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园：回到儿童文学写作“常识”
前几年儿子上小学，特别迷恋马小跳、墨多多之流。这些“小人儿”动辄撑出一个长长的系列，他就一部追着一部买，有的还翻来覆去地看，津津有味、乐在其中。说实话，这些畅销书除了故事有趣，善于迎合儿童心理，其思想内容实在单薄贫乏，文字更是平淡无奇。作为消遣读物翻一翻当然无害，可是倘若作为文学作品，其审美品质实在值得质疑。于是，我给他推荐了一些我认为值得精读的儿童文学，譬如《安徒生童话》《小王子》《青鸟》《新月集》《夏洛的网》《草房子》《寻找鱼王》等等。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只认真读了两遍《夏洛的网》——我翻译的那个版本，他成心要为我的译文挑刺（很开心地找出了一个校对错误）；至于其他书，他要么草草翻过，要么读不下去——用他的话说就是，“太深了”“不好看”。
当然，儿子的感受与他的年龄有关，他还不太能理解比较深奥的文学作品。但是，他的选择还是引发了我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好的儿童文学？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得回答什么是“儿童文学”。所谓儿童文学，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儿童，作家创作的作品须符合儿童的阅读心理和审美趣味，这是与成人文学的根本差异。但是，“符合”是否就意味着一定要去“迎合”呢？这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理解“儿童本位”。周作人在《儿童的书》中说过：“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儿童本位观念，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存在具有独立性。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这当然是应该遵循的基本伦理。但是，当我们强调成人要理解和尊重儿童时，并不意味着完全去迎合儿童的消极需求，因为儿童毕竟是“未完成的”，需要教育、引导、提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儿童文学有责任帮助儿童建构正确价值观，帮助儿童提升审美品味，只有如此，才能使儿童逐步实现作为生命存在的“独立性”。
尽管是给儿童阅读的文学，但就本质而言，儿童文学还是“文学”。它不是新闻报道，不是知识读本，不是励志故事，而是一种特殊的诗性文本。回顾我们熟悉的儿童文学经典，它们也许不是最好看的作品，但一定是最耐看的作品；它们也许不是某个时代最受儿童欢迎的作品，但一定是传播既广且远的作品。它们往往既与那个时代脉息相通，又能超越那个时代的具体生活情境；它们往往源自现实生活，又总是洋溢着理想主义气质；它们往往会塑造出鲜明可爱的形象，这个形象可能叛逆、顽皮、淘气，但一定是追求真善美的；它们的叙事可能浅显易懂，但是一定包蕴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不会放弃对有意味的形式和对诗性文字的追求……
回答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其实并不困难。很多看似玄奥的难题，一旦回到常识，往往迎刃而解。可是，“常识”最容易被人们忽略。当儿童文学越来越市场化和产业化时，许多文学常识就被作家们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所以才会导致非文学的“儿童文学”泛滥。
在市场化的汹涌浪潮中，舒辉波没有随波逐流。他不仅尊重“常识”，而且一直坚守着“常识”。正如评论家叶立文在一次研讨会上所言，舒辉波的儿童文学是一种“出圈”的写作。他是出了“流行”的圈，回到了“常识”的圈。在“常识”的圈内，他还有自己的创新，这就更不容易了。
《逐光的孩子》就是一个成功“出圈”、多有新意的文本。本专辑的四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切入这部作品，充分揭示了它的“文学性”。胡德才认为，《逐光的孩子》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山村儿童形象，彰显了理想主义精神，通篇洋溢着浓郁的诗意，“直面现实、真诚书写，严峻但不悲观，温馨而又感伤，苦难中升腾起希望之光”。陈澜则指出这部小说延续着舒辉波写作中“爱与疗治”的主题，她从师生双向情感疗治、文学对于人生的疗治、作品本身对读者的疗治三个层面展开细致分析，进而敏锐指出，舒辉波笔下的儿童比成人拥有更高的心理站位，“折射出了一种根植于现实语境的现代儿童观”。殷璐对少年覃廷雍的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敲钟人”的身份设定和梦想成真的结局具有象征性，不仅渲染了充满温情的爱的氛围，而且增加了叙事中的谐趣，最终都指向了作品整体的美感与诗意。周聪认为这部小说涉及新时代山村师生形象塑造、乡村自然景观的呈现、支教教师的身份认同、城乡经验的碰撞冲突、乡村教育困境等诸多命题，还认为文中大量存在的“副文本”敞开了一个多元的、诗意的文本空间。
就在组织这期评论小辑之前，我特意把《逐光的孩子》放在儿子的书桌上，嘱他抽空读一读。一天早餐时，他突然对我说：你推荐的那本书，挺好看的。然后，他一二三四五谈了阅读心得。虽然他说得不是那么专业精深，但是很多感受和我们相去不远——看来，一部好的儿童文学，在审美之眼审视下并没有什么隔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