（16岁）也是一号主人公。《奇花》讲述了著名的抗日儿童团体孩子剧团自成立之初从上海、武汉、长沙，辗转到广西、贵州、重庆，最后就地解散奔赴抗日前线这一路的艰难旅程与复杂斗争。许英是孩子剧团的灵魂人物，也是孩子们的精神支柱。和冬梅的完美无缺不同，许英在一次次面对未知的生活和工作挑战时，是有犹豫和担忧、软弱和幼稚的。方老师让她带领孩子们排练活剧，她没有经验，只得硬着头皮上；与方老师失散后，她摸不着方向，心里害怕，“由于一时心急，感到担子的沉重，她担心团员有损失，泪水忍不住扑簌簌地滚下来”。可她没有退路，20多个饿着肚子的孩子等着她去领导，环境逼得她不得不坚强。小说细致地描绘出一位女共产党员一步步成长、成熟起来的过程。许英的男同学尚德一直从旁协助她，一改之前红色儿童文学中总是女性协助男主人公的人物设定。小说中孩子剧团走了3年，结束时许英19岁，已经是成年的大姑娘了，她与尚德同行互助许久，相互扶持敬佩，逐渐产生了真挚美好的感情，这是符合真实人物的性格发展规律的。小说将二人的情感写得光明磊落、真切动人又含蓄内敛，遵循了儿童文学的正面价值导向。
主体性：具有强烈主体性的女孩
《奇花》中的许英虽然具备了正常人的优缺点和情感走向，较为真实可信，但依然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从外部去描述她的行为表现，并没有深入她的内心，主人公的性格与个性还是偏弱。而有一些作品已经开始关注女主人公的主体性，它们多使用第一人称，便于刻画女孩细腻复杂的心理活动。
《“强盗”的女儿》（史超，1961）中的桂娃是一个勇敢又懵懂的贫苦人家的女儿。故事的背景是红军时期江西农民在酝酿起义，桂娃的爹是共产党，也是起义的领袖。桂娃虽然不懂革命，爹也没有告诉她真相，但她能感受到爹的危险，她一心想要保护爹、救爹，于是不顾一切地一次次冒着危险去通风报信，间接立了大功。桂娃的状态始终是“懵”和“猜”，从头到尾都处于想象和担忧之中——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写出了儿童有限的理解能力和真实的心理反应。桂娃偶尔听到爹和叔叔们低声讨论，她的心理活动是：“啥子抗粮哦，搞枪哦，庄稼人要那些做啥子用嘛？”胡子表叔往她家送柴（其实柴里藏着枪），桂娃在心里笑胡子表叔“迂磨”：“我家守着山，伸手就是柴火，何需你从后山向这送？”桂娃去给爹送饭的时候，也体现出女孩子特有的胆小：“快到死人崖的崖口上，有座破庙，庙里那个绿脸的神像，朝我咧着血口。我闭起眼，绕着庙跑过去，折了一根树枝，这里一打，那里一抽，给自己壮胆子。”非常具体而形象。桂娃虽然不懂那些革命大事，心思却也细腻缜密，比如她三姑来家里，她给爹打掩护谎称爹在里屋睡觉，听三姑说家里没米吃，心里同情，转念又一想：“我有意给这个好心肠的三姑挖上碗米，但米放在里间，我怕三姑跟我进去，瞧见爹不在，坏了事，就硬起心肠装不懂。”这部小说中的桂娃这一形象有想法、有脾气、有主见，已初具女主人公的主体性。
而《盐丁儿》（颜一烟，1985）中的小姑娘盐丁儿则显现出十分强烈的女性主体性。盐丁儿的身份本是晚清的格格，祖上都是皇亲贵戚，父亲位高权重，却因为封建大家庭的“重男轻女”思想，过着悲惨的生活。父亲流连在姨太太屋里，母亲被祖母百般折磨，盐丁儿被祖母视为“扫帚星”，斥名为“盐丁儿”，意为咸（嫌）透了。她对家中的规矩充满疑惑：“为什么一家人有站有坐呢？说是老的坐、小的站吧？那么麟哥儿不比奶奶（妈妈）小得多吗？说是男的坐女的站吧？那么太太（祖母）自己不也是女的吗？”畸形的生活环境让盐丁儿从小就产生了男女平权意识，处处比着哥哥麟哥儿，处处不服气。多次表明：“我不要当女的，我要当男的！”中秋节的时候，祖母的哈巴狗都有螃蟹吃，却没有盐丁儿的份。后来母亲、姨太太都被折磨死了，继母进门，盐丁儿连饭都吃不上，全靠管家福大爷怜惜她，偷偷把猫食留给她吃。日子越是艰苦，盐丁儿越是奋进，她要给死去的母亲争口气。13岁考上师大附小，当选班长时，她心想：“女生还能当班长？这可是真正的新事儿！怎么？在这个学校里，男生不但不欺负女生，还选女生当副班长？”两年后，她又考入了师大附中，生平第一次见到女老师，惊讶极了！因为在她的记忆中，女人都是低人一等，成天挨打受气，一直到被折磨死啊！盐丁儿读到了庐隐、冰心的文章，由衷感叹道：“女的，能当老师已经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了，现在又看见，女的还能写文章、出书、当作家，这在我心里激起的震荡真是大极了！”后来，盐丁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奔赴延安。这个与命运抗争到底、自立自强、奋发拼搏的女孩激励并感动着一代读者，尤其是女性。
儿童性：葆有天真儿童性的女孩
儿童文学红色经典聚焦的是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中，少年儿童对苦难生活的抗争，侧重于突出小主人公的高尚品质与不屈意志，注重模范性和教育性，较多展现其作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和预备成人的成熟的一面，而较少注重其儿童天然本性的发现。萧平的《三月雪》（1956）中偶有一段关于童真的书写：小娟（十一二岁）的妈妈要执行任务，把她寄放在邻居家，说好两天回，可小娟等了4天都没等到。周叔叔问她：“哭没哭？”她羞涩地笑，低头踢路边的小石子，说：“我就哭了两次。”“不对，睡觉时还哭了三次。”“没有，没有，就哭了一次。”小娟大声争辩着。“一看见妈妈回来你就又抱着她哭了，是不是？”“谁说的？是我妈告诉你的？”“不是，反正我知道。”“那还算哭呀？也没哭出声来。”这一段对话童趣十足，把小孩子想极力掩饰，又容易被大人套出话来的情形生动地描摹出来。
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中真正将女孩形象写活的是女作家刘真，她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采用的都是完全的儿童视角，以“儿童本位”的姿态展现了活泼自然的儿童心理、儿童思维与儿童情趣，这种写法在当时独树一帜，即便是放在今天，也令读者感到童趣盎然。《小藤篓的故事》（1956）中的凤妞（五六岁）喜欢收集“宝贝”：小皮人儿、花布条儿、瓷碗片儿、小瓶子，“这些小瓶子，我都把它们当人看待，好看的当成大姑娘和小媳妇，不好看的当成男人和老太太”。然后玩“过家家”游戏。这些行为和心理实在太符合小女孩心理了！《核桃的秘密》（1957）中的“我”（14岁）是一个馋嘴的小八路。小时候嘴馋，“就是云彩上掉下个雨点儿，我也伸出舌头来接几滴尝尝”。生活再艰苦，也能让自己的嘴不闲着，“什么有甜味的草根、野杜梨、黄麦穗，还有一种叫江米包的草子儿……野外所有能吃的东西，我都吃过”。14岁到太行山，看见美景不眼馋，最感兴趣的是山里的红柿子、黑枣、核桃……“我”偷溜出去摘核桃，心里想：“我只摘一个核桃，就算是犯了群众纪律，错误也不太大。”这是典型的儿童“明知故犯”心理。摘核桃回来，“我把头低得越低，小组长越是用眼角偷偷看我，也可能是我先看她的，要不然，我怎么知道她在看我呢？”
《长长的流水》（1962）特别细腻地刻画了小八路“我”（十三四岁）的小脾气、小个性以及成长转变的过程。故事写1943年全家到太行山参加革命工作，“我”年纪虽小，但性子野，心气高，不愿学习，不服从大姐管教。后来两人都因为生病在卫生所相遇，“我”把母亲捎来的两双袜子送给大姐一双。大姐看了“我”抱怨学习的日记后批评了“我”，这时“我”的心理活动：“好家伙！我浑身上下都是缺点了，每根汗毛都长错地方了，脚趾头也太短了，耳朵不该东一个西一个，腿肚子也不该脸朝后了……反正是没好地方啦，不好就不好吧。”这非常符合儿童听不得批评还要强词夺理的特征。“我”的脸越拉越长，竟然伸手拿过那双袜子，不送给她了。可是随后便开始自省：“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听见人家批评，怎么就像身上着了火一样呢？”这一段心理描写极其真实，一个骄傲的小八路形象跃然纸上。一直到后来，“我”长大成人了，才理解了大姐的良苦用心：“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好干部”。刘真笔下的女孩形象天真烂漫、个性鲜明，注重儿童性的捕捉与描摹，为红色题材儿童文学注入了新鲜、昂扬、跃动的活力，也更贴近儿童的真实生活与儿童读者的审美喜好，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从历史边缘走到舞台中心，从面目模糊到眉眼清晰，从依附于少年主人公到具有独立的主体性，从勇敢顽强的女英雄到活泼任性的天真儿童，我们看到了特定历史时期女孩的生存风貌与形象的演变轨迹。她们身上充满坚毅果敢、导人向善的正能量，同时又闪耀着不同于少年英雄的温婉与灵秀，是红色经典儿童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如今，多部以女孩为主角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陆续问世，比如左昡的《纸飞机》、李秋沅的《木棉·流年》、毛芦芦的《福官》、王苗的《雪落北平》等，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女孩身上所蕴蓄的巨大生命能量与抗争精神，这无疑为红色题材儿童文学长廊增添了新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