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甲戏《范进中举》咀华
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上好戏连台，福建泉州市高甲戏剧团创作的《范进中举》就是其中一例。编剧陈云升、导演周俊杰、音乐设计叶正萌和主演褚育江、陈情瑜、李伟强等主创人员的艺术创造，使得一个从经典讽刺小说改编的“轻题材”剧目变成了一个有追求、有个性、有鲜明剧种特点和浓郁地域特色的生动剧目。
“演”的魅力
对中国300余种地方戏来说，声腔、语言、程式是它们彼此区别的标志。高甲戏有十分突出的语言系统和格外鲜明的“编程”特点，这是其传承、发展的关键。笔者刚接触戏剧表演时，曾对“一些表演，也来自于对偶戏、傀儡戏的动态模仿”感到不可思议，直到后来看到高甲戏，这对笔者关于表演的“学术想象”构成了一种洗礼式的刷新。高甲戏《范进中举》让笔者再次强烈感受到了这一剧种的魅力。那种从偶戏借鉴来的行动特征及其赋予的丑角表演、举止动态的艺术标识，正是高甲戏的“梨园身份证”，是其表演的“舞台特征感”。该剧用“演”的纯粹，把小人物命悬“一考”的人生夸张地刻画、生动活泼地勾勒出来。范进的形象从执著的“痴”、到“社恐症”的“怂”、到不谙世事的“迂”、再到叫卖唯一“家产”一只母鸡时的羞与怯，还有受欺凌时的弱、中举后的疯和癫、面对众人来贺时的浑然不觉和不知所措……这些竭尽全力的“演”，使观众在剧场看得津津有味、笑声不止，证明了该剧的精彩在于能把妇孺皆知的故事内容变成观众喜闻乐见的“演”的艺术。这是高甲戏“演”的技巧与魅力所收获的剧场成功。
把故事中人物于命运变化中的心理活动形诸于外地表现出来，是戏剧最吸引人的部分。该剧最精彩和最该着力的部分也在于此。在保持表演程式特征的基础上，该剧对其他剧种的丑角表演艺术有一定程度的吸收容纳，为其表演艺术增加了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戏剧“在创造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的努力。
“范儿”的贴合
如果把一个剧种的文化气象和艺术遵循看作一个剧种的“范儿”，那么高甲戏擅长丑角、适合小人物社会生活的表达、生命状态状写的戏剧品格就是这一剧种的“范儿”。
从《连升三级》到《范进中举》，泉州市高甲戏剧团先后有两个剧目入选中国戏剧节，既表明中国剧协特别关注剧种剧目的地方性、特色性、唯一性，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了地方剧团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发展特色的思考与关注，表明其在形式特征下找到了适合自身的表达表现内容。于是，观众看到的《范进中举》，人物是底层的、事件是世俗的，这种底层沉淀、市井回荡和世俗拥趸的内容，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社会更迭与生活变化存留下来的人生内容和情感状态。其中折射、透视的“众生态”是对民族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一次冷峻洞察和超然回顾，也是该剧所具备的一种文化追求与艺术意义。
对戏剧而言，剧目形式与内容的匹配感和啮合度十分重要。从小说到戏剧，该剧留下的中心人物范进与核心事件“中举”，是折射市井众生相的多棱镜与检验“市井情”的试金石。借此，剧目把范进周围的人群“卷入”进来，从岳父、邻居、市井泼皮到荆妻老母，各式各样的人情世故、流动变化的市井生态都演绎了一遍。人物刻画的“内”与情节推演的“外”之间关联互动，完成了剧目的“演故事”和“演故事中的人物与人物带出的故事”。就本体特征而言，这一版《范》找到了目前这一剧种最适合的形式。该剧把小说观察到的人物、感悟到的人生百态，以漫画式的表现、速写式的叙述、丑角行当表演特征的强化传递出来，对畸形社会现象展开了辛辣讽刺，体现出剧情内容和戏剧表现形式的高度贴合以及内容需要和舞台呈现“范儿”的水乳交融。
“编”的取舍
该剧用重点笔墨写了胡屠户对范进态度从“蠢货废物”到“举人爱婿”的转变。市侩胡屠户的“变”源于对范进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认知的“变”，现实无比，顺理成章。此外，荣归的张乡绅、泼皮张二狗等群众角色也构成了市侩脸、世俗心的社会环境。这些从小说原作中“取”来的“事”和“人”从文字变成了形象、场面、细节和发展变化中的事态，抓住了小说故事的“核心”，构筑了演出形象的“中心”，强化了世俗色彩，表现得非常生动活泼。
然而，在剧情展示、场面呈现、细节凸显中该剧却看不到对范进更内在、深入、细腻的情感、心理、心智变化的表现，十分可惜。以鲁迅的小说为例，从《狂人日记》到《白光》，还有《在酒楼上》《孔乙己》这些作品中，作家对孤独的“人”、功名场中的“人”的刻画，对时代、环境、事件中的“人”的主观感受表现得十分细腻深入。如果《范》剧要进一步提升品质，那么，这种对人物主观刻画的“进一步”与“深一点”，也许是必要的。
艺术形式纯粹而内容却略显单薄的《范》剧如何才能精心打磨，更上一层楼？笔者认为，思考的着眼点可能正是对主要人物内心的挖掘表现，是对漩涡中心的范进形象的刻画。范进是中国科举制度文化和社会现实中的“这一类”，但作为戏剧形象，他更重要的是“这一个”。这一个体生命承载的社会人生的内容太丰富了，仅仅表达穷书生寒酸窘迫的存在感就显得不够了。摆柳见风，更多是表现风。如是看，剧目中的范进是“柳”，剧情里的众生是“风”。众生表现的痛快淋漓反衬了范进形象塑造的苍白和生命内容表现的短斤少两。能不能写风也写柳？尤其着重表现范进终于“中举”之后？编剧显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先验”过的以及《儒林外史》中人物原型形象的制约，在改编创作时的创造创新思路受到了限制，投射到剧目中就是三大重要段落：断炊饿饭窘境中的范进、卖鸡受辱的范进、“中举”冲击波（各种细节场面）中的范进一直都是退守忍让、被动顺遂的，问题是，在其一生当中有没有能主动思想和主观选择的时候呢？完全可能，也应该。那就是在他“中举”疯了癫了狂了的时候。失去理智的范进正是写好写深写活写真范进的契机。可惜，剧目在这方面没有找到深入人物内心的入口，错过了。
写戏的要义是为“人”设“境”与因“事”生“事”。为人设境，“范进中举”已经足够，但在表现人情世态和人物变化的“生事”方面，剧目中增加的如“卖鸡成偷鸡”“申冤被讹鸡”这些情节却没有在“因事生事”的链条上，缺少前后连贯照应。如果能让人人相贺的庸众、竞相送礼的乡绅的后来表现做一次世俗的“华彩表演”，对世态人心的讽刺岂不更加痛快淋漓？事件之间的联系也能让戏剧行动和剧情事件显得更集中、更有创意。
我很欣赏该剧结尾，加了一个原作中没有的形象：在中国社会历史生活漫长的甬道里、科举考试制度曲折的羊肠小道上，一个踽踽独行、躲躲藏藏的“落第秀才”的读书人形象。他是千千万万没有中举的“范进”。这个有高度概括性的“形象回环”的尾声是主创团队对中国科考制度下一类读书人的感性评价与形象概括，用力不大，举重若轻，却以少胜多，回味悠长。
